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晨曦 于 2015-3-11 13:26 编辑
韦皋生命中的奇女子薛涛
池莉写《来来往往》一书，我总觉得这个书名有点意思，后来在唐朝名妓薛涛的诗里找到了答案。据说这位才女八岁时即吟梧桐诗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其父根据这首诗判断出自己的爱女以后恐怕要做迎来送往的生涯。
鸟和风这两种物事在中国人的语境中都不是什么好物事，它们预示着不确定、不安稳、没有根基的、一闪即逝的未来。史湘云与林黛玉月夜联诗说“残塘度鹤影”，结局果然是“湘江水逝楚云飞”；徐志摩最有名的一句诗是“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云是随风飘移的东西，具有和风一样的意境，结果一代才子最后命葬蓝天。
八岁的薛涛刚学会作诗，当然不知道什么，她也许只是觉得梧桐树上停着来来往往的鸟儿很好玩，甚至希望父亲替她捉一只；当风吹过的时候，梧桐的叶子悉悉索索地响，好像一只只小手儿要抓住风的尾巴。这些在一个八岁女童的心中都是烂漫天真的事情，若是用现代儿歌的形式说来，薛涛的那一首诗可以改编成：庭前有棵老梧桐，枝丫伸到云彩间，南北的鸟儿歇歇脚，来去的风儿唱唱歌。不过以前我们的老祖宗是不允许小孩子说这些打油诗坏了诗肠的，所以薛涛不会说儿歌，从她会说话的时候起，她就会把她的儿童语汇组织成五个字一串的四行或者七个字一串的四行。因为只要把话串成五个字一行或者七个字一行大人就喜欢，就夸她小才女。
有一阵子薛涛对此简直着了迷，觉得世上所有的话都能用五个字一行或七个字一行表达出来，虽然有时候有点辞不达意，但是这样就可以做天才少女，损失一点意思有什么了不起。反正大人们都是很奇怪的动物，谁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喜欢五个字或者七个字一行的东西。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好看，文字大略也是如此。
那天父女两在庭前天井里的梧桐树下玩，薛涛刚说了一句：梧桐树长得好高哦，树顶都被云彩遮住了。爸爸立刻就要求她做诗。当时她其实不太想做诗，但是没办法，谁让她是天才少女呢，随便做一首吧。于是有了“枝迎南北鸟”。她撂下笔正等着父亲赞扬，谁知道他却骂了句：死女子，懂个什么南北鸟。薛涛被这话搞得一头雾水：鸟，不好吗？她的顽童心思哪里知道，鸟这个词在成人语言里可是个多义词。
“南北鸟”事件之后，薛涛在父亲心里成了问题少女。
一个问题少女往往就是这样产生的。首先是人们觉得她有了问题，之后她就越来越有问题，做什么都有问题。比如说穿衣服，以前她也爱打扮，拈着一朵花在镜前比划半天，大人还觉得她有趣，憨态可拘。但是成了问题少女之后，她若再在镜前打扮，就看不顺眼了：从小就臭美，长大必定是以貌事人的料。再比如说说话，以前她也乖巧伶俐，言语奇特，大人觉得她冰雪聪明，光华可人。成了问题少女之后，她若再玩小聪明耍嘴皮子，就听不顺耳了：从小就靠言语讨巧，长大必定是交通往来的人。
有才智并且有自我的女孩子比较容易被认定为问题少女。林黛玉的毛病就很多，本来是极容易变成问题少女的，好在她只是机智乖张，是一个百分百沉醉自我完全没有侵略性的人。所谓风一吹就倒虽然是形容她的外形，其实她的精神世界何尝不是风一吹就倒？她对这个世界毫无还手之力，同时又孤高傲世，以为自己异于常人，其实她的异于常人只不过是她作为一个孤女没有任何介入这个世界的资本与欲望罢了。林黛玉若是稍具侵略性，必定被定性为问题少女。假如她小时候就跟贾府的三个小姐抢玩具，假如她常常打破贾宝玉的头，假如她要求外婆给她和贾宝玉一样的待遇......她就是问题少女。不过林黛玉不是那种能自救的人，她就用一根爱情的细线密密地攀住贾宝玉也锁住自己。所以世人只觉得她乖张，不觉得她有问题。
薛涛不是林黛玉，她是一个有才智更有自我的女子，所以她问题少女的形象在父亲心里越来越清晰。
薛涛和父亲薛郧之间出现了隔阂。
以前，当她还是父亲眼中冰清玉洁的宝贝时，父亲就像围护她自由的大手，教她无所顾忌地生长。现在，她的芽已经刺破了女性的天空，兴致勃勃地向着更广的世界里伸展她的手臂，父亲却退缩了。
