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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曾是田舍郎（连载一）
蓬草 写于2020-2021年
从1974年1月到1978年3月，蓬草曾经在哈尔滨市的郊区务农四年多。在同龄人中，下乡劳动的不在少数。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 ——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一日为知青，一辈子是知青。“知青”似乎是烙在脸上的一个金印，只要有了这个金印，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似乎就多了几分认同感。
到了2021年，距离下乡之时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人老了喜欢忆旧，往事不时浮上心头。大学同学中多半也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不时在微信群中提起当年往事。有一天夜晚，闲谈之后，蓬草写下了一首《牛年忆旧》：
银锄铁镐旧时亲，酷暑寒天挥汗频。 昨夜回嚼三两事，牛年又起反刍心。
时不时地反刍，这也许是一种老年病吧。
图片来自网络。向摄影者致谢。
（一）田舍郎前传
家族的务农基因
几千年来，中国以农立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向上追查几代，大多来自农村。蓬草祖上久居农村，也不例外。父辈的人生轨迹有所不同，但也大半生从事农业工作。蓬草祖籍河北正定，祖辈有些田产。记得文革期间填写家庭成分，只能写成是地主。有了这个成分就会受到一些歧视，小时候蓬草经常为此感觉忿忿不平。不管家庭成分如何，从根子上说蓬草和农村有缘。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在家里从不主动谈以前的旧事。我小时候只知道父亲是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参加了八路军。离休以后，母亲和哥哥反复套话和“盘问”，才了解到一点儿父亲年轻时的经历。1937年，日寇扩大侵华战争，华北即将沦陷。父亲和一群学生们要求参加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救亡。结果被拒绝，理由是：打仗是军人的事，学生娃应该老老实实读书。他们一群学生不甘心，决定找能够让他们抗日的队伍。他们离开一个月后，日寇就占领了保定。后来他们听说八路军在西安有办事处，就辗转到了那里。周恩来抽时间接见了他们十几个青年学生，并且安排他们去了延安。如果当初国民党允许保定二师的青年学生参军，父亲的经历一定会大不相同。
父亲随抗大第一分校到了山东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初，父亲参加了接收汪伪海军在山东刘公岛的起义部队。这只部队成为共产党的第一支海军部队，叫做海军支队（也叫二支队或田松支队）。在副支队长田松的带领下进入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牡丹江军分区的主要军事力量。这只部队参与了扫清敌伪残余势力和协助建立新地方政府等活动。剿匪也是其中的工作，家喻户晓的杨子荣就是其中的一员。
1949年末，蓬草的父母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的二龙山建设农场。父亲对母亲说，打完仗，该搞建设了。当时建设二龙山农场的是青干团，主要成员是被俘的从尉级到中将级的国民党军官，由共产党的干部率领。父亲是青干团的政委，还在首日开荒时挥下了第一镐。父辈在二龙山开荒种地，历尽千辛万苦。二龙山地处小兴安岭南麓，当年杳无人烟，一片荒草。建设者的口号是“先治坡，后治窝”，也就是先住窝棚开荒，后盖房。去的时候是冬天，在冰天雪地里住窝棚。到了春天，蓬草的哥哥就出生于那里，是在二龙山农场出生的第一个小公民。后来父母到了省城哈尔滨市，但还是在农业部门工作。
母亲回忆，同时转业的几千人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得到转业费。转业后的前几年，对转业人员一直是实行供给制。在农场工作倒没什么问题，日常生活不愁。搬到大城市，就出了问题。孩子上托儿所，请保姆，租房，取暖，购买食物，通勤等方面花费大增，月月捉襟见肘。后来国家允许这些转业人员自行选择，要供给制还是要工资。母亲下决心不要供给制，靠工资才能应付新局面。父亲比较教条，又死守了几年供给制，直到转业干部全面转为工资制。此后就是每月193.5元的高工资，连续二十多年，直到离休，一直不变。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主管农垦工作的父亲经常到各个国营农场调查情况，指导工作。记得有几次外出回来后就生病发烧。父亲吸烟很多，加上黑龙江冬天的严寒，由此患上支气管炎，最后发展为肺心病。在文革之前，他曾经先后担任过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管理厅厅长、农垦厅厅长和农业厅厅长。近年来上网查询才知道，父亲还曾任黑龙江省土壤学会的第一任和第二任会长，以及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院长（1959年） 。1968年，黑龙江省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时，父亲也曾参与组建工作。当时文革还在高潮，这项工作给父亲一个短暂的平安日子。记得当时的街道上还有原工作单位造反派贴的标语，要把他揪回原单位批斗。其后，父亲被安排到农牧局工作，文革后又回到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任副局长，直至退休。
