满江红·清明祭张家山国军第十军冤魂千古

楚慎言 · 发表于 2015-4-5 20:08:37

满江红·清明祭张家山国军第十军冤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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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依稀，衡阳外，忠魂英烈。
争寸土，断垣萧瑟，一腔热血。
几十年青春舍命，九千里死生埋骨。
壮军威、肝胆对昆仑，豪情悦。

长城倒，山河裂。
从军去，妻儿别。
战潇湘方显，鬼雄人杰。
燎火孤城枪弹尽，硝烟群虏医粮绝。
奈投敌，委屈救伤兵，冤高节。

注: 所注部分载录自互联网衡阳苯小子的空间http://blog.rednet.cn/?187905
1944年6月23日～8月8日震惊世界的“抗日衡阳保卫战”。在这个作战区域长达39万平方米（东西宽约1500米，南北长约2600米）的衡阳战场上，守军国民党第10军同日军侵华主力部队第11军，展开了为时47个昼夜的激战。这是我国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战场最大一次战役。也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两方作伤亡官兵最多、空前惨烈的城池争夺战。
国军第10军在最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依然死守衡阳城，终究因为敌众我寡而被日寇攻占。第10军军长方先觉被俘，这便引出了一段根骨奇冤。
方先觉，字“子珊”，原籍江苏萧县人，出生于1904年，黄埔3期毕业。他身材高大魁梧，骁勇善战。“芦沟桥事变”发生时，担任副团长，曾参加古北口战役负伤。伤愈后，升任团长。1937年11月第10军成立，33岁的方先觉升任为预备第10师师长，随即参加台儿庄战役。率部转战于皖南、浙西、浙东诸战场。1941年未至1942年初，日本第11军3次进犯长沙，第10军奉命固守长沙。方先觉率部在长沙外围的黄土岭、妙高峰，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击退日军精锐强敌，歼敌300余人。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获二等“宝鼎勋章”，晋升为第10军军长。第3次长沙战役后，第10军付出伤亡过半的惨痛代价，转移至衡山，实施为期10个月的整训。1943年，方先觉率第10军增援解救常德之围，获“云麾勋章”，第10军被誉为“泰山”部队。常德会战后，又返回衡山，进行不足4个月的“整补”后，便受命保卫衡阳。
从1944年6月23日至8月8日，在这惨烈的47昼夜里，方先觉率领的第10军全体官兵的英勇抗击入侵日军的事迹和在衡阳保卫战中的贡献，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众多史料中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此，不再进行详述，着重对方先觉是否“投降”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被俘”和“投降”的定义：
“被俘”就是成为俘虏。《辞海》解释为：“战争时擒获敌人，或为敌人所获。”
“投降”：“指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对敌人屈服的思想和行为。表现为卖国求荣，迎合外国侵略者的利益和需要。”
   由此，可以看出，“被俘”与“投降”这两个概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战场上，由于无法抗拒的外力因素,导致“被俘”，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每场战争都会有“被俘”现象出现，这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也是能够被接受的，仍然是可以称为“英雄”；正是如此，南宋文天祥（1236～1283）“被俘”了，现在仍称“民族英雄”。而“投降”则不同，他是指被敌人俘虏后，对敌人屈服、背弃民族或阶级利益，成为敌人的帮凶，那他只能是民族败类；明末、清初时的洪承畴（1593～1665）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二）、方先觉是否“投降”？
   日本战地记者小田岛在1944年8月13日《朝日新闻》撰稿说：“该军长等旋随部队前往投降谈判场所涂仁中学，我部队长偕幕僚长以下诸人，于8日午前10时45分在学校防空壕内开始谈判。壕内置有一张木桌，部队长坐在正面，方军长坐在他的对面，该军长两侧为第10军参谋长孙鸣玉以下……。部队长突破紧张的空气，以严重的口气凛然地说：‘本官以日本军最高指挥官的资格向贵官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拒绝了敌军所提出的七项投降条件，提出我方面的无条件的投降要求书，并且很严厉的说：‘请及时答复’，部队长的视线集中于军长的脸上。方军长听了翻译的话以后．低声确定的答道：‘服从这个要求’。部队长说：‘至于解除武装的事回头听日军指示’。这样衡阳守军全面的向我军无条件投降了，时已12时，在投降书上签了名的军长的脸上表现了动摇不定的恐惧，最后我某参谋长向方军长要求道：‘请命令衡阳重庆军即时停止战斗行为’。方军长当即请参谋长命令全军停止战斗。方军长会同我部队长又把服从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师长，各师长也都无异议的同意了。部队长最后声明，各师长的身份，皇军负保障之责。这感动了投降我军的敌将们，会见终了后走出来的方军长及各师长的脸上浮现了一些安静的情态。”当时的武汉政府报纸首先刊载说：“方先觉的军队接受了日本的改编，名为‘先和军’，方先觉任军长，兼省主席。”
