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律 芦沟晓月

之达

         五律 芦沟晓月
虹卧十一孔，风烟八百年。
纶音钩月赋，碧眼拱桥篇。
倭犯七七载，龙腾九九旋。
燕京醒狮耸，世代瞩河山。
                   2020-07-07

七星山人

拜读佳作，领略文采，感悟诗人情怀，学习问好诗友。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9 23:33
拜读佳作，领略文采，感悟诗人情怀，学习问好诗友。

之达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9 23:33
拜读佳作，领略文采，感悟诗人情怀，学习问好诗友。

谢山人首席，顺祝编安！

静影沉壁

欣赏佳作，感佩才华！笔丰夏祺！

七星山人

之达 发表于 2020-7-10 08:13
谢山人首席，顺祝编安！

交流有益，祝周五愉快！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10 21:57
交流有益，祝周五愉快！

之达

孙郁：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
天涯杂志孙郁2017-01-05 07:22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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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间因有了鲁迅，使我们窥见了战士的价值；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

孙郁：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

聂绀弩

鲁迅晚年有几个小友，在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后来念及导师的友情，一直不忘的是对鲁迅思想的呼应。他们经历的命运都很曲折，那些都是鲁迅也未曾料到的存在。在极其艰苦的时候，自我的扭曲伴随其间，细想起来，血液里有鲁迅的因子，在文章与气韵上衔接了一个重要的传统。缘于此，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的时期，众人坚守的绿地，智性得到了生长。

我感兴趣的鲁迅旧友之一，是聂绀弩先生。关于他，传奇的一生里有惊人的故事，那些纠葛着历史的痛区，至今让人颇多感怀。他一生一波三折，都以从容之态对之，一个个险境都克服过去了，而留下的文字则让人过目不忘。聂绀弩去世后，关于他的评论一直很多，旧体诗的话题占了大半。喜欢他的人，多因了那率直、坦荡的人生，还有所留下的不多的文字里的奇气。在一个缺少趣味的时代，他以生命之痛写下的文字，映照了历史的一隅。

我在二十多年前参加过一次聂绀弩的追思会，吴祖光、尹瘦石、丁聪、舒芜等一批人都来了。那是一个雪日，我们聚在万寿寺的一间古屋里，听那些老人讲聂先生的为文之道与为人之道。传奇里有诗，诗中带史，杂然轰响中过来的人生片影，真的像一部曲折的小说。

那一天谈得最多的是他在北大荒的故事，以及晚年的诗，论者对其旧瓶新曲以高度评价。我记得吴祖光说到聂绀弩以苦为乐的往事时的感叹，好似一段心史的流露。我也因此对他的作品有了了解的冲动。许多年后，侯景天先生编辑了《聂绀弩诗选》，书出版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主持过一次聂绀弩诗歌研讨会，当日聚集了李锐、章诒和等人，讨论很是热烈。对于一个远去的老人的敬意，除了那智性外，人格的力量是主要的吧。他身前友人的陈述，倘翻印给青年一代，则对那些历史的片段的理解，一定有用的。

大凡读过他的书的人，即便观点与其相左，也能为其磊落的性情所感。在作家队伍里，他可能在文体上最接近鲁迅。1940年代的文坛，杂文最有气象的当非他莫属。他那时候留下的文字，倒是映现着鲁迅传播史动人的一章。

鲁迅在世时，他们交往的世间并不长。据材料看，他们相识于1934年，那时候聂绀弩是《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鲁迅曾投稿于他。后来聂绀弩与鲁迅、萧军一起创办过《海燕》，有过亲密的接触。1930年代初正是鲁迅左转的时期，鲁迅文章的格式与韵味，给聂绀弩的印象是深远的，以致许多年过去，其面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自己的文体，也打上了浓厚的鲁迅色彩。没有了鲁迅的文坛，在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方面，是聂绀弩延伸了相近的主题。鲁迅传统经由其笔触的转动，在新的环境里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就一生的变化而言，聂绀弩前期是左翼的斗士，社会思想与鲁迅极为相近。后期因为屡遭磨难，风格大变，精神中多了苍冷的因素。那是左翼精神的另一种变异，在这个变异里，他与鲁迅的距离，反而显得更近了。

