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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曾是田舍郎 （连载三）
蓬草 写于2020-2021年
（三）忙碌的收获季节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农业生产大体上是这样。不过，青年农场里各队的工作有些不同。蔬菜队的一些蔬菜在夏天就开始成熟了，因此我们的收获时间跨越夏秋两季，中间没有间隔。农田队的五谷杂粮成熟期也不同：八月初麦熟，九月收谷子割高粱，10月割玉米和大豆。果树队的收获有些神秘，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摘果子。
蔬菜：劳动和文明的成果
忙完了夏锄、抗旱和施打农药，蔬菜队的西红柿、辣椒和茄子就陆续成熟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收获劳动成果了。这个过程从七月到十月，延续三个多月。收获最多的时间是八、九月份。 劳动给人的感受，四季不同。春天来了，四野生机，令人怦然心动，一身轻松，不觉劳累。夏季一到，酷暑熬人，烈日当头，口干舌燥，劳动都是辛苦，极少欣快。秋天早晚凉爽，物产丰富多彩，当此情景，便会心情舒畅。冬季严寒，北风割面，在冰天雪地中劳作，绝不能当可怜虫，必须发挥一点儿英雄气概。下面的诗句描写的是初秋之时收获蔬菜的情景：
晨起微风爽，初觉露水凉。红颜迎翠绿，素手摘清香。 果实收菜篮，五彩入箩筐。休叹春光短，尽享秋色长。 —— 蓬草 （《塞北秋歌》节选）
红颜素手，代指蔬菜队的女知青们。收蔬菜时，女知青们负责摘菜，每人提一个柳条篮子。我这样的壮劳力们则随着小王的马车来到田间，弄几个柳条筐，放在女知青之间。她们的篮子里放满了蔬菜，再倒进柳条筐里。我们男青年则扛起柳条筐，走到马车边，再将蔬菜倒进车里。装满一车后，就运回仓库。
收获茄子和辣椒比较轻松，一满筐也就是四十多斤。一只手将其提起，另一只手托底，轻松地就上了肩。收柿子就比较费劲了，满满的一筐西红柿，有七十多斤重。这时必须事先运好气，曲腿弯腰；一只手抓住框边，竭力将其提起；另一只手迅速托住筐底，借着上升之势，将其搭上肩头；菜筐上肩之后，再挺直腰。然后走十几米远才能将柿子倒入马车箱内。这个过程只能靠自己完成，是地地道道的力气活，不过我们都能很好地应付。
九月末和十月初是收获土豆、白菜、萝卜和大葱的季节。这时我们不再扛土筐，而是随时把蔬菜装到马车上。收获土豆是半机械化，先是用拖拉机拉犁，犁入土也很深。拖拉机驶过，土豆就从土里翻出来。我们提着柳条篮子，捡收土豆，再装入跟随的马车里运走。收获萝卜时要靠人拔。接近圆形的红萝卜大半埋在土里，不太好拔。拔萝卜时要大弯腰，抓紧萝卜櫻子，有时还要晃动几下，用力才能拔出来。青萝卜长得高，接近一半露出地面，基本上是一扳就倒。有时我们干脆一脚踹过去，萝卜就出来了。不过萝卜偶尔也会被我们踹断，这时就乘机在地里啃几口萝卜。拔白菜也不费力，也是一扳就倒。
蔬菜队的大葱也很喜人。笼台上的大葱一棵挨着一棵，没有间隔，排成一列。在生长过程中，我们多次给大葱培土，把垄台弄的很高。这样大葱不断生长，在土里的部分长成一尺高的葱白。拔大葱不费力，收获时很痛快。和拔萝卜不同的是，绝对没有人会中途停下来吃大葱。蔬菜队不缺菜，田间尝尝新鲜，也得挑挑拣拣，有点儿品味才行。大葱没有蘸大酱是不能随意吃的。
追究起来，茄子、辣椒和西红柿这三种蔬菜都不是起源于中国。我们收获的不仅是自己劳动的成果，也是世界农业文明的成果。史学界大都认为茄子起源于东南亚热带地区，像古印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等地。中国最早栽培茄子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而考古学家发现了印度人五千多年前食用茄子。辣椒则起源于北美洲，2014年的一项多国合作研究综合了多方面的信息，最终确定，辣椒的最早驯化地是在墨西哥东南部的特瓦坎谷地。到明朝末期，辣椒才传入中国。西红柿又称番茄，其起源中心是在美洲的安第斯山地带。15世纪末，印第安人开始种植番茄，18世纪初传入欧洲，18世纪末开始食用番茄。中国种植的番茄是从欧洲以及东南亚传入的，到20世纪初民间开始栽培食用番茄。常见的农作物中还有一些来自国外：玉米来自美洲，小麦来自西亚，花生起源于秘鲁和巴西，马铃薯也起源于秘鲁。