在贞洁这个女性的大问题面前，所有的父亲都会退缩。
一些号称
思想解放的男同胞跟我谈论我的女儿，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女儿是可爱，但是养女儿太操心了。我能想像他们在操一些什么心。如果女儿长得漂亮那就更要操心。比如说太早谈恋爱啊，被坏男人骗啊，变成小飞女啊，遇人不淑啊......一句话，就是担心女儿的贞洁。我不知道这些面对女儿惶恐不安的男同胞有没有“骗”过女孩子。什么叫骗？女孩子被骗走了什么？每个男人骨子里都想“骗”女孩子，他们“骗”的女孩子其实也是别人家的女儿。中国的男人就是这样奇怪，他们一边骗别人家的女儿，一边又怕自己家的女儿受骗。
除非他们能保证自己不骗别人家的女儿，这种矛盾才能消除，否则我们只能说，他们所谓的怕女儿受骗只是一种虚假的担心，一种伪道德意义上的担心；为了消除这种担心，他们唯一要做的是，解开自己心头的魔障，更多地关心男欢女爱，更少地关心女人的贞洁。
至于女孩子，她们在决定嫁给某个男人之前，应该受受骗，而且还应该去骗骗别人，否则她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一生稀里糊涂地交付给某一个人，然后就稀里糊涂地过一辈子，直到生命终结也不知道自己这一生想要的是什么，想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没有受过骗的女孩子太多了，而受过骗的女孩子又总是在等待不受骗的那一次，她们的精神世界一样的懦弱。而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我们的母亲，没有自我，没有生活准则的母亲，她们养育着我们，使我们的神经同样的脆弱。
薛郧虽然想退缩，事实已经容不得他反悔。薛涛在14岁的时候已经长成了。她的精神非常茁壮，简直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有一天她在园外小路上玩得开心，顺口吟了一句：绿英满香砌，两两鸳鸯小。
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
这一年，薛郧溘然长逝。
薛涛16岁开始出入节度使府，入了乐籍。乐籍大概是注册妓女的意思，地位相当于奴隶。
中国古代的注册妓女有三种。一种是官妓，一种是民妓，一种是家妓。
官妓就是官营的妓院，是官吏们合法的社交场合。官妓在北宋时最盛，中间时断时续。唐宋以下，我发明了一个鉴别当时政府是否允许官妓存在的方法，那就是看才女的多寡，凡才女多的年代，一般就是官妓被允许的年代。为什么呢？官妓其实是公关小姐的前身，需要才艺、辞令、见识、智慧的统一。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有才，大体是因为她必须用她的才来谋生。假如女人的才能只有当歌妓一个谋生出路，不想嫁人或无法嫁人的才女们自然集中在这里了。
薛涛为什么没有嫁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可能找到答案。我的猜想是她的父亲实在太清廉了，以至于不能给他的女儿留下一份嫁妆。这就是清官的无奈。虽然他高声吟咏“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以言志，并且在出枭雄的乱世辞官不做，甘心在家过田园生活，调教调教聪明的女儿，很清洁的精神吧？但是在他身后，他的女儿必须用在父亲看来极不清洁的生活来报答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好在薛涛也并不想结婚，她的精神实在太茁壮了，根本无法容忍与一个不相识的市井小民相伴终生。在中唐时候，婚嫁依然沿袭了北魏时的门阀观念。按照她的经济条件和失孤状况，她只能嫁一些没有受教育机会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不管有钱没钱，都是很可怕的人类。