大多数说方先觉“投降”的文章，都是根据上述报道和敌占区的报纸记载作为自己文章的依据。我认为这种做法有些欠妥！每场战争期间，敌我双方为了战略上的需要，都会利用媒体进行有利自己一方的宣传和报道，在这些宣传、报道里面，往往渗杂有许多是虚假、夸大、缩小的成份，与事实真相必定会有很大的偏差，这是一般的常识性的问题。因此，不加分析地拿这些报道作为史料依据，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学术行为。敌我双方的宣传报道只能作“参考”，不能作“依据”。更不能将“被俘”与“投降”之间的概念，不加甄别地混为一谈。对于任何历史事件，都应该结合多种史料反复核实，严格、科学、公正地进行论证后，充分挤出其间不真实的成份，才能给予适当的结论。
方先觉是否“投降”，我们可以从下面亲历者的回忆，帮助找出准确的答案：
（1）据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一书记载：“战后的最一天，方先觉军长等拍呈蒋委员长电，由孙参谋拟电稿，电文如下：‘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 ……衡阳陷落之日（8月8日），由于我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敌军愤怒，肆意开屠杀。而手榴弹爆炸之声，此起彼落，遂成为我官兵集体殉国与敌偕亡之体炮矣！此时仍有7000余伤患员官兵，于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非笔墨所能形容！”
（2）蔡汝霖著《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四个师长、军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有人拿出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将蒋介石训斥余程万：‘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的一段话念给方先觉听，方先觉听完这段话后对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但是我们走了，剩下这样多伤兵怎么办?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那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经过一番议论后，参加会议的人都哭了起来，都感到死到临头了。方先觉说：‘决不突围，一定死守，你们每个师长只准留卫士4人，其余一概上前方作战，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说就算违抗命令，按私说你们对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处，如要自杀，我先动手。’他最后威严地说：‘要知道我自杀了，你们纵然逃脱，委座亦不能饶恕你们，你们自己也不能为人。’……8月7日，日军由演武坪向军部逼进时，预10师第28团团长曾京带了十几个人来抢救方先觉，想保方先觉突围。方说：‘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入夜，方先觉对他的幕僚和卫兵说：‘你们已陪我尽到了最大责任，你们各自想办法寻生路去吧，我就死在这里’。说完要夺卫兵的枪自杀。以后方几次想自杀都被阻止了。”
（3）何种圃著《方先觉与衡阳保卫战》一文说：“8月8日凌晨，大批敌骑摇旗呐喊向军部扑来，伤残官兵无力还击，大势已去。方先觉掏出手枪自杀，两个卫士横腰抱住，子弹虚射，自杀未果。此时，张副官竖起白旗，以致官兵被俘。”
  （4）李若栋（原国民党第10军预10师第28团第3营营长）说：“8月7日夜，午夜时，日军距地下室室仅数十米，军长方先觉最后给蒋介石的电报是“来生再见”，并举枪自杀，在旁的副官处处长张广宽夺其手枪。紧接着举起白手帕向日军摇摆，双方枪战停止，日军便闯入地下室把军长方先觉和3位师长带走了。”
  （5）1976年，方先觉在台湾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说：“翌（8 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11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我告诉他，我们绝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①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②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歉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纪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