看来历史上的中国农民曾经接受过世界各国农民的教育，而我们在接受再教育的时候更是间接地接受了外国农民的教育。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文化的古训。今天我们吃川菜，做柿子炒鸡蛋，蒸馒头，啃玉米，烧茄子，都受惠于世界文明的进步。下面还要提及，我们的祖先也为世界农业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培育了水稻和谷子，使中国成为世界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既不狂妄自大，又不妄自菲薄，应当是我们对待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应有态度。
农田：自然与科技之美
蓝天飘彩云，塞北换秋装。横卧三千里，身披红绿黄。 点头看谷穗，醉脸望高粱。玉米舞双棒，相拥入梦乡。 —— 蓬草 （《塞北秋歌》节选，2011年11月）
秋天的色彩很丰富，五颜六色。金黄的谷子，红色的高粱，枯黄的玉米和大豆。蔬菜地里的大白菜，青红萝卜，红柿子，绿辣椒和紫茄子。秋风飒爽之时，蓝天白云之下，整个农场就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不能慢慢地去欣赏眼前美景。秋收季节，十分繁忙。首先是要收割地里的玉米、高粱、大豆和谷子。这时果树队和蔬菜队的知青们都要去帮忙。
我比较喜欢割玉米和高粱。割玉米和高梁时很痛快，人不需要大弯腰，也不费力。口渴了，还能随手割下两节玉米秸啃几口，微甜的汁水进入口中，也是一种享受。高粱长得高，割下来时有些头重脚轻。女知青抱不住高粱，一镰刀下去，高粱会东倒西歪，很不容易放整齐。只能一次抓住两三根高粱，慢慢割。身材高大的男知青们则没问题，只要向前伸出手，一镰刀可以割出两尺远的距离。割玉米和高粱的唯一麻烦是，玉米和高梁叶子会划脸。男知青们不太在意，而女知青们则是比较顾及颜面。
无论是割高粱、玉米还是大豆，镰刀是否很锋利关系不太大。割谷子的时候就不同了。谷子的纤维坚韧，割的时候费力。镰刀不锋利，就割不断谷子。有一次割谷子，我和农田队的青年队长因为开会，耽误了磨刀。我们到地里一干活就都落后了，还累得腰酸背痛。生产队长都是劳动能手，现在却在劳动中落后了，这让我们都感觉很没面子。“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用在割谷子上面也很合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并非只靠使蛮力。除了增加劳动强度、熟练程度和技巧，还有，劳动过程的组织和管理，生产规模的协作、自然条件（比如土地和矿产资源的丰度），及科学技术的应用。记得马克思在论述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时，科学技术的因素放在了第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时代越进步，科学技术的作用就越大。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邓小平大胆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我们那时经常喊的一个口号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大干了还要大干！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主要强调靠增强劳动者个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付出，而对科学技术只字不提。当时的青年农场附属于园艺研究所，其实我们还是借了科学技术的不少光。例如，小麦的播种和收割就是完全的机械化；人力与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相比，效率上的差异一目了然。没有机械化，当年的滚滚麦浪要大打折扣。