他的杂文在1940年代已经日臻成熟，调子沉郁、悲慨，还略带一丝幽默之风。那时候他的主旨集中在对社会黑暗的抨击上，对国民党“党天下”的嘲讽，对黑社会官僚、恶霸的揭露，冷嘲者有之，怒骂者亦多。与鲁迅《二心集》里的文风颇为接近。一篇《韩康的药店》写恶霸对民间智者的亵渎，画出中国社会的一角，其中也隐含着社会不公带来的革命的必然性。文章有小说笔法，也带杂感家的幽默，洋洋洒洒之间，思想的亮光照耀着苦难之世，让人在彻悟里有走向十字街头抗争的冲动。

因为有过苏联生活的经验和北伐的经验，他对世态的感受没有书斋里的隔膜，看人看世，能够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政治的敏感是超出常人的。但也因为没有政客气，其言及社会文化与政治风云的文字，又多见知识分子的味道，乃思想的审问者和追思者。是左翼，很少左翼腔；像文人，但拒绝士大夫气。这就使他既不像周扬、夏衍那样领袖气，也不像京派那样书斋气。这样的选择，在路径上有现实的感召，许多左翼作家并没有类似的本领。就文章而言，他的独特性，是衔接在鲁迅传统中的。

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对于六朝、唐宋元明的文人生活，都有一些心得。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多少见到一些立体感。这些感受与鲁迅极为接近，或说受到鲁迅的影响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与鲁迅一样，对文人的批评很是尖锐，在思想上有出离旧的营垒的果决。从他对周作人、沈从文、曹聚仁的态度上，可以见到鲁迅的影子之长。鲁迅死后，聂绀弩持续与书斋里文人的论战，倒暗合了左翼文学的另一种精神。

聂绀弩的文字带有血性，没有孱弱的样子，是热风的喷吐，以炽热的光照着周边的世界。这种行文，趋于斗士的风格，都非象牙塔中人喜欢的存在。他的好恶，让人想起鲁迅晚年的选择，但较之鲁迅宽阔的胸怀，还显得格局简单。他言及周作人，嘲讽的因素多，不能以文化的逻辑思考其精神的来龙去脉，自然少了鲁迅式的理解。对于曹聚仁，他的批判显然过火，没有意识到在大的灾难中，多元文化的思路可能避免一些人间悲剧。这些争鸣，他在晚年很少提及，从精神发展看，他晚年的情形，倒是与曹聚仁有些仿佛一二了。

杂文的写作，倘没有学识的杂，会流于轻巧。聂绀弩在1940年代后的文坛引人注意，乃学识与见识的超众。他面对现实，常常以古论今，回旋反复里，有立体的影像。比如对野史的喜爱，对旧小说的领略，在读解现实的过程得以渗透，大有纵横捭阖之气。较之唐弢对鲁迅文体刻意的模仿，聂绀弩有些词语是内化出来的，似乎运用得更为自由。

在他诸多的杂文里，与偏于自由派的论战，给读者的印象殊深。他与曹聚仁的纠葛，看出彼此精神逻辑点的不同。这两个人，都欣赏鲁迅，可是着眼点迥异。这也看出鲁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曹聚仁偏于对鲁迅黑暗面与怀疑主义的认可，聂绀弩则礼赞鲁迅的革命精神。对于前者而言，思想的灰色和绝望，乃精神自新的内力，而后者则以为，鲁迅已经克服了早期的意识，不能简单以为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关于他们的矛盾，与对周氏兄弟的评价有关，俩人对周氏兄弟的不同理解，倒现出某种蹊跷来。

周作人附逆，左派人士共讨之，形成很大的声势。曹聚仁却另有心解，说的是同情的话。曹氏的精神背景，多停留在章太炎、罗素的层面，与左翼的理论多少有一些隔膜。他论述事理，没有列宁主义痕迹，倒是多了中国历史的参证。所以，他对士大夫文化的变迁，能以同情心解之，自是一种道理。但作为五四精神的拥护者聂绀弩看来，周作人的方向，与鲁迅背离无疑，乃退回到士大夫的路径，说是倒退也未尝不对。新的时代要求的是新的知识阶级的出现，而责任正在那一代知识人身上。曹聚仁对于周作人的同情，可能弱化读书人的进取意识。

那一篇《从陶潜说到蔡邕》文笔甚好，起笔的气势与鲁迅略有仿佛之处。这文字对古人的理解，不是一般的对错之识，而是不同侧面的反诘，没有拘于儒家的层面。隐士背后的复杂性因素，被意义还原出来，确是不俗之文。他与曹聚仁不同的地方，是相信知识人应有一个底线，不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而评论历史人物，也不能随着古书转，人物的标签，有时候掩饰了本质，倒要有自己独立的眼光。