父亲去世后，薛涛几乎想也没想就开始了她的艺妓生涯。14岁正是豆寇年华，她的才名与美名早已名满成都，若是父亲在世，并且有个一官半职，求亲的人早该踏破门槛；现在，踏破门槛的也有好多人，只不过，都是慕名而来与她结交的才子，他们认定了这个女孩子属于成都的社交界。成都府有的是美女，但是这些美女不是养在深闺就是出于陋巷，像卓文君那样当垆卖酒的奇女子早已成巴蜀历史，成都的社交界需要一个新的绝代佳人。
一个官家的女儿怎样登入乐籍？没法想像。现在的女孩子能想方设法背着父母去考明星学校，薛涛自然也有她的办法。即使她没有办法，那些“热心人”也有办法。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女孩，还有什么办法抵抗呢？
公关这种职业从古至今都需要女性来担当，但是用女人搞外交听起来不雅，古代人的做法是把她们归到娼妓一业。娼妓是合法结交男人的职业，也是古代妇女唯一“正当”的抛头露面职业。她们在社交场合莺声燕语，男人们不觉得有压力，因为她们没有老公，可以合法地调情。现代社会刚好相反，用娼妓搞外交听起来不雅，就把娼妓的一部分功能归到公关这个职业的名下。哪一种更糟一点我说不出，我只能说，古代人比现代人更诚实一点，娼妓就是娼妓，一半娼妓也是娼妓。
官妓、民妓、家妓都是娼妓，她们的职责有所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地担负着一定程度的公关任务。
民妓在这一点上相对比较随意，欣赏她们的男人有时会把她们推荐给别的人，这时就会起一些交通作用。大城市里有一些非常高级的妓院，养的都是绝色佳人，个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绝不随便接客，客人不是达官贵人，就是风流才子，连暴发户都不接待，真正是往来无白丁。这样的妓女公关价值比较大。当然，大部分民营的妓院主要功能还是提供性服务。
官妓和家妓也有妓的任务，但是官妓更多担当文官们交通时的润滑剂，家妓更多地作为储备礼金，她们是古人裙带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妓女是一种能够利用她们的公关手段从政的较特殊人群。比如说家妓，我说她们是储备礼金，因为供奉美人是低级官吏贿赂高级官吏的重要手段，甚至是王公大臣买好皇上的最佳捷径。像赵飞燕姐妹，赵临一见即收为干女儿，并推荐到阳河公主家当家妓，最后赵飞燕要封后，王太后不得不给赵临封了一个侯，以提高赵飞燕的地位，与皇后的地位相匹配。很多家妓过着小姐似的生活，主人对她们只是有形式上的肉体所有权，她们最终被送入更高的门第，有时会获得妾的地位，如果她们运气好，做到夫人或皇后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家妓比较危险，她们无一例外是在把自己陪送进政治漩涡中，结局亦无一例外地悲惨。
官妓相对好一点。她们在官僚与官僚之间蜻蜓点水，甚至游刃有余。她们不属于哪一个官吏。好的官妓得有幕僚的才学。像薛涛就是顶极的官妓，她在剑南节度使韦皋的府上来去自如，名为妓，实际上是高级幕僚，往来官吏都得巴结她，给她送礼。她是中国真正以才识“参政”的民间女子。
唐德宗时，吐蕃势力日渐强大，不时侵扰蜀西、滇南一带。剑南节度使韦皋发誓要把真正的汉族文化带到西南边陲。
韦皋原为中书令，能诗善文，开府成都后，统辖军攻，经略西南。
薛涛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韦皋的幕府的。
其时，蜀人承武侯之遗风，重经济而轻文化。巴蜀之地，多谈木牛流马之术，而少论水墨诗词之美。
观三国之魏蜀吴。魏以政治立邦，挟天子以令诸侯；吴以文化治国，处处歌舞升平；蜀则以经济交通之道驻足，填饱肚子干革命。这些立国思想的差别看似因曹操、孙权、诸葛亮三人的喜好而起，其实与魏蜀吴三地千差万别的地理资源息息相关。魏地处中原，土地广袤，人口均衡，广种薄收，亦耕亦牧，为农牧业文明之重地，欲得富贵者必须得田产，欲得田产必须得封诰，是故人皆欲官；吴位在江南，三角洲地带，土地富饶，人口稍密，人民只需稍稍付出劳动即可得温饱，是故人民不重生产而重享受，欲求富裕者可从事作坊生产各种生活消费品，或从事服务业，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且江南水乡多美女，衍生出丰富的美女文化。