根据母亲的叙述，我的外曾祖父大概算得上是中农。外祖父是知识分子，毕业于吉林大学数学系，以教书为生。母亲小时候时常为外祖父和他的一位同事传送信件。有一次，她偷偷看外祖父的信里写了什么，结果发现是一首诗。后来那位老师离开当地，最后来信中有两句诗：病途知客苦，贫感做人难。外祖父见信之后大惊，预感到这个老朋友危险了，此后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日寇占领东北后推行奴化教育。外祖父不愿学日语，自学中医，改为以行医为生，还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的交通员。日寇投降后，八路军进入东北，在各地建立新政权。外祖父曾任光复后依兰县的第一任县长，还办过工厂。当地的老乡还记得县长的医术，生病时经常到县政府去求助。有一次一位老乡还牵了一头牛去请县长治病，只是不知道后果如何。
东北光复后，17岁的母亲就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既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国共内战一结束，她就和父亲一起参加二龙山农场的建设。五十年代调到省城哈尔滨市之后，母亲多年做农业展览工作，当了17年的农业展览馆馆长。她经常到农村去采访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为此她走遍了黑龙江的每个县，经常住在当地农民家里。母亲非常了解农民的生活，懂得农民的各种土话。文革之后，她又调到气象局工作，直至退休。
父亲平素沉默寡言，母亲却十分健谈。蓬草的性格随父亲，但平时受母亲的影响更多。她时常讲些下乡的见闻和经历，也时常讲些工作上的人和事。展览馆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画家、摄影师、文字编辑、农业和水利方面的专业人员、各种人员的总体文化素养比较高。他们都能够下乡搞调查，回城办展览。此外，展览馆还有解说员和工人。没有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没法推广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这些人聚在一起故事很多，在母亲口中道出，栩栩如生。蓬草时时听得津津有味。
母亲小时候，全家曾在延吉居住。延吉是朝鲜族聚居地，盛行打很高的秋千。母亲从小就精于此道，不晕高。有一次到外省参观，见到山梁上的水槽，高出地面二三十米。众人皆不敢上，只有母亲和一位男同事，健步而上，惹得众人大呼惊叹。母亲几次提起此事和小时候打秋千的事都颇为自豪。与之对比，父亲却从未提起过自己有任何值得骄傲的事情。父亲给我们的言传身教就是，少说话，多做事。在我看来，父亲的性格就是沉默寡言，不炫耀自己是很自然的事。不过母亲对此却还有额外的解释。她认为父亲说话少，也和经历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有关系。我完全不知道父亲在整风运动中经历过什么，但是相信，说话多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少说话可以避免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潜移默化
父母都致力于农业工作，对我们兄弟姐妹也有影响。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母亲不时念叨的《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更复杂的节气歌是每个节气一句歌词，春季的六个节气是这样的：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 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 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
这些词句既总结了北方的物候特征，也说出了农业生产的季节性。
我们家租的房子是独门独户，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院子长宽各约二十多米，里面有些果树和空地。去掉住房，从院子前门到住房前门还有15米左右距离。家里租这么大的院子肯定是希望我们兄弟姐妹能够有个可以自由玩耍又易于管教的环境。而管教的内容之一就是让我们从小劳动，接触农作物。因为父母工作都很繁忙，管教的工作就由请来的李阿姨代为执行。李阿姨除了管我们的饮食起居之外，还带着我们劳动，每年都翻地种地。种的农作物有玉米、豆角、窝瓜、葱、小白菜、菠菜和生菜。李阿姨很有权威，她的管教是货真价实，谁做得不好肯定严厉批评。可以说，我们从小就接受劳动人民的教育。文革兴起后，李阿姨离开了我们家。不过种地的事还是延续了几年，直到我初中毕业之后，全家搬家，住进楼房，才无地可种。
家里不仅种粮种菜，还养羊养鸡养狗。家里养过两只山羊。羊粪鸡粪和狗粪都当作肥料，洒在地里。为了填饱羊肚子，我们扫了很多树叶。两小山羊喜欢顶架，动作很有默契。顶架前彼此远远盯着对方，然后低下头，向对方猛冲过去。砰地一声，两只羊头撞在一起，然后朝着同一个方向并肩跑走。家里养了一大群公鸡和母鸡。大公鸡早晨起来，踱着方步，昂首挺胸，运气梗脖，高声打鸣。有的母鸡生蛋前憋的脸通红，到处乱串。有经验的母鸡则是安静爬窝生蛋。蛋一生出来就是一阵欢叫，一个劲儿地表功。鸡有鸡的叫法，狗有狗的能耐。我家养过两只狗：一只是叫作大黄，另一只是个巴儿狗。大黄很忠实，见生人必定大声吼叫，尤其恨混血的二毛子。如不拦住，它一定冲上去咬人。大黄后来生病不治，别人又送了一只巴儿狗。巴儿狗性情大异，是个人来疯，很好客。只要有生人来，它必定兴高采烈，在院子里跑上几十圈。其叫声也是极其欢快，极其热情，极其友好。每日鸡鸣狗叫，很有农家小院的气氛，就差没有田园诗了。 [size=0.36]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的名字都和农业有关：建农、利田、耘耘，季冬。从中可以见到父母对农业工作的热爱，希望我们长大后不忘耕耘，建设农村。日后四人中有三人下乡务农，也算子承父业。只有二姐因手臂受伤，留城工作。不过历史的潮流毕竟是农业人口逐渐减少，几年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上了大学，又都做了教育工作，务农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文革风暴