八十年代初我在郑州读书，某晚与两位高年级的研究生聚餐，一位湖南人，一位上海人。席间谈及心中最美的景色，湖南籍的老兄认为东北的景色不及南方。上海籍老知青认为，他心中最美的景色就是建设兵团那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他说的这种美，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田园牧歌之美，而是在自然之美中加入了科学技术的力量。黑龙江的大平原给机械化的大生产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而科学技术和自然的结合则创造出新的美。到了2012年，我回忆大约三十五年前的经历时写了一首《夏收》：
塞北艳阳天，麦熟千顷田。风来催金浪，浪过荡微澜。 眼望轻云过，耳闻车马喧。空中传笑语，可信是丰年。
诗中所说的千顷田，用于兵团的麦田是写实，用于我们青年农场则是艺术夸张。我们农场大约有100公顷农田，麦田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不过从感观上，农场的麦田也是一望无际，也许诗中所写也算得上是艺术上的真实吧。
秋天的豪情
秋高气爽之际，虽然劳动繁忙，但还是比较惬意的。黄色的谷子，红色的高粱，看起来赏心悦目。记得1975年的秋季，我们乘着拖拉机从田野往场院运谷子。秋风飒爽，拖拉机在土路上和田野中奔驰。我和路醒狮和王金和两位朋友乘着拖拉机，在车厢中迎风而立。夏季夜晚抗旱劳动时，他们两位是我的主要伙伴。此刻我们早已不是夏天的夜游神，自己感觉更像是踌躇满志的将军，检阅着秋天的猎场。
秋风吹过，驱散了我们身上的倦意。视野开阔，令我们产生了几分豪爽之情，于是想要抒发一下。在此之前，恰好伙伴中有人弄到一首贺敬之写的《十年颂歌》。我们都记得开头的几两句，便大声呼喊道：
东风！红旗！朝霞似锦。 大道！青天！鲜花如云。 … 吓慌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 ‘古道—西风—瘦马’ 惊乱了 大西洋岸边的 ‘枯藤—老树—昏鸦’ …
其实秋天刮的是西风，田野里既没有红旗也没有鲜花。不过这没关系，我们就是想大呼几声。 贺敬之在这里摘取了马致远的《天净沙》中的词句，这也令我们感到兴奋：资本主义的古道西风瘦马，比不上我们社会主义的拖拉机；大西洋岸边的枯藤老树昏鸦，比不上广阔天地里的防风林。 在五十和六十年代，郭小川和贺敬之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前者的诗富于战斗性，后者的诗富于是颂扬性。贺敬之早年就创作诗歌，投奔延安后，在鲁讯艺术学院学习。1945年以他为主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为农民革命添加了一把火。列兵很喜欢他后来写的《回延安》，时常背诵：“在西去列车的窗口，在九曲黄河的上游…”《十年颂歌》是贺敬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写的，其内容则主要是以歌颂大跃进为主。作者喜欢选大题材，用大词，善于夸张。诗作脱离实际，浮夸之风极其明显，无视大跃进带来的实际灾害。
就艺术而言，贺敬之的诗歌还是有不少优点：语言锤炼得比较好，从古诗文里吸取了一些营养；善用排比句，有对称美；组句的结构借鉴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句式，在当时显得风格独特；节奏感和韵律感很明显；情致饱满，押韵响亮。这些特点使他的诗歌有别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口号顺口溜，让我们这些文革中长大知识贫乏的青年感觉耳目一新。我还曾经把这首诗抄在笔记本上。
有一次周末回家，父亲无意间看到我的抄写的诗篇，问了一句：这是谁写的？我回答说：是贺敬之。父亲没再说话，陷入沉默之中。虽然父亲一向沉默寡言，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对这首诗不大赞成。作为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他当然知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人祸。黑龙江省曾经为了帮助关内人民摆脱饥荒，让本地人勒紧腰带，为国家额外上缴了很多粮食。