江南多才子，大抵是因为追求美女的需要，就像雄孔雀爱向雌孔雀摇尾巴，摇着摇着，尾巴就长长了；巴蜀之地山多地险，唯成都一带为一富饶之平原，可谓险中求生，故人民对生活有危机感，待到蜀汉在此立国后，北方曹魏时时侵扰，更加养成了此地人民的忧患意识，争分夺秒大搞经济建设。本来，这三种地缘形态只是自然地形成并和平共处，并没有特别的区分。三国以后，魏蜀吴三地因长期争战，民众的心理上也慢慢有了国界，你是南蛮，他是北侉，叫着叫着，区分就越来越明显，且有了价值取向的分野。因此，三国时代对中国的地缘文化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时代，曹操、孙权、诸葛亮三人不仅建立了魏蜀吴，而且奠定了中国地缘文化的格局。这种地缘文化的格局直到今天仍然有其大略的形态，而不同地方出来的人，亦有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差别。
韦皋到成都府以后，心里有一个大大的计划，他想在西南边陲立一个文化的榜样，让那些吐藩人放下兵器，在中土文化前投降。
剑南节度使韦皋要在成都大搞文化建设，需要两种人物，一种是才子，一种是佳人。这两种人物虽然都是官场生活的点缀，但是少了他们，官场生活就变成不能忍受的牢狱。
有时候我猜测，中国的文官为什么要以写作文的能力来选拔，就是为了给他们一个诗意官场生活的海市，把极端庸俗的宦海生涯搞得花团锦簇，以使他们在晚上闭门接受贿赂时，想一想白天聚会论诗的高雅，能够稍微收敛一点。这种诗意官场生活麻醉了一些人，他们真的就克己奉公地行起夫子的教化之功来，把聚会论诗当成了生活的主要目的。
事实上，我非常明白我的猜测非常幼稚。诗意也许只不过是官场困顿生活的调味品，是功利化团体抱成一团的人文借口。文学圈和官场交织起来，使中国文官官场有一种复杂的假象，在这种假象背后，你能看出人文对功利彻底依附的奴颜媚骨与功利对人文百般利用的恩威并施。
这就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威力。它彻底摧毁了人文精神的独立存在基础，使中国各阶层之间形成蟠根错节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也就是心甘情愿的奴役与被奴役关系。
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回诗意的官场生活。有一些人并不喜欢诗意的官场生活，诗意对他们来说增加了官场生活的负担，使他们在舒舒服服做官的时候，增加了智力游戏的苦恼，当然，他们的苦恼可能是另一些人的快乐。政见的不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个人兴趣的私人性分歧与过节，矛盾从团体之争变成个人之争，于是，大的利益冲突消解，官吏们更多的沉浸于个人争斗。抱歉，又说回到中国文官制度的可怕之处。你知道，写专栏就是这样，你的头脑有时候会控制不住你的笔。我想，我还是用一句话来结束我对于文官制度的幼稚思考：中国古代的文官其实也就是皇帝豢养的政治之妓，为了做官，他们也需要学会一些琴棋书画的技艺来附庸风雅，就像妓女，为了拉客，需要把自己包装得情趣盎然。顺便说一句，那些同情妓女的人们，似乎也应该同情一下中国古代的文官，并对文官挂牌给予热烈的鼓与呼。
韦皋在中土的繁华锦绣中生活得惯了，对成都府缺乏性感的朴素生活大感头痛。这里的官员百做不厌的风雅事迹是相携去破败不堪的杜甫草堂前追思诗人的忧国忧民情怀。这对韦皋来说简直不亚于酷刑。
成都地处西南，虽然富庶，毕竟远离中土，在很多文人心中是远离长安圣地的边疆。边疆是诗人体验生活的地方，却不是立身之所。中国文人喜欢立身闹市，而遐想田园。所以成都的才子都去了长安，而长安的才子却难得来一回支边。
诗这样一种东西，多产自最低贱最残酷的生活，比如妓院或者边疆，但是却需要最高贵的人群来承认。如果没有高贵的认可，那就需要堕落的吸引，比如说狎妓或者酗酒，以示与众不同。
