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草 写于2014年，改于2019年秋
提起君子，我们头脑中的印象大多是与小⼈相对，⼀副温良恭俭让的形象。这固然不错，但有失⽚面。
拙意以为，现代社会的君子应该是这样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以真善美为生命的追求。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梁启超先生在给清华学子做《论君子》的讲演时，从《易经》里摘取“天行健，君⼦以自强不息”（乾卦）和“地势坤，君⼦以 厚德载物”（坤卦）两句话⽤来概括君子。他认为君子与英语⾥面的绅士（gentleman）最为接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梁启超认为，《易经》中有五十三处谈到君子， 但这两句话最为要紧。君⼦自强不息，具备⼀种浩然之气、进取精 神，如日月经天，江河⾏地。⽂天祥在《正⽓歌》中写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沧溟。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垂丹青。” 君⼦厚德载物，具备仁慈宽厚的胸襟，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勾⼼斗角和尔虞我诈绝缘，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以说是君⼦对善的追求，也是儒家对君子的要求。生于战国时代的屈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这是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写照。“⻓太息以掩涕兮， 哀⺠生之多艰。” 这是其厚德载物的胸怀。屈原抱着济世的愿望，为国为⺠尽心竭⼒，却遭到君主的抛弃。但是他矢志不不渝，为理想不惜投江而亡。
由此不禁联想到美玉。中国是⼀个爱玉的国度。从6-7千年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雕琢玉器。到4-5千年前，对⽟的痴迷耗费了过多的财⼒，甚⾄至因此导致良渚文化的衰 落。中国古⼈喜欢佩戴⽟器，因为他们相信⽟器有高贵的品格。君子既能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能够温润如玉，光洁细腻。“君子守身如玉”，并非虚言。蔺相如在秦庭之上，怒发冲冠，凛然不可侵犯。面对廉颇将军，他⼜能够识大局，顾大体。⽽廉颇将军也能够负荆请罪，知错既改。两位都颇有君⼦之风，最后成就⼀段将相和的佳话。我们中国⼈喜欢以各种玉来起名字，不是没有道理的: 玉、璧、瑜、琪、琳、琅，琢。起了这么好的名字，还要细心养育， 仔细雕琢，使璞玉变为美玉。这样才成其为: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时至今日，国⼈对⽟的喜爱已经有些⾛走样，更多地是把它当作财富的象征。贪腐的将军把大块的美玉镶嵌于豪宅墙壁之上，哪里还有 一点点君子之风？当然，贪图财富在传统中也不是没有传统，甚⾄是根深蒂固。秦王贪图和氏之璧，假意以15座城池交换，却不知蔺相如之可贵更远胜和⽒之璧。再向上追溯，远在新⽯器时代末期，部落联盟的首领就攫取了大量的⽟器，作为陪葬，置于坟墓之中。 与之相比，今日的将军更为性急，将美⽟镶于阳宅之中。君⼦之道衰落，⽟文化中的瑕疵也就格外扎眼。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也是墨家所推崇的人格。墨家主张兼爱和非攻，具备悲天悯人的情怀。墨家的兼爱超越了儒家以血亲远近为基础的仁爱等级观念，因此被孟⼦斥之为“⽆君⽆父，是禽兽也!” 。其实，墨子的观点更为可取。“杀⼀人，谓之不义，必有⼀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人，⼗不义，必有⼗死罪矣；杀百人，百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皆知⽽非之，谓之不义 (《⾮攻》)。墨家不但主张兼爱和非攻，而且身体⼒行。《墨子 ·公输》一文中记载，楚王欲攻打宋国，请公输班（鲁班）制造攻城的云梯等器械。墨子听到消息后，⼀面安排弟子禽滑厘带领三百名弟子，帮助宋国守城，⼀面⾏走⼗昼夜去劝说楚王。墨⼦先通过辩论使得公输班和楚王觉得理亏；继而⼜模拟攻守，令公输般失败 三次；最终使楚王放弃攻宋的计划。墨家注重防守，也善于防守， 以致留下“墨守成规”的成语。墨子说服楚王之后，路过宋国。偏赶上下雨，⽽守城之⼠却不不令其进城休息。墨子帮了宋国大忙，不求回报，遇雨又不能入城。其⾏为以兼爱为本，其人格可见。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个主流源头。儒墨两家在先秦时代号称显学，是竞争对手。 但是两派都秉承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精神，绝非偶然。 对于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来说，百年前梁启超对清华学子的期待仍然是⼀个值得努⼒的目标。