豪情并没有延续多久，贺敬之的诗篇只鼓舞了我们几个星期。我和朋友们很快就对此不感兴趣了。待到一两年后，大庆油田招工，工农兵上大学，我的几个好朋友也离开了青年点。青年点人心浮动，大家都开始思考今后的前途。随后的秋天，萧索多于豪爽，贺敬之的诗早被抛到了脑后。
运粮
秋天从地里往回运谷子是个力气活儿，这是男青年干的事情。多数情况下是三个人一组，跟随一辆拖拉机。到了地里，留一个人在车上摆放谷捆，另外两人下车往车上挑谷捆。收割后的谷子绑成一捆一捆的放在农田里，然后用马车和拖拉机运回。我们用叉子扎进谷捆，然后把它挑到高高的车上。大多数的谷捆大约是40-60斤重，对身强力壮的男知青来说不成问题。有时候，割谷子的人不想多花时间捆谷子，会捆超大的谷捆，重量可达八九十斤。要把这么重的谷捆挑到两米到三米多高的车上真有些吃力。最麻烦的是，有时当你费尽力气挑起谷捆时，会被突然拉住。原来谷捆中还有一两根谷子还长在土里，一个完美的抛甩动作被无情地破坏了。在一次令人懊恼的失败时，我拉伤了背部的肌肉。
北方农民秋收。照片中运谷子的情形与我们当年的劳动情形几乎完全相同。图片来自网络，向原摄影者致谢。
随后的几天里，我抛甩谷捆的动作颇为笨拙难看，没了一气呵成的干脆利落劲儿。粗笨的劳动在反复重复之后，会变得得心应手，会产生些许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也会产生某种自信或自豪感。如果没有一丝一毫的美感和自豪感，只剩下劳累，谁会喜欢劳动呢？朋友小闻喜欢绘画，审美眼光锐利。他看着我的动作颇不顺眼，于是对我说：“你的动作不对，即别扭又难看！” 我回答说，“我后背的肌肉拉伤了，现在做不出完美的动作，你将就着看吧。” 谁知小闻反倒说：“是你的动作不对，才拉伤了肌肉！” 这话噎得我有点儿难受。我也料不到，自己居然会小心眼儿地把这件事记了四十多年。看来如果不患老年痴呆，我就会把这点儿小事带到坟墓里去了。
我下乡四年多的时间里，没有生过病，连发烧感冒也没有过。这也许是得益于遗传因素，也可能是由于青年农场的生活条件要比下乡插队的情况要好一些。记忆中因劳动受伤的情形也不多，最重的一次也就是这次背部肌肉拉伤，并没有因此休过病假。朋友列兵头被铸铁管砸伤，没有留下后遗症，也是相当的幸运。另一次，他的运气差了一些。他帮助炊事班换灯泡，不慎跌落，踩进煮饭的锅里，烫伤了脚，不得不住院休息。
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相当数量的知青在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留下了终生的疾病或残疾，还有一些人丧失了生命。和我哥哥一起下乡的一位朋友，经历了煤烟中毒。直到四十多年后病体检时才发现，这次煤烟中毒在他的大脑中留下了永久损伤的痕迹。我夫人下乡插队时，赤脚在冰水里插秧，泥水在腿上留下的乌黑痕迹持续了几个月。她因长期下蹲劳作，右腿跛了几个月。后来体检发现，她那条腿有动脉硬化的改变。
忙碌的场院和仓库
运回的谷子，都堆到了场院。高粱收割后，再用镰刀将高粱头割下，用车运回。玉米则是将玉米棒扒出后运回。这些未经加工的粮食都堆到了场院。
运粮的人忙，场院上也忙。趁着秋高气爽，要用碾子反复碾压高粱和谷子，使其脱粒。拖拉机和马拉着几百斤重的石碾和金属碾转圈奔跑。粮食脱粒后，丢掉光秃秃的高粱和谷子秸秆，再将混杂谷粒和秸秆碎屑的粮食扬场。用木锨把粮食抛散于空中，任秋风吹散秸秆的碎屑。红色的高粱，金黄的谷粒，在阳光中闪耀，在地面上跳跃滚动。
不远处，则是另一番景象。一群人使用机械的脱粒机，为玉米脱粒。脱粒机的一端上部是一个半米见方的漏斗，下面的铁肚子里有一个横置的柱状体，上面长满了金属牙齿。将玉米棒倒入机身的漏斗里，柱状体旋转，玉米棒就在方形漏斗中跳跃，玉米粒纷纷被那些牙齿咬下来，再从另一个端口流出。等玉米粒被咬光之后，再停机，把漏斗内的玉米芯掏出来。然后再倒入新的玉米棒，开始新的一轮操作。到了夜晚，场院上吊起一只大灯。现场仍然是人欢马叫，机器轰鸣。远处，夜幕下的家属区则不时传来犬吠。
我们把经过粗加工的粮食，装进麻袋，再用马车运往粮仓。马蹄得得响，铃儿响叮当。马车沿着防护林的树荫奔走，秋高气爽，很是惬意。马车上，有人唱起了电影《青松岭》中的插曲：
“长鞭哎，那个一甩哎，嘎嘎地响哎，哎嗨咿呀！我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哎嗨呦。”