上述战争亲历者对方先觉“被俘”前的情景，描述得非常清楚、详细。给阅读者呈现出，那战争最后阶段时的惨烈、悲壮场面。这些资料的作者，都是事件的亲历者，都是他们若干年后的回忆（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可以说是脱离了当时 “利害”关系的冲突，并与有关档案记载相符（还有许多亲历者回忆文章的内容都与此大同小异），应该是非常接近“史实真相”。由此，可以判断出这样的结论：方先觉应该属于“被俘”，而非“投降”。理由如下：
  （1）方先觉能够为第10军的7000名伤员，而主动放弃“突围”逃生的机会，选择了“与大家同生死”。这样的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那些众多高级将军们中能有几个？我想：如果在后来的战斗中，那些将军都像方先觉一样，日军就不可能打能“打通大陆交通线”，战果也还会是那样惨！今天，我们舍身处地去想一想：当时，衡阳外围援军共有8个军（20、26、73、74、79、93、100），总人数是进攻衡阳日军的3倍，且握有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可见其实力雄厚。他们到达雨母山、鸡窝山、樟树坳等地后（离衡阳城10华里以内），便停止不前，却说“激战一番，日军兵力强大”而撤走。事实是：“只有雨母山方向……重庆军企图冲破阵地，联队引诱坦克靠近350米直距射程内，立即调动速射炮击毁其两辆，第三辆见此情况，慌忙在公路上调头逃去，激战便告结束。”——（日军档案记载）
“20日午后，遥闻西南郊外隐约的枪炮声，经与62军电台取得联络，约定互为策应，以期早日会师。方军长命军特务营精选官兵150余人编成5个突击排，由曹华亭营长率领，利用夜暗，冒险突出重围。天明以前，突击部队抵西南之五里亭，不意友军踪影已渺。历尽险阻，竟未能相会，遂于21日夜失望而回。归途经敌军节节阻击，伤亡过半。曹营长虽受伤，仍然率残部生还……。”——白天霖编撰《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
这难道说不奇怪吗？150余人能够在同样的路线上，虽损失过半，却来去自如。而那些人数3倍于日军、且手中握有崭新美式武器的援军，却驻足不前，不敢进城，游离于衡阳西南郊外，无法打开衡阳城的“解围”之路，说是“防止日军包围”。这种说法能叫人相信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有资料记载：第100军军长李天霞说：“衡阳解了围，方先觉岂不成了抗日英雄！”由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的派系斗争的激烈程度。因此，衡阳城陷落、方先觉为何“被俘”的真正原因，不是敌军的兵力强大和攻势凌厉，而是由于国民党军界的严重“内耗”，而诱发外围解围不力所造成的结果。
同时，我们也能够解读出“衡阳保卫战”期间，另一个难以理解的“谜团”；那就是在衡阳47天的战斗时，“国民党军队已开始有了混合编成的中美空军，空中优势已不在日军手中，”可是，衡阳战区却没有发生任何“空战”。据史料记载：国民党空军损失的唯一飞机，则是由日军地面炮火击中的。每天双方空军就像事先排好节目一样，你的飞机轰炸完，走了；我的飞机再来轰炸。这一现象，叫我们读史的人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评论。
说到这里，再来读一段1944年12月18日重庆《扫荡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将近1个月，敌人继续发动攻势。大家以为全州是第2个衡阳，而敌人一腿就跨过了大榕江，全州不战而弃。桂林名城天险，调重兵，聚粮械，连布置防务的负责人都说‘桂林能打3个月’。结果啊！36小时而陷！柳州也同日完事！这一路的守军真太差劲了！桂林一带的将军们，请你们照方军长的镜子，你们还有什么颜色？方军长啊！谁知道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后头！柳州弃守之后，敌人马不停蹄，跟纵入侵。陷宜山，越怀远，破金城，踏河池，蹂南丹，窜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黑石关，过中捞河，闯过了独山。进军千里，直如无人之境。……”
今天，我们再读到六十多年前的这段社论后，我们还能要求方先觉将军会有怎么样的“表现”，战争是残酷的，它不是文学创作。此时的衡阳城内，弹药消耗已尽，却没有补充；“战场周围的野草、浮萍等，早在日军第二次总攻前就全都被吃光了”；在这样弹尽粮绝的战场上，其结果不是“牺牲”，就是“被俘”，这是战争中无情的规律。方先觉应该对此非常清楚，他有“突围”的实力和机会，但他选择了“死守”和“牺牲”，可惜没有实现。那结果只能是“被俘”，保住数千名受伤战友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