韦皋要把全国的诗人吸引到自己的任上，也就是说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诗人下乡运动，他没有什么高贵的承认做诱饵，就只好采取美女战术，他需要一个美女的榜样，来吸引诗人酬唱的兴趣。
薛涛走进节度使府。她在那些附庸风雅的成都子弟中玩了年余，已经厌了。一个才高八斗的女子，面对那些不得不奉迎的少年，总是容易厌倦的。当韦皋唤她前去侍宴的时候，她想看看，成都府最大的官，整天呼喝诗人下乡的韦皋，是不是一个有气魄的人。
她见到韦皋时，觉得这个人确实有点与众不同。首先，他没有对她清丽脱俗略带阳刚气的面容表示什么暧昧的惊喜，他只是狠狠地盯了她一眼，甚至有点责怪她的样貌的样子。关于这一点，后来薛涛问过韦皋，韦皋的回答是：你长得不够媚，我怕你迷不倒那些软骨头诗人。至于我，我对相貌是没有什么要求的。薛涛对这种回答很满意，那时她已经跟韦皋非常默契，她知道他其实是说他喜欢她略带阳刚的相貌。
韦皋虽然觉得这个相貌别具一格的姑娘暗合了自己的理想，还是打算试探一下她究竟有没有传闻中的诗才。薛涛非常爽快，即席赋诗一首：
乱猿啼处访高唐，
一路烟霞草木香。
山色未能忘宋玉，
水声尤是哭襄王。
朝朝夜夜阳台下，
为雨为云楚国亡。
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斗画眉长。
这是一种带着刀兵气的性感。在这种战乱边缘的繁华地带，她的独特魅力暗合了他的要求。韦皋知道，他遇到了他想要的人。
薛涛在韦皋的节度使府来来往往了五年。这五年里，成都府的文化建设一片兴旺发达。成都成为长安之外中国诗人最想朝拜的圣地，他们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因为皇帝是男性权威的化身，而薛涛是女性品味的代言人，一首诗只要皇帝和薛涛看了，就等于天下的男人和女人都看了。
薛涛是一个善于经营自己的形象品牌的人，她特制了一种深红色的松花小笺，专门用来誊写自己的诗作。这种小笺的好处是篇幅很小，便于携带。在薛涛创制松花笺之前，中国的文人出外都得带整卷整卷的宣纸，诗兴大发的时候，就显得很大阵仗，掏出大卷的宣纸，想好家中悬挂的位置，裁成合适尺寸，再掏出笔砚，找来清水，磨一砚墨，找一个平整的地方挥毫。很多时候，在他们做好前期工作的时候，肚子里的诗兴早没了。你从这件事就能看出中国文人的生存能力，他们的生存的快乐与疲惫完全被那些制作笔墨纸砚的工匠操纵着。从他们来说，他们不屑于跟工匠计较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这样，工匠们也就乐得偷懒，并且有意无意地整一整这些穷酸文人了。薛涛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她觉得自己的诗是天下最好的文字，天下最好的文字应该用天下最特别的纸张来装载。天下最好的纸张当然不是工匠做出来的，它们得是诗人的自创。于是有了薛涛笺。
薛涛的诗笺很快成为时尚的象征。这件事的含义是，一个工匠如果有什么发明，那只是技术意义上的事，对于文人来说，他的生活只不过方便一些而已，虽然这种方便让人很写意，但是这种写意绝不是诗人能够感觉到的诗意；一个男诗人如果有什么发明，那是性格意义上的事，其他诗人会觉得他特立独行，极有创见，但是也不过是儿戏耳，不是生活的目标；但是一个女诗人的发明就不得了，就会变成风雅的流行品，在男人的手心里传递，充满了想像的空间，充满了诗意。
薛涛其实还发明了很多东西。比如她的笔是自来水笔，她的砚是一个精致的墨水瓶，但是这些都流行不了，因为它们没有薛涛的亲笔签名，亲笔题诗，拿出来也没有风雅的感觉。
韦皋虽然早料到薛涛的走红，但还是没想到她能红得这么快而且红得这么凶。事情的发展在慢慢离开他设想的轨道。他设想的轨道是这样的：先令薛涛成为中国艺妓的典范，吸引全国文化界人士聚拢成都，令成都成为蜀中江南，人文圣地，教化之风及于蕃邦，可令战乱之危不战而解；如此，薛涛自然成为成都女界的先锋，可以军功论赏，替她向皇上申报校书郎的职称，这样，薛涛自然脱离乐籍，可效汉之曹大家，成为中国学界的权威，步入尊贵的殿堂；此后……