不多时，大车来到粮库前的平地上。这片平地，是用水泥铺就，用来晒粮。到了那里，大家七手八脚就把粮食倒在地上，摊开翻晒。这时早有人等在那里，用木锨翻晒粮食。如果碰上下雨，就赶紧把粮食收入仓库。
利刃削金浪，飞镰耀日光。挥臂平千顷，驱车收四方。 机鸣打谷场，犬吠小村庄。碾转忙脱粒，马嘶正运粮。 —— 蓬草（《塞北秋歌》节选）
这里描写的当年是当年秋收的情景。
离开农村三十多年后，我读到了关于史前文明发展的书籍。由此才了解到，谷子和水稻是地道的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一万多年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培育了水稻，江西的万年洞和吊桶环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人工种植稻粒。八千多年前，中国北方的多个地区种植谷子。在河南的裴李岗，河北的磁山，辽宁的兴隆洼，都留下了旱地农业的遗址。有些地方的仓库里储存了十几万斤已经碳化的谷粒，那可是八千多年前的农业成就啊。凭借着水稻和谷子的驯化，中国成为世界三大农业发源地之一。在我看来，这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其意义远超造纸、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意义。在神州大地上，有许多这样的农村聚落。学者们说中国七八千年前农业的发展已经是满天星火；而传说中的神农氏的历史似乎更短一些。历史上，神话传说为生活在神州大地上的人们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华儿女应当为自己更深广的文明起源而骄傲。
农业的出现，是促使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因素。石斧、石镰、石磨盘和石棒等磨制石器开始出现。随着农业的出现，定居生活成为必然，同样的土地面积可以承担更多的人口。农业聚落开始出现，手工业的发展有了更好的条件。各大文明的起源与农业的产生息息相关。我在场院上所见到的情形，是农业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中凝聚了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机械化时代和电器时代各种技术的综合使用。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些落伍。科学种田，发展各种育种技术，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二十一世纪农业生产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河南裴李岗遗址发现的石磨板和石棒，距今八千多年。同期，河北的磁山和辽宁的兴隆洼也有类似的石磨板和石棒。图片来自网络。
如狼似虎
蔬菜的产量很高，我们自己吃的只占一小部分，其余的就卖给园艺研究所的职工。如果还有剩余就卖给园艺研究所的关系单位。下乡几年，从来没有缺过蔬菜，这是我们青年农场比较优越的地方。相比之下，我夫人大约同时期下乡插队，她所在的青年点平时蔬菜也不够吃。
在新鲜的大锅菜里，偶尔也会吃出胖胖的绿虫。见到虫子，用勺子撇出去就是了，剩下的菜该吃还得吃。绿虫的身体早已混入大锅菜的汤水里，倒掉这一碗菜，再买一碗菜，还是有它们的的汁液。看不见绿虫时，就可能把虫子吃下去了。这也没关系，虫子里有蛋白质，那时的菜里缺的就是蛋白质。 伙食中缺少肉、禽和蛋类是各个知青点的普遍问题。青年农场不养禽类，因此下乡几年中没有吃过鸡肉和鸡蛋。畜牧队养了几十头猪，但主要是为了外卖增加收入。每年能杀两头猪给我们改善伙食，不过青年农场有150多名知青。一次杀一头猪，每人能吃上半斤肉就不错了。男知青们平时吃饭是一群恶狼，如果见到肉那更是如同饿虎扑食。
下乡两年多了，有次放假回家，母亲对二姐说，季冬下乡这么长时间了，咱们都没顾上给他做些好吃的。二姐急忙附和，忙着买肉做菜。文革兴起，哈尔滨的各种副食品的供应也限量，凭票购买。每个人一个月四两油和半斤肉，民众给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起了个外号，叫“潘半斤”。他下台之后也一直没有改观。后来我每次再回家，母亲和二姐都想方设法弄些好吃的。有一次我回家后带回一斤多酱肉，夜半时和几个朋友分享。列兵回来后，见到给他留的几片肉。他一边眉开眼笑地嚼着，一边朝我竖大拇指。飘着肉香的嘴里还不住称赞：你太伟大了！那时能吃上一口肉，幸福感特别强。