蓬草是1962年上学，1971年初中毕业。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始，学校就不正经上课了，从此学业荒废。学校要求我们写大字报，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四年级的小学生哪里会写文章，不过是从报纸上东抄一句西抄一句，凑成一张大字报。老师把我们的大字报收上去，一张一张地贴到学校的走廊里。几个月后，除政治课之外，就基本上不上课了。有一天，学校老师让我们批斗教导主任，让她交代历史问题。这位教导主任低着头说，那时她跟着其他学生参加过一些活动，一起唱《黄河大合唱》。有的同学就大喊：“你竟然唱黄色歌曲！” 教导主任很无奈，知道跟一群不懂事的孩子根本解释不清什么是《黄河大合唱》，只能低头听着学生们大呼口号，熬过批斗了事。
哈尔滨市大专院校的文革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里面有很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不管是不是将门虎子，子承父业也说得上是个理由。不过在这些子弟中盛行红色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天下都是我们老子打下的，将来也必然是我们的。“打江山，坐江山”，是红色伦理的精髓。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哈军工，这些高干子女都有这个底色和底气。文革一起，他们比其他普通学生更加敢造，能闹。其他大专院校也就有样学样，批斗学校师长，挑起武斗，都不在话下。有一天，我到南岗秋林公司购物。出来后，见到大直街上一群人追着一个人蜂拥而至。那个人约二十岁，面色白皙，身着黄衣，看样子是哈军工的学生。他被一群人围住，打倒在地，满脸鲜血，十分痛苦恐惧。目睹这一血腥场面，我感受到什么是红色恐怖。
教育领域是文革时期的重灾区，我们家族里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外祖父。母亲常说，她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因多年在工作中和知识分子打交道，受到了不少熏陶。其实，外祖父本人就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生前曾任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写过逻辑学专著，对中医有相当造诣。他一心做学问，十分专注。有一次他去购买鸡肉，一路上思考问题。到了商店，售货员卖给他两只鸡腿。他随口问了一句：是前腿还是后腿？售货员也挺幽默，回了一句：鸡只有两条腿。外祖父还没意识到哪里不对，只是重复了一句：鸡只有两条腿。从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就面临思想改造的压力。文革一来，外祖父这样有学问的人自然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受到迫害。外祖父有老一辈读书人的风骨，认定士可杀不可辱，以死抗争，是黑龙江大学第一位受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一年以后（1967年），黑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兼校长于天放（一位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英雄）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黑龙江大学有位女老师每次开批斗会时都坐在礼堂后面，准备着一旦被点名批斗就从后门跑回宿舍楼去跳楼自杀。文革后她在一次聚会时对当年的学生们说：我要感谢你们，那时没点我的名。
文革初起，父母也都被批斗。每天回家都很晚，那时全家很少在午夜前休息。外祖父之死对母亲的精神打击极大，大舅、二舅、老姨和母亲相聚时都会互相嘱咐，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大舅是哈尔滨市检查院的领导，也在被批斗之列。少年时代的大舅酷爱踢足球，一条腿因踢球受伤患骨结核，截肢后配上假腿。有一次批斗前，造反派说让他们站板凳，然后再依次把他们踢下去。大舅反应很快，没等被踢到就自己先跳下去，而且没摔倒。老姨那时已经高中毕业，但是造反派不允许她找任何工作。经过商议，老姨到贵阳投奔三姨，在当地鞋厂当临时工，每天用缝纫机做鞋垫。黑龙江大学的造反派发现后，跑到贵阳去闹，老姨丢了工作。
文革高潮期间，家里来过两个客人。一位是黑龙江省的农村工作部部长王操犁，他的名字似乎注定要让他从事农业工作。他也曾任黑龙江省农垦厅厅长，亲自领导建设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机械化国营农场 — 友谊农场。父亲听说造反派要批斗他，就让他躲到我们家里，暂避锋芒。他是晚上来的，头戴皮帽，脸上戴着大口罩。另一位前来避难的客人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也是冬天来的，头上戴着皮帽。父亲在接收刘公岛起义部队后就和曲波在同一部队。《林海雪原》出版后，曲波念念不忘战友。每当战友到北京，他总要拿出稿费请请客吃西餐，母亲就是其中之一。战友之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曲波前来，也是隐秘之事。我们小孩子没有插嘴的余地，只是见到这位传奇人物一面。
