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味”论析要 (六) 陶礼天

古典诗词

“词味”论析要  (六)   陶礼天

许氏认为“词味”产生于情景交融的词境，“所谓有景有情有味也”。而词境与诗境不同，词要讲“铺叙”，但又要不“质实”，出之以“清空”，而且要“雅正”（所谓“醇雅”），这样才有词之“味”。所以，他仔细分析了姜夔的《解连环》等词的铺叙方法，包括结构的转换、正叙与倒叙、“离合”（指起承转接）、“浓淡”（指详写和略写）的问题，从而说明如何能够做到“深情无限”，具有含蓄不尽的美感。所谓“从合至离，他人必用铺排，当看其省笔处”，这实际就是具体说明姜夔词的“清空”之境的创造问题。就“词品”而言，他认为姜夔的词高于史达祖的词，就在于姜词的味“雅”而史词的味“俗”。当然，虽可把许氏诸多评论视为浙西派的观点，但许氏又有自己的独到见地，这方面问题此处可置不论。

与清代的考据学（所谓乾嘉学派）盛行的同时，诗论上翁方纲等提倡“肌理即义理”的“肌理”说;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 、姚鼐等，论“文”都提倡所谓“义法”，主张把义理、考据、文章结合起来;而在词学上，常州派词人提出词要讲“寄托”，要有诗的比兴、讽谕的意义，反对浙西派一味崇尚“醇雅清空”的观点，这些都反映清代中期以后的共同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观念。

常州派的代表人物张惠言，本身也是一个经学家，他不满朱彝尊的《词综》，与其弟张琦另编一部《词选》 ⑩ 。朱彝尊的《词综》前三十卷，有十五卷是南宋词，而其中姜夔、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的词，入选比例最大，而苏轼、秦观、柳永、辛弃疾的词入选很少。而张惠言论词，以唐人词为准的，特别推尊温庭筠的词。《词选》自唐至宋共选词四十四家（计160首词，另有附录一卷），其中温庭筠、李煜、苏轼、秦观、辛弃疾的词入选最多，而其所不喜的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四家词一首也没有入选，可见其门派之见较深，选词确实偏狭。故道光十年（1830），张氏外孙董毅编选《续词选》，前有张琦的序，其中说明扩大词选的范围来进行补选，乃其兄张惠言的“遗志”。

《续词选》共补选了五十二家词，其中特别增补了柳永、刘过、吴文英等人的词。在《词选序》中，张惠言认为词本源于诗（这与浙西派反对“诗余”的观点不同），具有“意内言外”的要求，并从文字考据的角度来立论，所谓“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因为要寻觅词的“寄托”大义，故其《词选》的品评中，就有不少穿凿附会的解说，但其认为词不能一味“醇雅清空”，要有“比兴寄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金应 在《词选后序》中批评当时词坛有“淫词”、“鄙词”、“游词”这“三弊”，批评当时词的创作不良风气。从张惠言到周济等，都非常称赞苏、辛词，直至晚清，常州派都占居词坛的主要地位。总体上讲，常州派词主要纠正了浙西派脱离现实的偏颇，常州派的“词味”论，同样也是与他们的宗旨即主张词要讲比兴、重寄托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常州派的词学理论家代表者有周济（1781—1839）、陈廷焯（1853—1892）等。

周济论词的基本观点，代表常州派的宗旨，但又有其自己的见解。如他也反对浙西派以姜夔、张炎为宗，其《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词话丛编》本）批评姜夔词曰:“白石号为宗工，然亦有俗滥处、寒酸处、补凑处、敷衍处、支处、复处，不可不知。”又批评张炎的词无“味”，“玉田（按:张炎）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宅句安章，偶出风致，乍见可喜，深味索然者，悉从沙汰。”主张词要有“寄托”，有所谓“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观点，而特别推尊周邦彦（清真）、辛弃疾（稼轩）、王沂山（碧山）和吴文英（梦窗）四家词，这就又与张惠言的词论有所异趣。

在“词味”论上，周济也有不少论述，如他说:

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温、韦，非点水成冰时，安能脱口即是。周、柳、黄、晁，皆喜为曲中俚语，山谷尤甚。此当时之软平勾领，原非雅音。若托体近俳，而择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语，又不可抹煞矣。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伪有辨，真伪尤难辨。稼轩豪迈是真，竹山便伪。碧山恬退是真，姜、张皆伪。味在酸咸之外，未易为浅尝人道也。

夏威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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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草

“所谓有景有情有味也”。含蓄之妙，妙不须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