青年农场给知青们发粮票，每人每月45斤粮。其中主要是高粱米和玉米面，白面每月2-3斤，没有大米。秋收季节，我们也能吃上几顿新粮。以前在城市里，很讨厌吃小米饭。粮店里卖的小米都是陈米，粒小，干瘪，还参杂了沙子，甚至是老鼠屎。淘米时要格外小心，将杂质去除。做好了饭，吃在嘴里的小米饭没什么味道。现在吃上了用新粮做成的小米饭，香喷喷的，松软可口，这才知道小米是好东西。不过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吃的还是陈粮。
由于食物中缺少肉和蛋，因此身体所需的能量只能依靠多吃能量密度低的淀粉类食物。男知青们的粮食普遍不够吃，于是女知青们每月都主动贡献出粮票救济饿狼们。下乡四年多，我每月所费粮票在60斤上下；最劳累之时，则需70多斤粮票。偶尔吃一顿馒头，中午吃饭4-5 个馒头下肚，下午两三点钟就感觉腹内空空。朋友路兄，比我稍大，生得矮壮，劳动是把好手，其饭量也毫不逊色。某日午餐吃白面饼，饭后他告诉我，他一气吃了16个一两面的小饼。我以前从没想过，女知青们怎么才能省下那么多口粮，接济饿汉。三四十年之后，夫人向我透露，她下乡时越累越吃不下饭。或许青年农场的女知青们也是如此，才让我们男知青们得以狼吞虎咽。
1982年我到河南医学院读研究生，遇到来自河南省鲁山县的张XX，1977年高考上的大学。他告诉我说，他们村子里曾经饿死三分之一的人，他在上大学之前没吃过饱饭。潘复生曾在河南任省委书记，他在1957-1958年间因反对浮夸风而遭到批判，被罢官免职，下方劳动。杨继绳曾经这样记载：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有的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发现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是红薯，保存不好就烂掉。他向省委汇报后，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我们黑龙江人大概只记得“潘半斤”，而实际上他在河南曾经做了大好事并为此受到惩罚。文革期间他在黑龙江执行极左路线，也许与这段经历有关。
和小张比起来，我当初的那点儿饥饿感真的不值一提。我们的父辈都务农，但是彼此的境遇有很大的不同。生活在同一时代，没有成为饿殍，没有在上大学前一直挨饿，我们农场的知青们比中国的农民幸运很多。对知青们来说，精神上的饥饿最重要。恢复高考之后，上了大学的知青们除了吃饭和睡觉，整天忘不了的就是如狼似虎地攫取精神粮食。
血泡的记忆
我对果树队的生产活动最生疏。技术员牟师傅曾经给我们当过队长，还给我们讲过一次课。下乡四年多，也只听过这一次技术课。上课时牟师傅提到，黑龙江土生土长的沙果、苹果和山梨大多是小酸硬涩，不好吃。园艺研究所的工作之一，就是筛选好的果树品种。好吃的果子不耐寒，要到辽宁等地去寻找。找到好的果树就把它们的枝条嫁接到山楂树上，这样才不会在严冬里冻死。
入冬之前，蔬菜队帮果树队劳动。这是我来到青年农场的第一年。果树队的果树包括几个品种的沙果、苹果和梨树。有些树种比较耐寒或经过嫁接也能耐寒。有些树种不太耐寒，需要采取一些御寒措施。先是将果树的树干用草绳缠上一层，然后在培土到半米多高。除了果树之外，还有葡萄藤。葡萄藤不耐寒，入冬前也要埋在土里，等第二年春天再小心挖出来。我们要把葡萄藤压倒，培土要达到半米厚。 我们每人到工具房领一把铁锹，轮到我只剩一把都丢了把手的方头铁锹。本来我干这种活儿并不吃力，可是没了横柄的铁锹用起来很不如意，竖柄的头也有些扎手。填土和扬土时只能用手掌顶住竖柄，双手要握得特别紧才能控制铁锹不翻转。干了不到两个小时，两只手就磨起了七个血泡，其中两个已经破皮。班长老鲍（他也只比我稍大两个月，大家都习惯这么称呼他）发现了，马上大呼起来。让我找农场卫生员赶紧上药包扎。干粗笨的体力劳动，每个人的手上都会打几个血泡，也不算稀奇。我那时已经成为劳动能手，一时间手上打七个血泡，倒是有些意外。