曹聚仁看待历史，有虚无主义的一面，这是聂绀弩所不满意的地方。这是两个人分歧的根本点。曹聚仁在《五一细菌补正》中说：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靠不住，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同时也会卖身投靠。梁启超推许杨度为最有血性的青年，而捧袁世凯上皇帝宝座的就是他；在上海做爱国运动领袖的赵欣伯，他现在在那儿做第一号汉奸；如黄远生所自述，他自己做学生代表，自己先去投考所谓“专制”的南洋公学。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最可怕的，把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当作纯洁的社会运动者来描写，那是最危险的……学生代表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真太少了！

聂绀弩的《关于知识分子》则对曹文不以为然。他公开写道：

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的大众，不用说是被全部地夺去了知识，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助力，知识分子如果能把最大的努力献给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是不会小的。

这个争论，对解释五四后知识界分化，是有价值的。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歧，其实也在这一点上。一个积极，一个消退。聂绀弩赞佩鲁迅，因为那思想里的积极因素。而周作人则滑入闲适的世界，对社会进步意义减轻。在聂绀弩看来，曹聚仁的文章乃周作人思想的翻版，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鲁迅式的精神界的战士，才是最为重要的。

出于对社会改造的考虑，聂绀弩欣赏走在战场的斗士，礼赞为社会进步的殉道的人们。他对于为学术而学术、超功利等字样，都不以为然，态度恰好像鲁迅对待自由主义文人一样。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杂文看来，聂绀弩对于京派文人周作人、沈从文、林庚均有微词。比如，林庚曾经礼赞天文学家的超然感，意在对为学术而学术说几句公道话。聂绀弩则云：“从这‘言论’看来，却并未贯彻他的‘不为什么’的宗旨。因为宣传‘不为什么’，其实就大大地为了什么。为要阉割文学最强力的部分，使它成为无用的东西。”我们对比鲁迅对废名的批评，对朱光潜的微词，可以看到逻辑的一致性。从这个层面上说，聂绀弩很好地运用了鲁迅的资源与现实对话。鲁迅的朋友中，有此种论辩笔法者，的确不多。

五四之后，周作人、废名、曹聚仁的思想停留在非激进的学问的层面。他们涵泳着书斋里的学问，游移于时代，但暗暗与时代进行孤独的交流。此为哈姆莱特式的犹豫，在思想史上自有自己的价值。但在聂绀弩看来，如果只会在象牙塔里吟哦，却不能如鲁迅那样走到旷野里呐喊，世界永远是灰色的。此乃堂吉诃德的精神。而聂绀弩自己，也愿意做一名这样的堂吉诃德。

那时候的文化，左翼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自由主义则停留在“文化趣味”中。前者不得不考虑思想的明晰和战斗的有效性，后者却在文化的多维性里关顾文明的建构。聂绀弩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能忍受自由主义的温吞，有一种殉道的快感在，勇猛的样子与鲁迅很像。但鲁迅晚年其实是在译介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没有把思考单一化。聂绀弩只是后来意识到此点，他晚年对舒芜这类人不一棍子打死，甚至多了一些怜悯，都与内心的转变有关。

鲁迅死后，聂绀弩有一阶段一直为捍卫鲁迅而战。《鲁迅的偏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人与鲁迅》《从<狂人日记>说到天门县的人民》等文，对鲁迅文本与思想，都有别人少有的体味。而且在批评一些文人歪曲鲁迅的时候，能以智性为之，都是难能可贵的文字。

在为数不多的文章里，他对鲁迅思想的把握颇为生动。他认为鲁迅最大的价值是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践行者。而这时候需要的是勇猛的战斗精神，鲁迅的不朽之处是他的批判精神的彻底性，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知识人的温吞、柔弱的形象，带来了刚毅不屈的精神。聂绀弩写道：

不错，鲁迅先生的思想，并不比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改革思想的综合更多，他不是空想家，也不是什么思想界的怪杰之类，和每一时期的最进步的改革思想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然而鲁迅先生以前的改革思想中的人的觉醒的要素，有的只是不自觉的潜伏着的多少萌芽，有的又只闪着一鳞片爪的光辉；只有鲁迅先生的思想中“人”，才显著，自觉，贯穿组成而为有机的整体。

把鲁迅韧性的战斗意识看成其留下的遗产中最宝贵的存在，就与周作人、沈从文眼里的形象不同了。其实，聂绀弩何尝不知鲁迅更多的价值呢？但在社会黑暗的时期，这样面对鲁迅遗产，也可说是真实的内心的表露。