韦皋想，此后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作为一方节度使，他大可以一开始就以自己的权势令她摆脱乐籍，再顺理成章地要到自己身边，成为自己的妾室，管他什么教化蕃邦。其实，所谓的教化蕃邦也只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罢。这样的女子令他实在无法也不愿以尊卑之势欺压，甚至无法以儿女之态追求。她其实比天下众多男儿都要智勇而尊贵，如北魏之木兰，隋末之红拂，为经邦治世之人才，而非一方香艳之小儿女。有时，在他与她坐而论道的时候，他很想跟她谈谈将来，谈谈她的出路与他们的将来，但是她对这些好像丝毫不感兴趣，她对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忧虑，也没有什么打算。她的没有忧虑与没有打算是那种拥有很多力量而不需要畏惧的样子。她无所畏惧的样子总令韦皋觉出自己营营苟苟的小来。是啊，他这样小心翼翼，营营役役，不全是在为自己打算吗？那些所谓高贵的结局不正是他自己的需要吗？薛涛需要这样俗世的所谓高贵吗？她的生活不是远比自己自由而快乐吗？这样一想，韦皋就释然了，与她继续坐而论道，有时还很庸俗地跟她调调情。比如说他有一次送给薛涛一首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调情这种事薛涛见得多了，韦皋跟自己调情，她觉得能缓解自己的一些压力。
是的，薛涛当然有压力。她的压力不是来自于对未来的忧虑，她只是有点不习惯韦皋的深情与宠爱。有时她也想，是不是应该按照他的计划尝试开始另一种新的生活。只要她愿意，她可以在束缚中找到自由的乐趣。她是不是应该试一下在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能力呢？但是韦皋值得她这样做吗？他当然有才，但是她对他另眼相看难道不是因为他的权势吗？至少有小部分原因是这样的。既然她最早就是为了接近权势才迈进韦皋的幕府，她怎么能保证她的爱情不掺杂一些自己也不了解的假相呢？还是像现在这样继续自己无关风月无关感情没有压力没有依傍的单身生活，这也许更接近一点纷繁俗世的庸俗本真。
除此之外，薛涛的思想的复杂还在于，她有一种负气的念头，就像早年对父亲的反抗一样，她总是故意写一些不合常规的诗篇，激怒父亲那颗被清高的道德弄得疲惫而又不自知的心。她的生活不需要别人来规划，她自己也不会去规划。她在14岁就说过“但娱春日长，不管秋风早”，她的生命力像野草一样蓬勃旺盛，野草的生活又哪里有什么规划。她即使被规划成一棵牡丹，还不是逃不掉为人开放的命运？
薛涛开始变坏。她不仅把她的松花小笺弄得满天飞，赚取着巨额的缠头，甚至开始收受贿赂。这件事情的演变是这样的，薛涛当然很美，也很有才，很多名诗人像白居易呀之流都以与她唱和为荣，关键是成都府的第一长官韦皋最宠薛涛，于是薛涛周围自然聚集了一批投机的人，他们可不管韦皋对薛涛的宠爱是否纯洁，他们只知道，薛涛是最能够接受韦皋的人。
薛涛本来并不想接受那一笔银子，但是她想耍一下那个投机者，同时也刺激一下韦皋，她要把韦皋对她完美的遐想打烂，回复他们残酷的关系的本真。
她当然没有替那个投机者办事，投机者一怒之下到处散播此事。韦皋果然大怒，借着一次慰问边地守军的名义，把她派往偏远的松州。
薛涛知道，她玩得过火了。一个男人，为自己这么动气，显然是动了真情。她有些后悔，但是，伤痕是会消失的，真情是会淡下去的，他们间的一切总该有个不那么缠绵的了断。她害怕缠绵，害怕自己终于受到感情的伤。
薛涛被“发配”松州，临行前向韦皋告别。韦皋听到“薛涛来访”，正纳闷着不知该对她说些什么，只见薛涛盈盈一拜：
“大人，薛涛想去松州，您怎么知道？”两人相顾大笑，窘状顿消。
韦皋说：松州有道地的军营号子，你常说‘听不得那些男人咿咿呀呀地吟诗唱戏’，大概军营号子比较对你的耳朵吧；松州面对白雪皑皑的大雪山，你常说‘见不得百米土丘也名山’，大概擎天雪山比较对你的法眼吧；松州有花名雪莲，你常说‘牡丹芍药凡花俗香耳’，大概雪莲比较对你的尊鼻吧；松州军中有一道菜名曰“雪莲黄焖叫花珍珠鸡”，你常嫌农家饲养之鸡痴肥无味，而厨师之努力于调料又大伤鸡之原味，大概这道军中土制的野鸡能对你的味口吧……
