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也曾热衷于追逐名利

林金建

  做诗本来是文士求名的途径，可到了唐末五代，随着佛教的日趋世俗化，诗僧们纷纷走出山林，涌向城市，以诗歌为敲门砖，“忍著袈裟把名纸，学他低折五候门。”（齐已《勉吟僧》），四处奔走，八方干谒，攀附权贵，广交士大夫，“旧斋休忆对松关，各在王侯顾遇间。命服已霑天渥泽，衲衣犹拥祖斑斓。相思莫救烧心火，留滞难移压脑山。得失两途俱不是，笑他高卧碧孱颜。”（齐已《荆州寄贯微上人》），正是其形象写照。
  虽然唐末五代也不乏以佛教为终生事业，不假猎取富贵且名望崇高而不通权贵的高僧，但大部分僧侣喜欢谒请王公，交接显宦，迎合文人雅士。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与达官贵人、王公大臣接近，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世俗的功名地位；另一方面，又与文人雅士相与厮混，交游唱和，以便提高自己在文士阶层的影响，能在“以诗取仕”的唐代像李白那样以诗名而身登仕途。而要实现这些，最好的敲门砖就是诗歌。正是凭借这张通行证，他们赢得俗世广泛青睐。
  那么诗僧何以如此热衷干谒媚俗呢？这当然离不开佛教的依附关系。作为被依附者，诗僧们寄人篱下，自然免不了仰其鼻息，随世俯仰，歌功颂德，取宠于主。然而最深层的原因恐怕就是对名利的追逐，毕竟，通过诗作干谒可以获得做皇帝内供奉的机会，可以获得被赐紫衣、师号、僧官的机会，当然，其中的名和利也是不言而喻的。倘若“内殿谈经惬帝怀”，博得皇帝老儿的高兴，诗僧们所获得的名利则会丰厚得多，不仅惠及本人，而且延及弟子。
  可见利用诗歌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确实是一种好门径，它不仅高雅，而且实惠。以此许多诗僧积极主动地习诗做诗，并乐此不疲，也就见怪不怪了。

如观

真正的僧团是严守戒律的。当然随俗写一些诗也是可以的。

当然也有附佛外道，损害了佛教的形象，所以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