大潮来临
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全国各地逐步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省与苏联接壤，地处“反修前线”，又有富饶的北大荒可以容纳大批的知青，因此得风气之先。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是半军事化的组织，隶属沈阳军区管辖，下属六个师， 分别用“建”、“设”、“钢”、“铁”、“边”、“防”作为信箱代号。兵团的任务是：屯垦戍边，反修防修，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蓬草的哥哥和大姐于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哥哥去了爱辉县，在黑龙江边。大姐去了勃利县，在三江平原。两人走的匆忙，带着统一发的黄棉衣，坐上火车就走了。走时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反正是没有依依惜别的过程。好像还没回过味来，人就不见了。父母一直做农业工作，大概也没把下乡当作一件很严重的事情。那时他们也根本无暇顾及这些事情。 [size=0.36]几天之后，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的知青们也陆续乘坐火车奔赴黑龙江。蓬草那时刚入中学，就被组织到哈尔滨火车站去，欢迎这些知青。深秋夜晚，站台之上，冷风之中，我们招手迎接南来的知青，又目送列车北去。那天我穿的是单衣，感觉很冷，但为了不使自己显得很可怜，还是咬紧牙关，尽量忍着不打哆嗦。
1968年，大批知青乘坐列车奔赴农村的情景。图片来自网络，向摄影者致谢。
哥哥和大姐下乡时，我未满13岁，还不够资格下乡去兵团。蓬草在家里最小，此前一直受到家人的庇护，无忧无虑。文革兴起，父母作为领导干部难逃被批斗的命运，住学习班，接受劳动改造。家里人少，只有我和二姐在家居住。我们自然就成了邻街孩子们歧视的对象，无论在家还是外出，都要小心受到欺负。有两次，二三十个邻街的孩子们闯进院子里，蓬草因此遭受了一些皮肉之苦。那时我的身材矮小，当然敌不过年龄、身材和人数都占优势的入侵者。因此我那时非常想摆脱这种恶劣的环境，心想如果能去兵团多好。哥哥放假探亲时，与兵团的几个朋友在家里聚会，说起一些兵团里的事情。蓬草旁听，难免有几分神往。可是那时年龄还太小，去兵团无望。幸而中学期间，我的身高增长得很快。一两年后，就没有其他孩子向我挑衅了。同时文革进行了几年，阶级敌人轮流当，大家也不知道谁该歧视谁了。
轮到我下乡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下乡后面临问题越来越多，怨气很大，不时回哈尔滨上访。有一次，哈尔滨市的领导感觉很为难，就请父亲出面做说服工作。那时父亲也在挨整，他的工作单位归省政府管，本来和市政府没有关系。父亲是老农垦人员，把他叫出来，能够帮助市政府了解情况，有助于解决问题。另一个原因是，父亲农垦建设吃的苦多，家里四个子女中有三人下乡。由他出面，可以消减上访知青们的怨气。
深挖洞，广积粮
1968年，上山下乡大潮开始，蓬草也上了初中。上中学期间，学校经常不上课，有时只上两节课，主要是政治课，由老师讲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这是最重要的课，也是最无趣的课。除此之外，主要的时间是军训、学工，学农，挖防空洞，晒战备粮，上无轨和有轨电车卖票等各种活动。当时，少不更事的蓬草对这些活动倒也不排斥，这正好是和同学们一起淘气的好机会。
1969年，中苏关系最为紧张。毛主席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全国备战备荒，黑龙江省的形势更为严峻。为了军训，每个学生都要有一把木头长枪，练习刺杀。舞枪弄棒，正合男孩子的心意。上学途中，课间休息，大家想起来就比划一番，好像自己就是赵子龙了。
为了备战，哈尔滨市挖了很多防空洞。哈尔滨市位于松花江之南，道里区和道外区临江，地势低，挖菜窖几尺之下就冒水，更不能挖防空洞。我就读的七十三中学，地处南岗区的高坡之上，特别适合于挖防空洞。原生态土层中，黑土在上，约一尺厚。往下挖土质越来越黄，两米以下是纯黄土，质地细腻，细颗粒间粘结得很紧密。住在南岗区的居民，只要能在家附近找到空地，都会挖菜窖。大多是个直井，然后再横向扩展，上面保存两米厚的土层。挖防空洞当然要深得多，是个旷日持久的大工程。 [size=0.36]有汽车的单位，每周要出一天的车，把挖出的黄土运到郊外。学校里没有汽车和拖拉机，挖出的黄土越来越多。于是学校就盖起了砖窑，组织学生们脱坯，烧砖。烧好的砖再用于修砌防空洞。全校师生动员，不仅要在校内挖防空洞，而且要把防空洞和全市的放空工程相连接。于是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始干，先挖一个两米粗的竖井，挖到12米深的时候再向两侧挖。横向挖的宽度约两米，高度也约两米，上面是拱形。在操场下挖了一圈，又向距离学校100多米的哈尔滨电影院挖。两者联通之后，我们也就和全市的防空工程连通了。
此时我们发现了两个乐趣。一个就是地下探险，探索地下通道。新挖的防空洞，大多没有照明，经常是几十米长的地道里伸手不见五指，中间还有岔路。我们几个朋友鱼贯而行，前呼后唤。几次下来，附近的通道了然于胸，圆了一把探险梦。另一个乐趣是可以借机会混入哈尔滨电影院，免费看电影。说来也有趣，在中苏边境武装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那时放映的却主要是抗美援朝的电影。我们看得最多的是《英雄儿女》。