（二）精神独立，思想自由
⾃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是陈寅恪先生所极⼒倡导的品格。 这种品格可以使知识分⼦不屈服于政治、宗教、权威和世俗的压⼒。这种品格更有现代性， 但是也可以从东西方的文化和哲学中找到渊源。
中国哲学讲究天⼈合一。我们在庄子的《逍遥游》和《⼤宗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自由自在的思想，独立无待的精神。庄⼦笔下的⼤鹏逍遥而游，但还有所依赖，要乘风而起。⽽至⼈和真⼈只要顺从道，就可以自由自在。道家推崇的人物，不是儒家热爱的尧舜，⽽是许由那样不受拘束的人物。庄子这种出世独立，自由自在的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良药。每当仕途不顺，⼈生失意之时，他们 都可以凭此精神，纵情于⼭水，与自然为伍。可以说，庄子是从审美的角度对待宇宙⼈生，提倡物我同一。这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影响极大。没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 不可能有第一流的艺 术。
儒家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独立精神。“君⼦以自强不息”讲的是⾃立的精神。孔夫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虽万千人，吾往矣。” 不过，儒家的独立精神有两面性。在对待外敌的时候，儒家的刚健自强的精神表现得很明显。苏武牧羊，体现了儒家的伦理精神。颜真卿抗击安史之乱的叛军也是如此。一身正气的文天祥是儒家的典型代表。崇敬朱熹的辛弃疾和陆游都是性格刚烈烈的诗人，绝非偶然。另一方面，儒家的刚健之气⼜与其三纲五常”的主张相矛盾。随着专制系统的确立，中国历史上能够批评统治者的人物就越来越少。司⻢迁秉笔直书，为后世的史家树立了典范。到了唐代，韩愈这位大儒也敢于顶撞皇帝，反对迎佛骨。宋代以后，君子在帝王面前的独立性就要⼤打折扣。到了现代，当权者不仅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成为全国民众导师。 彼时彼地，能够保持儒家刚健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就是凤⽑麟角， 弥足珍贵了。
在举国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梁漱溟敢于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马寅初的话也是掷地有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生。” 他们如此无畏，既有传统君子的气概，也有对真理的自信和对自⼰学术的自信。他们做到了梁启超先⽣说的：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人。
西⽅文化更偏向⼈和客观世界的对立，富于科学精神。犬儒学派的代表狄奥根尼为寻求智慧⽽追随老师。 他特⽴独行，拒绝一切习俗，住在⼀个木桶里。亚历⼭大曾拜访他，询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光”。而亚历⼭大则对随从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大，我愿意做狄奥根尼。” 王者也不能遮住哲学家的阳光。亚⾥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在这里，精神独立更注重于对真理的坚守和对自由探索。这是一种科学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和思想不可能有近代科学的繁荣。在当权者掌握了真理的解释权的时候，有科学精神的人明白，真理不来自于信仰，不来⾃于权势，不依赖于人多势众。有了对于真理的坚守，才有洞穿历史的眼光，才能不屈服于权势、权威、世俗的压⼒，不被一时的毁誉所左右。因此，在伽利略受到宗教迫害时虽然被迫 “认罪”，但还是喃喃自语：“无论如何，地球仍然在转动。” 几百年后（1992年），梵蒂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在真理面前低头，为 伽利略平反。
追求真理的过程可以熔铸人的宇宙观、价值观和⼈生观。历史学家许绰云先生在《知识分⼦的宗教》⼀文中有精彩的论述。摘录数段如下:
一位真正的研究人员对⾃己研究范围的通盘认识大致或多或少会影响⼀己的人⽣哲学。⼀位生物学家对于生命的了解，会影响到他对人类生死的态度；一位天文学家对宇宙结构的认识，也极影响到他的价值观念。社会科学家和⼈文学科的工作者，由于对象就是人类本身，其认识之影响于处世态度更不待言。
