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欧德绪 于 2021-8-10 18:24 编辑
老杜《江村》诗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多病所须唯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对这首诗的解读，通常都认为诗中所写是老杜在江村的生活场景，展开的是一幅温馨的生活画卷。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解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其优游愉悦之情，见于嬉戏之间，则又异于秦益时矣。”① 然而也有从诗中解出别样意味来的，特别是对颈联。 宋释惠洪《天厨禁脔》云：“妻比臣，夫比君，棋局，直道也。针合直而敲曲之，言老臣以直道成帝业，而幼君坏其法。稚子，比幼君也。”② 蔡梦弼《草堂诗话》转引一说：“或说老妻以比杨贵妃，稚子以比安禄山，盖禄山为贵妃养子。棋局，天下之喻也，贵妃欲以天下私禄山，故禄山得以邪曲，包藏祸心。”③ 清金圣叹《杜诗解》云：“‘老妻’二句，正极写世法崄巇，不可一朝居也。言莫亲于老妻，而此疆彼界，抗不相下；莫幼于稚子，而拗直作曲，诡诈万端。”④ 在两个充满生活情趣的诗句里，能读出这般的隐喻托比，正是应了古人一句诗，“笺家穿凿苦求奇”。若借今人网语来说，必曰“脑洞大开”。这种穿凿附会的解读，西人则称之为“过度诠释”。 过度诠释是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提出的一个概念。艾柯肯定“诠释者在解读文学文本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不同意激进的读者中心的诠释理论，比如“对文本唯一可信的解读是‘误读’”，解读“只是一次‘野餐’会：作者带去语词，而由读者带去意义”。他认为在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诠释者的权利被强调得有点过了火”，“一定存在着某种对诠释进行限定的标准”，可以区分“合法诠释”（清醒而合理的诠释）与“过度诠释”（妄想狂式的诠释）。而这个标准就是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之外，艾柯提出的“文本意图”。他认为制约“读者意图”的不是“作者意图”（作者是可怜的，他的意图什么也决定不了）而是“文本意图”。当然，文本意图也是读者猜测出来的，为此，艾柯提出了证明文本意图的唯一方法：“将之验证于文本的连贯性整体。”他认为：“对一个文本某一部分的诠释如果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所证实的话，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则应舍弃。”⑤艾柯的观点有长篇的论证。笔者试作简要的概括：文本制约着诠释。一个合理的诠释，应该能从文本的连贯性整体中得到验证。 将艾柯的观点用之于诗歌解读，那就是不能孤立地诠释诗中的一词一句，词句的解读不能离开诗歌整体的语境。凡与诗歌整体语境不符合的诠释，就是过度诠释。据此再看上文所引对老杜“老妻”联的别样解读，当为过度诠释无疑。蜀人师维藩就认为将“老妻”比“杨贵妃”、“稚子”比“安禄山”于理不合——“老妻、稚子，乃甫之妻子，甫肯以己妻子而托意于淫妇人与逆臣哉！”⑥这就是说，在《江村》这首诗中，老妻与稚子都明明白白是指杜甫自己的妻子与孩子，怎么会跟杨贵妃、安禄山扯上关系呢。牵强之比，脱离了全诗语境。释惠洪与金圣叹的凿空之解也是如此。君臣关系在古诗中确实有被比作夫妻关系之例，但意义受到语境的限制，在《江村》这首诗中，“老妻”是实指，不能比作老臣，稚子跟幼君更没有关系。同理，“老妻画纸”“幼子敲针”跟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抗不下与诡诈万端也无法在这首诗里关联起来。 为了让文本意图的理论能立住脚，艾柯进一步提出了“标准作者”与“标准读者”的概念。标准作者是隐于文本中的作者，跟经验作者（现实生活中的作者本人）不同。标准读者是隐于文本中的读者，与经验读者（生活中的读者）不同。艾柯认为：“文本的意图主要是产生一个标准读者（能按文本的要求、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的读者），以对其自身进行推测，那么标准读者的积极作用就在于能够勾勒出一个标准的作者。此标准作者并非经验作者，它最终与文本的意图吻合。”⑦依笔者的理解，标准作者就是从《江村》中读出来的那个悠闲地享受着江村生活的诗人，跟历史上真实的诗人杜甫有别。至于标准读者，感觉过于理想化，非一般读者可以达到那个地步。艾柯在提出他的理论后，自己也承认他搞了一个循环论证，叫做“诠释学循环”，但他认为这一点儿也不勉强。 艾柯的观点不是金科玉律，自然会受到质疑与批评。尽管艾柯一再声称，标准读者的概念“并不排除对文本进行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批评者仍认为他“用‘作品意图’这概念来限制文本诠释具有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也有批评者认为，“过度诠释”的名目就不妥。一个诠释，如果在文本中找不到足够的依据，那就说明诠释得还不够充分。所以，与其叫“过度诠释”，不如叫“不足诠释”。也有人为“过度诠释”做了精彩的辩护：“正如大多数智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它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切斯特尔顿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一种批评要么什么也别说，要么须使作者暴跳如雷。”针对艾柯设立诠释的合理性标准的努力，批评者毫不含糊地说：“我们惟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设立界限。”⑧ 学者之间针锋相对的论辩，也是令人很受启发。笔者非常认可艾柯的观点，就解诗而言，诠释应该有一个合理性的边界——在文本中有足够的依据。但是，诠释的多元化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凿空附会、过度诠释是很正常的事，对此不用一概抹杀，应该承认过度诠释也有存在的价值。这一点，在我们读金圣叹的《杜诗解》时就能体会到——出人意料的别解，别有一种滋味。
注释： ①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560页。 ②转引自宋蔡梦弼：《钦定四库全书•草堂诗话》卷上。 ③同上。 ④金圣叹选批：《金圣叹批唐才子诗•杜诗解》，中华书局，2010年，第286页。 ⑤引文见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 ⑥同② ⑦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三联书店，1997年，第68页。 ⑧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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