老鲍既是班长又是亲密的朋友，见到我干活儿肯出力，不怕吃苦，就大加赞扬。他平时经常和研究所的青年职工大郑交往，两人都喜欢看小说。大郑比我们大几岁，平时说话特别喜欢赞扬对方，对我们也不例外。老鲍和他交往多了，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这次老鲍见我手上打了那么多血泡，不仅当面赞扬，还不忘到处宣传，好像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我心里感觉他说的有点太拔高了，就是运气不佳碰上一把破锹，打了几个血泡而已。下乡知青们，有几个手上没打过血泡，肩膀没有红肿过？不过这件事还是印在了大脑里。
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带有强烈情绪色彩的经历容易被记记住并巩固化。我们总是能轻易地记住那些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事物，例如情感色彩浓厚的词句、激烈的打斗影片、911时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大脑中古老的边缘系统特别是杏仁核，专门负责处理情绪反应，尤其是负面的情绪反应。这些情绪反应通常直接或间接地与个体生存有关；身体的创伤和美味的佳肴都会激活我们的情绪反应，留下深刻的印象。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造就了我们的记忆系统，帮助我们的生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手上的血泡、拉伤的肩膀、刨猪圈时溅到嘴里的粪渣、大锅菜里胖胖的绿虫、以及列兵吃肉的的表情，种种生活片段大概都激活了我大脑里的杏仁核，令我在几十年后对当年的一些经历依然记忆犹新。
北安之行
青年农场每年都种植土豆。秋收之后，一部分土豆被存入一个大菜窖内，作为土豆种子。冬天时，蔬菜队就分出一部分人力削土豆栽子。也就是把一个土豆削成几块，每块上都有一两个发芽之处。待春天时，每人手持柳条篮子，将其中的土豆栽子撒在地里，再覆盖上土。土豆最适合在北方寒冷地区生长，到了温暖地区很快就退化，产量降低，品质退化。即便在寒冷的黑龙江省也是如此。哈尔滨地处黑龙江省的南部，虽然也比较寒冷，马铃薯也会退化。因此每隔两年就要到更北的地区采购土豆种子。1975年深秋，农场领导决定更新土豆种子。场领导派老陈头和我去北安地区调运土豆种子。老陈头负责看土豆的质量，我决定买不买。
说起老陈头，还有一件趣事。按当时的说法，知青下乡劳动既要改造客观世界，又要改造主观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场领导组织忆苦思甜时，让老陈头发言。他打开话匣子，说起他怎么带领其他农民给地主收庄稼。说着说着就变了调，说地主怎么大方，每天都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用他的话说就是：什么猪肉度粉条和粘豆包管够吃着，可劲儿造。这话说得不合时宜，领导也没办法，只能让他说下去。老陈头原来是正宗的贫民，别人也没资格去批评他。
我和老陈头两人乘车北上，到达县城已是傍晚。两人都已经饥肠辘辘，下车找到一个饭店。我下乡后近两年了，这是第一次外出。出门在外，不能亏待了长者。 于是我在买饭要了两个带肉的菜，付款时也抢着交钱。老陈头尖状坚决不肯，最后两人平摊。出了饭店，老陈头对我说，咱们在外面应该和平时一样，不能摆阔气。我点头称是，又有点儿惭愧。虽然我出于好心，但是办事能力太差，没有考虑到老陈头的想法。事先应该先问一下老人，喜欢吃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们和一位当地的干部联系上。于是就出发走访几个生产队，到田里查看收土豆的过程。走了几处，见到当地的土豆都很好，都是个头儿很大的麻皮土豆。凭经验知道，这种土豆口感很好。优中选优，决定了要一个生产队的产品。当天下午，三个人出去买麻袋，用于装运土豆。在一个供销社买了几十个麻袋，然后要把麻袋运到生产队去。
