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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耳》是《诗经·国风·周南》中的第三首诗。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余下12句略) 郭沫若先生译此诗在1922年,距今已一百个年头。先生译诗就是解诗,是以译诗的形式彻底颠覆两千多年来的种种经学旧说,复现《卷耳》一诗民间情歌的本真容颜。 最初的经学解说无疑是卜序毛传郑笺。托名卜商的小序云:“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把诗意落实为后妃辅佐周文王任用贤人为朝廷官员。毛氏传为圆通诗意,将“周行”解为“周之列位”,郑笺则顺着毛氏传作进一步解释:“周之列位,谓朝廷臣也。”⑴自《诗经》被汉儒尊为经,卜序毛传郑笺也成了不容置疑的经义。 最先对汉人解说提出质疑的是宋人。 北宋欧阳修《诗本义》否定是卜商作小序,认为这不过是荀子之说——卜商是孔子高足,而且因善解诗而得孔子表扬,若小序真为卜商所撰,那就真成为经义而不容置疑了。欧阳修接着断然否定小序“求贤审官”之说,指出这是君王的职责,而不是后妃的职责。但是,欧阳修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后妃之志”,只是换个角度维护此说:“卷耳易得,顷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顿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以谓贤才难得,宜爱惜之。”⑵ 南宋朱熹对《诗序》质疑最多。其《诗序辨说》以“皆无明文可考”否定《诗序》为孔子、子夏(卜商字子夏)所撰,并逐条批驳小序中的臆度妄说。其《诗集传》不收《诗序》,释“周行”为“大道也”,并解释诗意道:“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赋此诗。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适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旁也。”⑶但朱熹跟欧阳修一样,虽有质疑,最终却也还是回到了卜序,只是换从后妃思念文王的角度来阐发“后妃之德”一类的经义。 清代学者对汉人宋人之说都提出了质疑。 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卜序所说“后妃之志”是附会;认为欧阳修之说自相矛盾——既然“求贤审官”不是后妃职责,那么讽喻君王求贤惜才也有干涉政事之嫌;认为朱熹的解说是臆测。奇怪的是姚氏否定了前人所有的解说,却又认为“谓文王求贤官人”可以说通,还是未离卜序。⑷ 方玉润《诗经原始》在批驳前人之说后,指出“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这应该是古人作出的最远离卜序的解读。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者,方玉润并没有跨出最后一步——认定这只是一首跟爱情有关的民歌。他以诗中可以有“以夫妇寓君臣朋友义”之寄托,绕了一个圈子,依旧回到原点,承认卜序所立经义“亦无不可”。⑸ 彻底动摇《诗经》经学地位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先生是向《诗经》经学化发动猛攻的第一人,而郭沫若先生则是以译诗形式还《诗经》文学本来身份的第一人。先生将《诗经·国风》中四十首“男女相恋的情歌”译成新诗,1922年编集成书,题名《卷耳集》,于1923年8月出版。《卷耳》是诗集中的第一首,其对原诗前四句的翻译如下: 一片碧绿的平原, 原中有卷耳蔓草开着白色的花。 有位青年妇人左边肘上挂着一只浅浅的提篮, 她时时弓下背去摘取卷耳, 又时时昂起头来凝视着远方的山丘。 她的爱人不久才出了远门,是骑着一匹马黑马,携着一个童仆去的。 她在家中思念着他坐立不安, 所以才提着篮儿走出郊外来摘取卷耳。 但是她在卷耳的青白色叶上, 看见她爱人的英姿; 她在卷耳的银白色的花中, 也看见她爱人在向她微笑。 远方的山丘上也看见她的爱人在立马踌躇, 带着个愁惨的面容, 又好像在向她诉说别离羁旅的痛苦。 所以她终竟没有心肠采取卷耳了, 她终竟把她的提篮丢在路旁, 尽在草茵之上思索。⑹ 显然易见,先生译诗不是为着普及《诗经》,而借此形式作出与经学旧注截然不同的解说。在《卷耳集》的自序中,先生开宗明义就自称“离经叛道”。《卷耳》在先生眼里,就是一首“男女间相爱恋的情歌”,跟后妃、文王了无关系。两千多年来的一切经义式的注解都被抛弃,先生声言:“我是纯依我一人的直观,直接在各诗中去追求它的生命。”先生的目的在于破除“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复活“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 以白话译《诗经》,这形式自然也是“离经叛道”。套上经学外衣的《诗经》所具有的神圣感、神秘感,在先生笔下变成白话后便荡然无存了——《卷耳》就是一首可以传唱的平民情歌,以情动人,讴歌爱情。在新文化运动的诗坛上,先生的《女神》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新诗集,⑺而《卷耳集》则开创了以新诗译旧诗的形式。先生意译《诗经》的方式,也堪称前无古人,后罕来者。先生之后百年之间陆续刊行的《诗经》译本,就笔者所见,无一不是逐句对译,唯有先生彻底撇开原诗形式,不只是以长短参差的句式来翻译,更将《卷耳》的前四句译成18句加2句。所谓加2句,是原诗的第二句被先生移至译诗的结尾,译作两句:“卷耳草开着白色的花,她浅浅的篮儿永没有采满的时候。”先生独特的译诗方式,至今读来仍觉新意盎然。 在百年前的文学革命中,先生是骁勇的旗手之一。先生写新诗,以新诗译旧诗,正是其倡导文学革命的呐喊方式。先生的呐喊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惊雷,振聋发聩。百年之后,翻看先生的作品,仿佛余响犹在。笔者撰此小文,只为向当年的先生遥致敬意。惟先生之晚年,与时浮沉,不堪回首。时势造就的英雄,终被时势所屈。致敬之余,复有叹焉!
注释: ⑴毛亨传、郑玄笺:《毛诗传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7页。 ⑵欧阳修:《诗本义》卷一。其论曰:“《卷耳》之义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顷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忧思在于求贤而不在于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説也。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之职也。” ⑶朱熹注:《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页。 ⑷姚际恒:《诗经通论》卷一。 ⑸方玉润撰:《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第78页。 ⑹郭沫若:《卷耳集·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页。下文所引郭沫若先生之语皆见此书。 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是胡适先生1920年3月出版的《尝试集》,但集中有些诗“还未摆脱旧体诗词体式的束缚”,“实在不过是一些洗刷过的旧诗”。郭沫若先生1921年8月出版的《女神》,其形式与思想内容都是全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杰出成就和巨大影响的新诗集”。——参见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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