挖防空洞是力气活，主要是男生去干。下防空洞时，人要坐在土篮子里，两腿在外，然后用辘轳把人和土篮子慢慢放下。上来时也是一样，要靠人力往上摇。从防空洞里挖出的黄土也是这样摇上去。辘轳的两端都有二尺来长的把手，两三个人配合，才能把人放下和摇上。有一天，有位徐姓同学下防空洞。还没下到一半，摇辘轳的一个同学没握住把手，结果辘轳飞转。坐在篮子里的徐同学迅速下坠，他尽力高呼了一声：“毛主席万岁！” 所幸竖井下方有一堆松软的黄土，他落在黄土堆上，安然无恙。这下徐同学成了学校的名人，学校把他树立为革命典型，号召大家向他学习。结果不少同学见到他，就举着拳头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事弄得他很不好意思。谁再模仿他，他就跟谁急。
时间来到1969年的秋季，那时不仅要备战，还要备荒。城市里不生产粮食，备荒的措施是晒粮食。晒粮主要在南岗区大直街的一段几百米长的路面上，那里路面好，街道宽阔。我们中学离晒粮的地点最近，参与晒粮得天独厚。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粮食。金黄的玉米粒倒在大街上，铺了大约一尺厚，七八米宽。除街口和行车之处之外，玉米铺了几百米长。我们白天用木锨翻晒玉米，高兴了就在玉米堆上打个滚，然后躺在上面，享受着太阳晒得全身暖洋洋的感觉。晚上，我们用帆布将玉米盖好，然后每人拿一根木枪，来回巡逻，严防坏人偷盗或搞破坏。这又是男孩子们喜欢干的事情。我们不时跳到帆布上，追逐于街道之间，用木头枪比划一番，俨然是冲锋陷阵的英雄豪杰。每个人都带一点儿夜餐，饿了就坐下吃东西。夜深人静，困乏之时，就在帆布上面躺下，头枕偌大的一枕黄粱，假装睡觉。这是我首尝风餐露宿的滋味。
见习工农兵
上了中学之后，学工、学农和学军是必不可少的。为了学工，学校组织我们到哈尔滨第二空调机厂去劳动。在那段时间，我很想以后当工人，有这个机会自然欢天喜地。我们到车间里向工人师傅学习操纵机械，使用竖式电钻，加工零件，拧螺丝，组装器件。可是学了一个星期，却从来没有见到一台完整的空调机，也不知道空调机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们拧螺丝，自己也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螺丝钉，被动地随着机械运转，根本不知道机器的整体运作。
学农是“教育革命”的高潮。我们学校在距离哈尔滨市260多华里的五常县办了一个分校，分期分批派学生去学农，每次为期一个多月。1970年的一天，突然传来噩耗：五常分校的学生宿舍被一个球状闪电击中，三名女同学当场牺牲。经过调查研究和专家鉴定，这是由于一根晒衣服的铁丝绳由室外穿到室内。这根大约3毫米粗的铁丝被闪电击成一段一段的。专家推断，这个球状闪电的电压高达200万伏特。学校开了追悼会兼誓师会，要向烈士学习，继承烈士的遗志，坚决走教育和工农劳动相结合的道路。
接下来轮到我们班级去分校劳动，我们带着行李衣物到了分校。有了前车之鉴，没有人把凉衣服的铁丝连到房子上。我们在分校参加翻地、播种、拔草、推车、打水等劳动。在分校劳动了一个多月，该轮到下一批同学了。我们这批同学从来没有见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没有和真正的农民打过交道。这次学农除其实没有学到什么农业生产知识，还不及我以前在家里种地的经历。
分校劳动结束，该返回哈尔滨市了。学校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拉练，全部师生步行返校。学校把大家的行李统一运回，要求我们每人背一个书包和一个水壶，腰扎皮带，列队往回走。这段路程有260多华里，其中大半是沿着铁道线走。在老师的指挥下，我们这群十五六岁的孩子，一边走一边喊革命口号。我们有时踏着枕木走，有时在路基上走，有火车驶过的时候就闪在路旁。每个人都感觉疲惫不堪，脚上磨出血泡，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掉队。第三天的下午，全部顺利返校。
中学老师
我小时候有点儿贪玩，不怎么爱学习，成绩也不突出，有时还不写作业。有一天，哥哥发现我的作业本上有老师的红笔批字：作业呢？妈妈听到哥哥大声盘问，非常生气，将我痛斥一顿。从此以后，我开始乖乖写作业，学习成绩从中上等进步到了上中等。不过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从此学校很少正常上课，在罢课闹革命和复课闹革命之间摇摆。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业就开始荒废。说起来也奇怪，我小儿子上小学时也经常不写作业。这事被我夫人抓住，她想起来就说：这是遗传，他爷爷当年就是闹学潮，不读书。
上中学的时候，文化课是最不受重视的项目。上课时间太少，所学极少。初中三年里，只有一个学期连续上课。当时哈尔滨市的“教育革命”闹得很凶，高中已经被取消。我们的物理课教科书其实是学工的读物，没有什么深度。给我们讲课的是位代课老师，教到部分电路欧姆定律为止。化学课最为“可观”，仅上了一节课。学到的全部化学知识就是：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的。尽管在在中学期间学到的知识很少，我还是要感谢几位老师。
第一位是我们的班主任叶云飞老师。叶老师是位年轻的女老师，大学刚毕业就分配过来。 她是上海人，圆脸，面色粉白，梳齐耳短发，穿细腿裤，和别的老师很不相同。叶老师教数学，讲一口南方普通话，吐字清晰，嗓音清脆。可惜我们到初中毕业，只学到一元二次方程。还有一门课是平面几何。我很喜欢上几何课，因为平面几何既有简洁直观之美，又让我体验到其中的逻辑思维。学习几何证明，是我受到的最初逻辑训练。由于我学得不错，乐于做难题，叶老师也很喜欢我。那时的课堂纪律很糟糕，有个坐在我前排外号叫老歪的同学喜欢捣乱。有一天上课老师讲课，老歪回过身拉扯我的笔记本，不让我好好做演算。我被他三番五次的捣乱惹急了，站起来打了他几拳。叶老师看在眼里，把他训斥了一通。回想起来，叶老师对我多有偏袒。不过在我眼里，当然觉得老歪是“罪有应得”。