孙郁：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

鲁迅生前死后，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冷酷的文笔，似乎没有温情。沈从文自己喜欢周作人，对鲁迅的赞佩中，也婉转说出自己的不满，以为缺少周作人的温情。聂绀弩对此颇不以为然，以为鲁迅的冷酷背后，爱意深深。他其实看到了鲁迅文本的复杂性。鲁迅的表述，看似无情无义，但外冷内热，有大爱于斯，怎么看不到其悲悯之意呢？深味鲁迅文本的聂绀弩，其实已经形成了辩证的逻辑。在微明里看到暗影，于无序中读出精神的确切性。聂绀弩对绅士者带有贬义的话语，其实多少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许多关于文学的论述及文化现象的论述，他都重复着鲁迅的话，以致看不出彼此的差异。比如《追论京派海派什么的》说：

“京派者”，官僚化、绅士化也。“海派者”，市侩化、流氓化也。“新京派者”，党棍化也。如斯而已！

这与鲁迅所云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是相似的言论。他推崇这些文人之外的独立的知识阶级的视角，恰是那代左翼人士精神的一种解释。理解这样的话，只有在紧张的压迫时代，方有可能。

聂绀弩的语言有沉郁洒脱之气，亦会在修辞上多见智慧。鲁迅在《小杂感》里有一种缠绕的幽情，聂绀弩的笔锋亦似亦同。《强与弱》云：

强者，应该是弱者面前的弱者。

弱者，往往在弱者面前是强者。

强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强。弱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弱。

显然的是，这是对鲁迅的主奴观的一种仿效，但运用并不自如。鲁迅背后的尼采的影子和庄子的影子，聂绀弩似乎并没有。但他以自己幼稚的笔，重注鲁迅的主题，倒是见出其审美的偏好。

聂绀弩一生颇多传奇，其写作的兴趣亦广。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都有别人没有的因素。其中的观念，受到鲁迅的启示，思想显得不入时尚，而深意在焉。他评论金圣叹，笔笔有味，点到穴位，且妙思涌来，因为有鲁迅的参照，遂感叹其未能成为伟岸之树，连带对李贽，亦多惋惜。他以为如果李贽有金圣叹的文采，金圣叹倘有李贽的思想，庶几可成大家。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真的可叹者也。他研究《红楼梦》，说出别人没有的话来，可谓学林里的奇葩，这些有自己的咀嚼的偶得，也多鲁夫子思想的启示，说起来，非一两句话可以道清。

不妨说，早年他对于鲁迅的理解多在左翼的层面，狭窄的地方也是有的。后来经历大的苦楚，在近于死亡之所领悟到人间之趣，倒与鲁迅深层的意识相遇。晚年的他，在文格上大有五四之风，连带六朝的韵致，创造了文体的奇迹。

他在旧诗中，可说找到了真的自我，修辞与思想都以生命的体验为依，没有了对鲁迅简单的模仿，而在另类的叙述里，表现出鲁迅精神的另一面。比如以无畏面对荒谬，在无路中走路。比如笑对天下邪恶，困苦皆成虚烟一过。日常之物均可入诗，且自然无伪，大气淋漓。他叙述北大荒劳改的文字，没有孱弱的文人的吟哦，倒多了庄子式的放达。描绘读史的心得，有览万物于一瞬的通透。自嘲、观世、读人，将不可能诗化的词语诗化，完全是前无古人的独创。那首礼赞鲁迅的诗，乃非同寻常之作，对其精神体味之深，早非晚年所能言之：

晚熏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

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无缘。

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

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

诗歌完全没有士大夫的样子，杂文笔法和新文人笔法在旧体格律里自由跳跃，真真神来之笔。全诗是对现代以来苦境中的思想者的礼赞，灰暗中突生奇气，卷地潮声中，荡涤着污泥浊水。自从五四旧体诗式微之后，聂绀弩以神思与素心点铁成金，旧瓶新酒，味道醇烈。

钟敬文诗中谈到聂绀弩时有句：“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真是切中之言。聂绀弩不是悲观绝望的人，喜欢在日常中发现诗意，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入诗的句子都能神气地呈现出来，南社之后的诗人，大凡写旧诗，多没有这样的本领。

早就有人说，旧体诗已经难以翻出新意了，但聂绀弩却创造了奇迹。他随意翻动句子，许多俗语经由他的手而生出新意。在此方面有才华的还有启功、杨宪益等。启功是以幽默的口语入诗，白话的背后是雅的东西，多少有点士大夫的意味吧。杨宪益则洒脱磊落，是大的智慧，可谓独步文坛。聂绀弩比他们多的是底层的诸多受难的体验，他的旧体诗里没有旧式文人的那一套，词语都是现代的。借着古韵来说今人的思想，且反转摇曳，嘲人嘲己，明末文人的那些飘逸、放诞之举，我们在此都可以看到一二。

