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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三余草堂 于 2015-3-20 20:57 编辑
学 赋 斟 要6
对偶,是人类思维和语言中久远而常见的现象
------简谈古代的宜思维和对偶思维
三余草堂/文
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两个相称的句子为一组,彼此相对,极工整匀称。句子的基本结构有五种:
四四即四字句相对;
六六,即六字句相对;
四四四四,即上四下四和上四下四相对;
四六四六,即上四下六和上四下六相对;
、六四六四,即上六下四和上六下四相对。在文中,大致是上述两两相对的句子的交互运用。其中也常常掺杂五、七字句. 初期骈体文,以四、六字句为主,齐梁以后,特别是唐宋以后,“四六”的格式就定型化了。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
对偶是人类思维和语言中久远而常见的现象。也是汉语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修辞手段。正如钱钟书所言:“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正反仇合;倘求义赅词达,读对仗攸宜。”在六朝至中唐古文运动之前的文学中,声律、词采、用典一起被格律诗、骈赋、律赋和格式骈文广泛采用,进而形成了延续几百年的骈俪文风,虽也屡遭挞伐,而斯风日盛,尤以六朝为最。对偶密度渐大,种类渐繁,单对形式,偶对形式(即隔句对)明显增加,骈偶理论也得到了空前的阐发,对偶句式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种类繁多,文学创作风气和时代审美风尚互相推毂,从而进入一个骈偶化的时代。
四六隔句对到六朝后期更是蔚为大观。并对骈赋、律赋影响很大。纵观人类的一切文明,都与天地并生,所以古代人往往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将人事与天道类比。 《周易·贲卦·彖传》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系词》云:“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都是比较成熟的对偶思维了。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思维中最常见的宜思维、对偶思维。在这种思维关照下,人们开始寻找宇宙秩序与人类心灵之间,心灵和语言文字之间,言语文字和文学之间最初的关联,并达到相宜的程度。“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从原始社会,人们就逐步认识自然天地四方,日月星辰,对立统一,在彩陶纹饰,图形刻画和早期营造就中显示出平衡,对称、对立,连续等宜思维和对偶思维观念,相宜唯美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并不断应用于实践之中。
在古代,支配人们思想的外在力量是“天”,于是就有了天神,天道,天意,天理之说,于是也就有了对“天”和“神”的崇拜。由于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人们总是认为天是主宰自然、社会和人类的神,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不仅能支配自然和人事,还能区分其子孙(人帝)的好坏善恶。人类要生存,就要同自然打交道,要组成社会,就要有一定的秩序和规范,就要遵天命。由于天命是以一定的征兆下达于人世的,于是就有了一个庞大威严的神灵世界,人们要想获得好的年景,就要想方设法与神灵沟通,以求得天意示然。《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现在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人尚鬼,十分迷信,他们对上帝、祖先、鬼神的崇拜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无论国事、家事、征战、田猎、祭祀等国家大事,还是生育、收成、风雨、疾病都要占卜(问神),并将所获得的信息以刀代笔刻写在甲骨上作为记载和日后验证的依据。占卜是由外界事物的动向和变化向非人的灵体探询想要知道的信息。因而借由自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日后的行动。如
1、“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篡》)
2、“自旦至食日不雨?食日至中日不雨?中日至昃不雨。”(《小屯南地甲骨》第42片)且有对偶排比的特征,说明到商代修辞方式和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了。
3、“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4、帝①曰:夔!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
5、《蜡词》:“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
6、《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吴越春秋》)到春秋战国,已经有比较工整的对偶了。
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这就是说“有韵之谓文,无韵之谓笔”。所谓有韵之谓文,文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等。无韵之笔,包括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横跨文笔。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中国的散文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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