第二位是教语文的李杰老师，也是科班出身。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讲课字正腔圆，风趣生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教过我们三篇古文：《愚公移山》，《中山狼转》和《叶公好龙》。文革期间，能被选入课本的古文都是《毛泽东选集》里面所引用的成语故事。当时出版的一本讲解成语典故的书籍，也是如此。其目的也很明确，就是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服务。李杰老师的语文课令我感受到了汉语的趣味。可惜当时的语文课里没有诗词方面的内容，不过在各种场合都可以听到和见到毛主席诗词及其解读。而历代流传下来的古典诗词则不见踪影，读诗必定是毛主席诗词。所幸哥哥在下乡前借到了一套《古代诗歌选》，这是写给少年儿童的读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传看，有机会赶紧抄下几首诗。
小时候，我有时会胡思乱想。大概在十多岁的时候，我曾经反复猜测，周围的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临近中学毕业的时候，我变成了唯物主义者。这是因为碰上了教政治课的李欣老师。平时我讨厌上政治课，不过轮到李欣老师讲课时，却是个例外。他个子不高，头发有些斑白，写的板书很漂亮，讲话也很幽默。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有一次李老师上课，先给我们讲了贝克莱大主教的一个小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
贝克莱和他的朋友散步时，一脚踢到一个石头。于是他问：在我踢到石头之前，它存不存在？他的朋友说：当然存在。贝克莱说：不对，石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踢到了它。存在就是被感知。
老师挨着个问我们，是先有石头还是先有感觉？我心里想的答案是先有感觉。前面六七个同学都说，是先有石头。老师说，好！看来大家都是唯物主义者。接着就讲了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原来我的猜想是错的！
[size=0.36]上了这节课后，我感觉李老师讲的挺有意思。于是回家翻书，找到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应该是党校的教材。这本书有几百页，我居然津津有味地读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得知，贝克莱是主观唯心主义和英国经验论的代表人物，也是被批判的对象。多年后到美国留学才知道，贝克莱对知觉的研究有贡献。他曾经访问过美国东部，试图建立一所大学，但未成功。后来加州大学成立，伯克利分校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崇拜马克思
读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初中也毕业了。这时我又感觉有很多疑问，比如，为什么说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按照书上的解释，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可是马克思怎么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我想进一步寻求答案。家里面本来有不少文学书籍，文革一起这些东西都灰飞烟灭。剩下的就是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有些还是为领导干部阅读而印刷的大字版本。这些大字版的马列著作，都分订成几十页的薄册，几册到十几册构成一本大部头的著作，装在专门的纸壳盒里。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个例外，不是大字版，也没有弄成分册。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去阅读《资本论》，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各种解读《资本论》的书籍。那时报纸上也有一些解读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但是读起来不够系统。《资本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男。前者有在中央党校关于《资本论》的讲义，后者写了《资本论研究》的专著。此外，还有苏联学者写的《资本论注释》。这些解读基本上都围绕着《资本论》的第一卷，我的阅读也集中在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只是大致上读过一遍，有许多不理解之处。
除了《资本论》，我还囫囵吞枣地读了一些其它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毛主席著作。这些著作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也是理论性较强的著作，比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的《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毛选里面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这些阅读令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崇拜，但同时也有一些疑问。