薛涛答曰：虽然这些都是我想往的佳品，但是离开您，我就好像狗离开了它的主人，笔离开了终日握它的那只手，马离开了它舒适的马厩，鹦鹉离开了它精美的笼子，燕子离开了它温暖的巢穴，明珠离开了呵护它的手心，鱼儿离开了池子，雄鹰离开了让它站立的有力臂膀，翠竹离开了与它依傍的凉亭，明镜离开了玉人的妆台……
“大人，薛涛有十首诗献给您，薛涛不在时，闲时读读，可添一笑。”遂于袖中取出一叠松花小笺，递与韦皋。韦皋张开看时，见十首诗分别取名为《犬离主》、《笔离手》、《马离厩》、《鹦鹉离笼》、《燕离巢》、《珠离掌》、《鱼离池》、《鹰离臂》、《竹离亭》、《镜离台》，集之应为《十离诗》。韦皋心中一酸，但见薛涛仍笑意盈盈，似有调侃之意，回想她话中之意，竟似在调侃自己，同时也调侃着他们的关系。
一场刻骨铭心的爱就这样被薛涛点化成云淡风轻的世事常情。也许那满腹的缠绵只是奴隶与主人习惯性的依存吧。在地位悬殊的状况下，与其追求那高不可攀的爱，不如把生活的要求降到最底层，从生活的最低处仰望苍穹。
薛涛在松州没有呆多久，韦皋重新把她招回成都。薛涛一回成都就花重金脱了乐籍，在浣花溪畔寻了一个幽静的处所，一心一意地制薛涛笺，写高情诗。
薛涛在浣花溪泮住到40岁上，依然像20岁那么秀美。成都府剑南节度使的位子已经换了几任，薛涛一生只能做那个未任命的女“校书”。其实，做成都人心里永远的校书郎，比做剑南节度使困难多了。
其时韦皋早因镇边有功受封为南康郡王，离开成都。他临行前去浣花溪泮寻访薛涛，薛涛以兄相呼，“您走后，成都会寂寞很多啊。这几年，涛细思您的政绩，您实际上是在将吴国的教化之风引进蜀地，令蜀人在经济之余亦懂得了生活之道。不知后继者尚知守此风气否？涛幼年丧父，又为独出，无兄长帮教，故长成一副无拘无束的心胸。这几年多亏您的教诲，令涛有如遇兄长之感。您走后，涛也会很孤单啊。”韦皋说：“那你我何不结拜为兄妹呢。”薛涛欣然答应，摆上香案，行八拜之礼。结拜之后，韦皋说：“现在你可以跟我走了，我会像兄长一样保护你。没有你的城市也会让我非常寂寞啊。”薛涛摇头，“我不能跟您走，知道这世上有一个兄长我已经很满足了。我愿意留在成都继续传扬您的文化三国论。我愿意在遥远的地方奉上我对您的想念”。
韦皋离开成都后，逢人必提自己在成都的妹妹薛涛，对剑南节度使继任李德裕亦大力推崇薛涛之才。李德裕亦为中唐显赫一时的人物，他上任后即召见薛涛，寻诗问计。薛涛当即把文化三国论大肆铺排了一番，以为应以吴之道治国，才能获得自上而下的繁荣。李德裕闻之如有所获。其后，各继任者到任后寻访薛涛已成成都府的规矩，历任剑南节度使皆受文化三国论影响颇深，成都府因而成为中唐涵养文化的中心之一，白居易、牛僧儒、令狐楚、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中唐大诗人皆以薛涛故在成都驻足过。
薛涛在42岁时遇到了元稹。此元稹即为《莺莺传》的作者。《莺莺传》名为莺莺记传，实为元稹之自传。莺莺本为良家淑女，元稹可令其深宵抱枕而来私会，此子之风流可见一斑。薛涛一生未动过男女之情，及遇元稹，忽然就把那一点温柔的女性之花爆放了开来。然而元稹岂是为伊停留之辈，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之后，薛涛重回浣花溪，而元稹重新踏上他的仕途，再做乘龙婿。 薛涛65岁去世时，元稹已早她数年辞世。这个男人的一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走门阀路线攀龙附凤娶贵族之妻的婚史，一条是在宦游途中与各地风流才女谈情说爱的情史。这样的路很多游宦的男人都走过，但是元稹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令那些高贵典雅的婚礼和隐秘欢娱的情感并行不悖，他可以在彻底的欢娱之后彻底地放弃。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高尚君子，而那些曾与他情深似海的女人，在短暂的欢娱之后，无一例外地在蒙羞的寂寞中度过余生。
世人皆善流传元稹莺莺之风花雪月，且乐于想像薛涛与元稹的姐弟情史，以为元稹在薛涛生命中占有很重的地位，而不愿细思薛涛与韦皋那一种真正符合儒家君子之道的敦厚感情。元稹也许确实能挑动起一个女人的激情，但是中国的男人有几个能承担起这样的激情呢？他们愿意像李靖一样，把一个陌生的愿意追随他的女人带入一场轰轰烈烈的逃亡吗？如果生命的激情并不能把人带入生机勃勃的新世界，而是把人带入随之而来的枯寂与死亡，不如学韦皋发乎情而止乎礼。
