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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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也是一部理论批评著作，完书于中国南北朝时期，作者为刘勰。 　　《文心雕龙》分上下两编，每编25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和“总序”等五部分。其中总论5篇，论“文之枢纽”，打下理论基础；文体论20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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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碑第十二

周代崇尚德行功业，产生了铭和诔这两种文体。士大夫的才能之一，就是遇丧事能够作出诔文。诔，就是积累；累计死者生前的德行，加以表彰，使其不朽。夏代、商代以前的诔文，没有流传下来，所以其文辞也没有听到和见到过。周代虽然有了诔文，但并不用在士大夫身上；而且规定低贱的人不能给贵族作诔文，小辈的人不能给长辈作诔文。天子死了，只能说是上天来诔他。宣读诔文，确定谥号，在礼节上是很重要的。自从乘丘之战中卜国和县贲父英勇战死，鲁庄公作诔表彰了他们，才开始对士人作诔。到了孔子死后，鲁哀公亲自为他作了诔文。里面有“上天不愿遗留下这样一个老人”的哀切的文辞；“呜呼”的叹息，虽然不是高明的作品，但古代诔文的格式却由此保存下来了。到柳下惠的妻子为柳下惠作的诔文，那就文辞悲切而韵语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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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继承了以前的趋势来写诔。扬雄的《元后诔》，内容实在是繁多而杂乱；“沙麓之灵”几句只是摘要，而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却怀疑它是《元后诔》的全篇。哪有累列德行、叙述尊荣却只用四句的？杜笃作的诔文，在前代有很高的声誉；他作的《吴汉诔》虽然精巧，但其他的诔文却多粗疏。难道因为他的《吴汉诔》受到过汉光武帝的称赞，就对这些粗疏的诔文改变看法，都成了千金那么珍贵吗？傅毅作的诔，是符合诔文体制和次序的；苏顺和崔瑗作的诔，内容辩白，与文辞的简约互相参照；看他们叙事如传记一样，文辞靡丽声律协调，确实是作诔文的人才。潘岳作诔文的构思专门学习苏顺，很会叙述悲哀的感情，容易达到新颖贴切的意境，所以他和东汉的苏顺隔代并称，能够得到美好的声誉。至于如像崔骃的《诔赵文》，刘陶的《诔黄文》，都得到后人的效法，它们好处在于简明扼要。陈思王曹植虚得名气，他的诔文实在辞繁冗而文气迂缓，他在《文帝诔》的结尾，有百余言完全是在自我陈述表白，这就远离了作诔文的意义和要求。至于殷代的臣民咏颂商汤，在《玄鸟》诗中追述上天的降福；周代的史官歌颂文王，在《生民》诗中追述先代后稷的勋烈。作诔累列叙述祖宗的功德，这是诗人的写法。至于叙述哀情，那就要接触到相关的事物来抒发。傅毅作的《北海王诔》中说“太阳的光被遮住，大雨使得天昏地暗”；开始在序中表达感情。于是它便成了后代写诔文的样式，仰慕而效法傅毅的，就越写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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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考察诔文的体制，它的特点是选择死者的言论，记下死者的行事，体裁像纪传，文辞像颂文的特征。它以叙述死者光荣的过去开始，以抒发哀痛的感情而结束。讲到死者的为人，仿佛能够与之相见；讲到对他的哀痛，凄凄切切好像使人悲伤。这些就是写作诔文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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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就是增益。上古的帝王记下告天地的话，进行告天地的典礼，要竖立一块石碑来增加山岳，所以叫做碑。传说周穆王巡游的时候，把功绩铭刻在弁山石上，也是古代立碑的意思。还有，古代宗庙中也有碑，它们竖立在宗庙堂前的东西两柱之间，只是作为祭祀前拴牲畜用，不在上面刻功勋。后来铭刻功绩的金属器物渐渐缺少，所以后代用碑来代替了。用石碑来代替金属器物，同样可以使功绩永垂不朽。以后碑又从宗庙里移到了坟墓上，在坟前立碑，犹如堆聚泥土而加高了墓地一样，使其显得高大而又能保持长久。自从汉代以来，作碑文、碣文的风气盛行。这些作者中，才华横溢的莫过于蔡邕。看看他的《太尉杨赐碑》，骨力是从《尚书》中来的；《陈寔碑文》和《郭有道碑》这两篇碑文，措辞没有失当的；他的《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广碑》等众多的碑文，无不写得清晰恰当。他叙事全面而扼要，文辞雅正而润泽；清润的文词婉转变化而没有穷尽，巧妙的用意层出而突立。考察他写碑文的才能，是自然达到好处。孔融的创作，摹仿蔡邕。他的《卫尉张俭碑铭》和《陈碑》两篇碑文，明辨巧捷，富有文采，也算得上是仅次于蔡邕的作品了。到了孙绰作文，有志于写作碑文。他的《温峤碑》《王导碑》《郗监碑》《庾亮碑》文辞繁多，段落复杂，只有《桓彝碑》这一篇，辨析裁断算是最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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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碑这类文章，依靠史家的才能。碑文的叙事就是传记，它的韵语就是铭文。标立叙述死者美好的德行，文辞必须犹如风采清凉的光耀；明白的记录死者的鸿勋，必须显现卓越宏伟的功绩：这些就是写作碑文的标准。碑实是刻铭文的器物，铭实是碑的文辞，因为在石碑上刻写铭文而立下了碑文的名称。碑的产生是先于诔文出现的，所以刻石记功的，就归入铭这类文体的领域；树碑叙述亡者事迹的，就同于诔这种文体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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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叙述事迹追写道德，