首先，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最为全面，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历史、文学、哲学和经济学知识，而且对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有广泛的涉猎。其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知识面较为狭窄，不关心自然科学。列宁也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著，但理论上的贡献要小得多（他提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可以在一国或几国可以夺取政权）。斯大林没有自己的学说，基本上是重复列宁的一些观点。毛主席的著作最为通俗易懂，《实践论》和《矛盾论》都不难懂。
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讲道理的，是认真的，不因为革命而放弃理性和研究。他们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时，又毫不犹豫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资本论》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前辈学者的著作，讨论其贡献及不足。恩格斯很年轻的时候就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部巨著。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参考了大量的工厂视察员报告。马克思并没有否认资本家作为生产管理者时所付出的劳动也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captain of industry）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只要这些职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那末，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可以转给经理）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正如在奴隶制下奴隶监工的劳动，也必须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一样给予报酬。” 不足之处是，他并没有并没有说明资本家作为生产管理者对产品价值的贡献有多大以及怎样计算；这使得剩余价值学说不够稳固。恩格斯论述，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如果剩余价值学说不完美，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厦也有很大隐患。
第三，马克思的理论有很强的系统性，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但是他在论证为何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时，还缺乏一些必要的环节。马克思提出，资本的积累必然导致垄断，而垄断达到一定的阶段将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必然导致“剥夺者被剥夺”。这个剥夺过程就是暴力革命。马克思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社会，在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胎儿已经存在。可是当时，马克思还没有见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胎儿。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是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似乎是杀死一个没有胎儿的母亲然后凭空制造出一个新生儿。我当年对此感到疑惑，但仍然是马克思的崇拜者。我最为憧憬的是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人的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同时也深感到，现实社会与这一理念大相径庭。几十年后，我阅读了其他学者的文章才得知：晚年的恩格斯见到了股份制，也见到了议会斗争的前景，几乎放弃了暴力革命的主张。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主张“生产力论”及“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并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