好在元稹并不是薛涛生活理想的全部。对于薛涛来说，没有元稹，她的生活不够完整，不够生动。用网友流言的话来说，“经历了大同小异的女人,才成全了自己多情的好奇”。薛涛也许不仅仅是好奇，她确实等得太久了，她经常谈一些小恋爱，但是像李靖那样体制外的超群而又合时的男人终于没有出现。本来，韦皋是比较合适她开放的男人，但是他的年龄有点大了，而她又太年轻，她的生命蓬勃而恣肆，未来有无数的可能，他的生命却已步入正轨……
她的感情必须毫无保留地奉献一次。在42岁的时候，她的精力已经开始慢慢衰竭，感情已经需要积累很久才能恋爱一次。与元稹的恋爱不如说是一次总的释放，就像武侠小说中说的散功，在经过彻底的散功后，她终于可以离开恩恩怨怨的情感江湖，让浣花溪彻底洗净身上俗艳的红尘。
薛涛逝后，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她亲手题写了墓志铭，并在她的墓碑上刻上“西川女校书薛涛洪度之墓”。薛涛终于在她死后“正式”被授予校书之职。
然而校书这个官名很快就变了味，最后变成了妓女的别称。薛涛早年曾经在成都万里桥边居住，门前有几株枇杷树，后人亦把枇杷巷当作了妓院的别称。风雅就这样变成俗艳，有趣就这样变成无聊。
孔夫子号称提倡礼乐教化救国，好像从事礼乐教化在中国是很高尚的职业，事实上，纯粹作音乐或搞文化的人在中国地位总是很低，特别是乐师歌女，几乎是奴隶的地位，而且这种奴隶是终身制的，一朝入此行，终生被歧视。大概真是所谓越提倡什么，越缺乏什么吧。这样的礼乐教化堪称三等的礼乐教化。孔夫子若真以为这样低级的奴隶或歌妓礼乐文化也能救国的话，孔夫子的脑子大概有病了。
中国的礼乐文化真的是变态呀。它的音乐是洋洋洒洒宏伟博大的君子之乐，演奏这种音乐的人却是这音乐里最不起眼的小人物。还有一样变态事，假如一首乐曲是由文人雅士演奏，它的高雅趣味就能平添十分，而以音乐为生的人，演奏得再好也只是匠人。诗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如果在当官之余也会吟两句小诗，那就了不起，是一个风雅高尚趣味高远的人；但是真正以诗为业的人，自古又有几个？即使是中国诗歌鼎盛的唐朝，中国也没有诗人这种职业，只有诗人这种称号。世人都称李白为大诗人，但是李白自己，一生还不是挣扎在仕途中？
这里有一个问题：孔夫子心中的礼乐是不是就是这种礼乐？当他在鲁国的大庙里聆听庄严肃穆的“诗颂”时，他有没有想到演奏这样音乐的人也许只能住在低矮的工棚里，所谓的黄钟大吕就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写就？我想孔夫子的问题在于，他提倡礼乐教化，着眼点并不在礼乐，也不在教化，而在于礼乐与教化的目的，那就是治国平天下。礼乐与教化成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后，难免丧失它的独立性，沦为奴隶。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音乐与诗文不如像荷马一样，流落在政治的荒郊，自由吟唱。
晚年的薛涛在成都远郊建了一座吟诗楼。她是中国唯一的以诗为业的人，要我说，她也是中国唯一的诗人。
全文转载自网易文化频道“子非鱼专辑”《中国宝贝之薛涛篇》。
注：
另说薛涛是在去松州途中写下的“十首离绝”，本人以为此说更合情理！(冷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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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1 13: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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