碑文与诔文因而建立。
铭刻功勋纂辑德行，
使德行光彩的形象汇集。
看那人的风采好像在眼前，
听到他的话像在悲泣。
墨拓石碑上留下华彩，
亡者的影像岂能就这样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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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吊第十三

按照周代颁布的谥法，“短命夭折叫哀”。哀，就是依恋。悲哀的感情实际依附着人的内心，所以说哀。用文辞来表达哀痛，大概用于悼念幼辈，所以这种文体不用于老年寿终的人，必须用于夭折或不满三个月的小孩。从前三位良人在秦穆公死后殉葬，用一百人换一人也换不回来。事情跟短命夭折相同。对这件事《黄鸟》诗中表达了这种哀痛之情，这抑或就是作者的哀辞吧！到汉武帝封禅泰山，随行的霍嬗归途暴病而死，武帝作了《伤霍嬗诗》来表达自己的哀伤，这也是哀辞一类的作品。到东汉，汝阳王死后，崔瑗为他作了哀辞，开始改变以前的哀辞写作的格式。然而说到脚步踏进鬼门关，很是怪诞而讲不通；一会又说驾龙乘云，这是神仙而无哀痛的感情；结尾一章的五言诗，又很像歌谣，也与汉武帝的《伤霍嬗诗》十分的相似。到了东汉，苏顺、张升都作哀辞，虽然表现出他们的情感和文采，却没有表达他们内心真实的思想感情。建安时代的哀辞，只有徐干作得好，他的《行女哀辞》，还有一些哀痛的感情。到西晋的潘岳，确实是集中了前人的优点。他的哀辞思虑周到，想象丰富，文辞变化，感情深切而悲哀，叙事像传记，组织言词摹仿《诗经》，四言音节短促，少有和缓的句子。所以他的哀辞能够做到义理正直，文辞婉转，文体格式虽旧而情趣是新的。像他的《金鹿哀辞》和《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这样的作品，后代没有人能继续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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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究哀辞写作的要点，抒情主要是表达悲伤痛苦，而措辞要尽量表现对夭折者的爱惜。死者幼小，德行没有成就，所以赞美只停留在夭折者的聪明敏慧上；年幼弱小，不能承担什么重任，所以悼念只在夭折的肤色容貌上。痛心而作文便情辞切合。为了文辞而表达哀痛，便会文体浮夸；用奢华夸张的文笔来写作哀辞，那文章虽是漂亮却不能表现悲哀的感情。一定要使作者的感情融会在悲哀之中，使文辞能引起人们的痛泣，这才是哀辞中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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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就是到。《诗经·小雅·天保》中说：“神之弔矣。”就是说神灵到了。君子寿命善终，确定谥号，办理丧事，情理哀伤。所以宾客慰问丧主，用到来作为慰问的言辞。《礼记·檀弓上》说，压死、淹死，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不用去吊了。春秋时代，宋国发生水灾，郑国发生火灾，各国使臣都前去致辞慰问。因为国家受灾，民众死亡，所以各国诸侯都要派人同去吊慰。至晋国修筑虒祁台，齐国袭击了燕国的城池，史赵和苏秦，认为这都不是正义的事，所以他们改变祝贺为哀吊。因为筑宫劳民伤财，攻袭别国结下仇怨，这些都是亡国之道，所以值得哀吊。凡上述这些事例，哀吊所以成立，有的因为富贵骄奢而丧生，有的因为耿直愤懑而违背正道，有的虽有志气却生不逢其时，有的具有美才却兼有各种缺点，追念这些古人加以慰问，都叫做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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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贾谊南渡湘水，抒发幽愤而著《吊屈原赋》，这篇作品，体制同于哀吊，事情核实，文辞清丽，含义哀痛，这要算最早出现的吊文作品。到司马相如的《吊秦二世赋》，完全用的是赋的体裁。桓谭认为他的话言辞悲恻凄怆，能使读者为之叹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结尾能够切中要害，作了结论能使人感到悲伤。扬雄哀吊屈原写《反离骚》，用了很多心思，但成就不大，他立意要反诘《离骚》，但是文辞却滞重不流畅，没有什么新意不生动。班彪的《悼离骚》、蔡邕的《吊屈原文》，都擅于提出疑问，然而他们都依附贾谊，就很难和贾谊并驾齐驱了。胡广的《吊夷齐文》和阮瑀的《吊伯夷文》，对伯夷、叔齐都只有赞扬而没有不满；王粲的《吊夷齐文》对伯夷、叔齐的讽刺指斥的确巧妙。但胡广、阮瑀是嘉奖夷齐的清高，王粲是嘲笑夷齐的狭隘，各有各的用意。祢衡的《吊张衡文》，文采繁缛但是分量不够。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并序》，序写得精巧而正文却很冗繁。从此以下，便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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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辞虽然在古代就有它的意义和作用，但那时很质朴，后代却注重文辞华丽。华丽过分，情韵缓慢，就变成赋了。吊文确实应该端正意义，纠正事理，宣扬美德，防止错误，分析好坏来进行褒贬，文辞不悲哀而内容纯正，就不会失去吊文的义理和特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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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哀辞所哀痛的地方，
在那死者还是年幼的儿童，
像幼苗一样没有开花结实便夭折，
自古以来就为此事悲痛。
即使有写作的全才，
但迷了方向写哀吊也会失去控制。
这种千年来可令人哀伤的事，
只有寄托言辞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