这几十个麻袋的份量也不轻，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人扛。老陈头种地虽精，但是身材瘦小，已经50多岁，干这种需要笨力气的活儿还是有点儿犯愁。那个当地的干部有三十多岁，也不是个能干粗活的人。于是我将麻袋分为两份，我负责扛一份，另外一份由他们两人分开扛。我这一份有70多斤，扛在肩上也不太算重。不过我们要走十几里的路，还有上下坡，肩扛几十斤的重物就不是轻活儿了。天下武功，唯快不败。我身高178厘米，比他们两人都高不少，大步流星往前赶。走两三里路，休息一回儿。他们两人跟不上我的速度，我每次都能多休息几分钟。将麻袋运到生产队后，三人都是筋疲力尽。第二天安排好装运，顺利返回研究所。这一趟运土豆回来，老陈头对我赞赏有加。劳动不怕累不偷懒，关键时刻靠得住，自然能赢得劳动人民的尊重。
年终的收获
青年农场的产品多种多样，除了多种谷物，还有各色蔬菜、水果、生猪和白酒。这些产品中，有很大部分都销售到哈尔滨市内。多种经营，带来不错的经济收入。平时农场每月给知青们发20元钱，用来买饭票，在食堂吃饭。剩下的钱可以买一点儿生活零用品。到了年终，经过核算，结余的一部分钱就拿出来分红。分红的多少依出工天数而定。第一年下来，蓬草分红时得到了186元，这个数目多得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平生第一次手里有这么多钱。以后每年分红的数目都比这多。最多的一年，我一年劳动355天，大概是农场知青中出勤最多的人。那一年，我年终分得288元。加上每月20元的伙食费，第一年的收入相当于每月35.5元，出工最多那年的收入是每月44元。都是相当不错的收入水平。
年终分红是一个快乐的时刻，尤其是第一次分红。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到第一笔钱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也许因为意义特殊，上天也就格外眷顾，特别安排了一件事作为纪念。那天分红是在上午，大家轮流领到钱之后，还要开全场大会。我回到宿舍，随手把钱塞在床头的褥子下面，就去开会。两个小时之后会议结束，回到宿舍。我想起分红的钱，伸手到褥子下去摸，什么也没有。掀开褥子查看，还是空空如也。
丢钱的事迅速传到农场领导耳中，我被传去询问。查线索，一问三不知。抓小偷，无从下手。我虽然知道某人手脚不太干净，素有小偷的嫌疑。但是没有证据，也不能随意盘查。领导也无可奈何，说我警惕性太低，将我批评了一通，放过了事。我心头刚一放松，又碰见好朋友列兵。他对我说，“阶级斗争这根弦也不能松啊！” 我连忙点头称是，心里却想：不就是个小偷吗？和阶级斗争有啥关系？分红之后，农场放假两天。到家后，我提起分红和丢钱的事。平时严厉的母亲并没责怪，而一向不过问钱财的父亲却十分生气，把我教训了一通。丢钱的事没让我沮丧，可父亲的批评倒是令我十分郁闷。
两天后，回到农场，心情又放松下来，心想这事没有人再追问了。走路时，碰到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他也问起此事，我说的时候不免有些轻描淡写。副所长听我说了经过，然后对我说：“丢了这么多钱，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这事虽然有些恼人，我倒真没太放在心上。本来也没料到能分到那么多钱，还没机会想怎么花就丢了。真的有点儿像微风吹过，心头来不及掀起大浪就过去了，只留下一点涟漪。不过我有些猜不透，大家都没箱子没有锁，别人是怎么把钱藏好的。不管怎样，丢钱绝对不是世界末日，生活还得照旧。身强力壮的我，相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担心丢钱。
回想起来，我当初大大咧咧是因为没过上真正的苦日子。秦琼卖马，杨志卖刀。真正困难的时候，大英雄也潇洒不起来。这虽属小说故事，但距离现实生活也不远。不少插队的知青们，劳动一年，反倒欠生产队的钱。这些知青们如果丢失186元钱，还能够云淡风轻吗？现在全国近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他们不丢钱也难以应付日常生活。我自己到美国后，也曾有生活窘迫的日子。三十年前因为更新签证出了意外，有两个月无法工作，依靠借钱度日。随后有一段时间工资较低，每到月底所余不到10美元，购物时不得不考虑再三。有余力时不妨潇洒，度日艰难时还得精打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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