知识也可以使人成为勇者。无欲则刚，然而“无欲”并不由克制欲望而来，任何的克制都不过是短暂的解决方法。知识则真能把 “欲”化解为不值一顾的东西。财富可以收购某些人，但是收购不了知道财富无常的人。生命的威胁对于许多人有一定的作用，但绝不能动摇对于生命已经有深刻认识的人。他知道了了生死的界限及生命的意义，面对死神，他只是泰然地微笑。苏格拉底平静地服下毒药，正是智者转变为勇者的佳例。这是从容的勇气，不不是暴虎冯河，也不是凭借冲动和狂热的勇气。孔子在死前，据说曾负杖逍遥；他的死没有什么戏剧性，然而正是“⽣顺死归”的平静态度为常人所难以企及。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了他寻求的真理理，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行吾⼼之所不好。这原是⼀种从职业中发展出来的道德，然而转移于处世，也可以使人具有凛然不不可犯的气概。其坚定和持之有故，未必是一般狂热的殉教者能赶得上的。
在陈寅恪、梁漱溟和马寅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由追求真理⽽产⽣的宗教精神和自信。社会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在人类生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仅仅从功利的角度看科学，是对科学的一种矮化。
（三）真善美合⼀
现代社会的君子，应当是追求真善美的人。
求善⽽不求真，就会流于伪善。现代社会日趋复杂，往往仅凭善⼼已不足以分辨是非。只有求真，才能不惑。不惑才能分辨真善和伪善，才能尽量避免好⼼办坏事。以善的名义作恶屡见不鲜，纳粹的德国、⽂革的中国、布什的反恐战争都是如此。求真⽽不求善的结果是：学术被扭曲，事实被颠倒，科学成为作恶的工具。日寇⽤被俘军民做细菌实验和冻伤实验就是如此。当今之世，科学家出卖灵魂，为资本和权势服务也不罕见。
美中有善，善中有美，常于不知不觉中得之。美是生命的最高体现。 充满生命⼒的自然、⼈或艺术品是美的，因为其中焕发出生命之善， “天地之大德⽈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中外美学家对美的研究发现，美感的起源有深刻的生物学起源。动物求偶，喜欢健康的身体、绚丽的羽⽑毛，但是它们如果没有繁衍种族的需要，不会去花时间去打扮⾃己、欣赏美丽的外表。只有人类才会欣赏美，创造艺术。 原始人可以花大量的时间去创作岩画，制作⻣笛，雕刻象牙，琢磨玉器。 这些艺术品创作的起缘也伴随着混沌的宗教意识（追求善的结果）。尽善尽美：不尽善不能尽美，非尽美也⾮尽善。艺术既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绝非政治的工具，有超越一时一地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它根植于生命，是生命的升华，是生命的极致。丧失了审美能力，面对长江黄河、三⼭五岳和万⾥长城还会有发自内心的震撼吗？没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我们的精神面貌将会如何？没有古琴古曲、琵琶胡声和说唱艺术，生活将何等单调？没有书画艺术、石窟造像、历 代建筑和各式⺠居，生活会黯然失色。没有对美的这种追求，我们 不仅会失去历史，也会失去未来。没有这些，我们对神州的爱还剩多少？我们的梦想会何等可怜？丧失了美，也就丧失了人性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君子，岂能没有对美的追求？
真中有美，美中有真。科学中有自然之美，美中也暗藏科学道理。 自然界的美隐含着分形（Fractal）的数学原理，生机勃勃的草木， 奔腾的河流，起伏的山脉，翻滚的浪花，都是如此。艺术也服从科学的原理：声律的和谐依据严格的⽐例和节拍；造型艺术讲究平衡⽐例，服从重力法则。反之，科学家在追求真理的时候，也是在追求完美。不少科学家在解决科学问题时常偏爱更美的答案，尤其是像爱因斯坦和杨振宁这样的大科学家。 追求美，在科学中并非可有可无。 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在欣赏音乐、绘画和“美妙的数学公式”时，大脑的同一区域，眶额皮层就会被激活。自然美、艺术美和科学美存在着共同的科学基础。美的感知可以激发科学家的研究热情，使大脑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甚至有利于产生顿悟和灵感。
我们大家都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老夫子又说，“虞夏之质，殷周之文，⾄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 由此可见，达到孔夫子的要求，不是件容易的事。那 么，怎样才能做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如果说追求真和善，主 要强调的是“质”，那么追求美则主要强调的是“文”。真善美合一， 就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西文化是不是在此可以相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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