第四，马克思的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当深刻而且有严密的逻辑，但也有疏漏之处（例如剩余价理论和）。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他以此为起点，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前者体现了人和物的关系，后者体现了人和人的关系。他进一步指出具体劳动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抽象劳动则创造商品的价值。在此基础之上，他又研究了货币的性质，并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两个先决条件：大量的货币所有者和自由的劳动力 — 这是逻辑的分析。在描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中，他具体地说明了这两个先决条件是如何发生的。这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马克思认为，商品、货币和资本表现为物，但实质上是物化了的社会关系。这种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又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去支配人，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使劳动者成为机器和生产过程的附属物，这就是人的异化。许多年后我感到，马克思理论的深刻也许是一种片面的深刻。但无可否认，深刻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比比皆是。 [size=0.36]第四，在社会学说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学术性最强，列宁的理论次之。列宁的著作以革命活动为主，毛主席的著作则基本上是论述革命造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学说，越往后实用性和政治性越强，理论越来越缺乏独立性。读《资本论》时，可以体会到理论性很强。其后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社会主义部分）讲不出多少道理，越读越茫然。那时候姚文元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其大意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政治学，毛主席的理论才是政治经济学。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抓革命，促生产”，正是毛主席领的基本方法。
大学梦的萌芽
在16-18岁之间，我痴迷于阅读马列著作。除此之外，我还有机会读到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摩尔根通过对北美易洛魁部落的研究，揭示了原始社会中的血缘关系、婚配、母权制等等社会组织形式。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时大量地借鉴了摩尔根研究的结果，并予以高度的评价。
文革初起，我见到过外祖父写的《逻辑学》。但只翻过第一页，知道logos一词来自于希腊文，以后就一直没再见到这本书。直到初中毕业后，才见到周谷城先生所写的《形式逻辑》，从中得知了什么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令我感觉特别有趣的是演绎推理的三段论：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苏格拉底也是要死的（结论）。
从这本小册子中还了解到形式逻辑的一些其它常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大小成反比，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虽然我没有认真读这本小书，但了解到形式逻辑的基本思想还是受益匪浅。我在十八岁之前接受的逻辑思维训练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初中学的平面几何，周谷城的这本小册子，和《资本论》。日后的几十年里，读书，上大学，做研究，编写计算机程序都离不开逻辑思维。
[size=0.36]两年多的阅读，使我爱上了书本知识，尤其是喜欢读远离社会现实的书籍。这期间我几乎与世隔绝，平添了几分呆气。在这过程中，我也养成了自学的习惯，深信很多知识都是可以自学的。遗憾之事也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机会去从头学习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慌不择路，饥不择食。在知识贫乏的年代，见到可食之物就先囫囵吞枣的吃一顿再说。从那时起，渴望上大学的种子已经在头脑中生根发芽。
两年后我下乡了，此后几年中除了政治学习，几乎没有时间读书。不读书，何谈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只读一类书，同样是畸形发展。下乡几年的经历使我意识到，我所读的书于经济建设毫无帮助，而且当时的所谓社会科学是不讲理的，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文革结束，百业待兴，学习科学成为我的梦想。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的志愿是学习物理学，却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医学院。正所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又开启了另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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