聂绀弩的不凡乃是其目光锐利，不为俗事所累。他在苦难里的自语，很有意思，大气得很。《北荒草》写劳动的诗句，真的妙如天音，如有神助。比如《搓草绳》描绘的场景本来枯燥得很，可是经由其笔，神乎其技，有天地气象：“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真乃绝唱。他在雅士们所说的不可入诗的地方，发现了诗意，我们看了只有佩服。他经常有些奇句入诗，都非生凑，而是随口涌出，水到渠成。《归程》有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世间流传很广。“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有笑里的无奈，刺世之音暗藏其间。《无题柴韵诗八首》之八云：“也曾几度上吹台，张吻学吹吹不来。从此改途吾拍马，一躬到地为背柴。道逢醉汉花和尚，口唱猥歌倘秀才。我喊姐夫他不悦，贫僧尚未惹尘埃。”此诗诙谐多姿，反讽的地方和戏耍的因素都在，是作者真性情的刨示，不似市井的俚俗，却有智者的闪光。书斋中人，真的写不出这些诗来。

人在放逐里，倘还有自由的心绪，一旦写下什么，总要有些别样的意味的。我的父亲和聂绀弩有相似的经历，在农场十几年的改造里，早年创作的灵感都淹没了，那原因是思想不能起飞的缘故。但聂绀弩却没有熄灭心灵的火，在逆境里还能笑对天下,自如往来在精神天地间。他的诗句是飞起来的，人被囚禁，而灵趣种种，万千心绪跳成彩色之舞，其诗见证了一个通达之人的心魂。有骨气和睿智的人，才能有此奇音。与六朝人的奇句比，聂诗绝不逊色。

世间因有了鲁迅，使我们窥见了战士的价值；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这个话题很长，百年间知识人的苦乐，多在这个传统里。而我们的后人，对此还有多少兴趣，已经不得而知了。（文/孙郁 学者，主要著作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之达

说说聂绀弩独一无二的旧体诗
2008-10-16 09:31:10

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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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3月的一天，黄苗子郁风夫妇，邀约剧作家吴祖光，一同去看望正在病中的老友聂绀弩。
　　当时的聂绀弩，已数年卧病在床，身体都有些弯曲了，他却在这样的状态下，连续不断地写出散文、古典文学论文、还有被胡乔木称为“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旧体诗歌……写作有关《红楼梦》等论文时，他的手头竟然无书参照，叫那些饱读诗书的朋友看去，也实在是少有的奇迹。
　　郁风是画家，颇为聂绀弩精神感染，她随即拉开一纸，开始为老聂画像。速写的聂绀弩，卧靠床上，面部神情专注，正在读报，左手上还夹着一支烟卷，极能传神。
　　聂绀弩的寓所，在城市当间的高楼之上。因为老聂身体不能下楼，只能临窗望望，郁风便笑着说他是“冷眼对窗看世界。”素称捷才的黄苗子立即接应一句:“热肠欹枕写文章。”聂绀弩一听，颇表欣赏。郁风赶紧将这两个对句，记在速写像边，也有自我欣赏的味道。
　　聂绀弩与黄苗子，交情来自北大荒的“劳改”岁月。当时大家在一起编《北大荒文艺》，虽生活艰辛，可精神上相互支持，由此结下了难解的友谊。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实际困难，一批在北大荒的“右派”，被安排回京。聂绀弩回北京后，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有了这点难得的清闲，他便接续着先前爱好，开始潜心研读中国古典小说。一工作起来，聂绀弩便废寝忘食，生活毫无规律。当时黄苗子在研究中国古代画家，常去聂家借书，看到聂绀弩书桌、床头、客厅四处都是烟头，满地烟灰，就套用旧小说的话形容他的状态: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看着聂绀弩镇日研读《红楼梦》、《金瓶梅》这些古典小说，黄苗子便给他的书房题一斋额:“三红金水之斋”(聂绀弩自注:友人给我取一斋名:“三红金水斋”，以斋中有《三国》、《红楼》、《水浒》、《金瓶梅》等小说，次序无意义。或包括《三言》、《聊斋志异》。)不料“文革”一起，红卫兵便来找这个老“右派”的茬。看到这么一个莫名怪哉的斋额，便要他解释含义。聂绀弩当然不能说是研究“四旧”的东西，便生拉乱扯:三是三面红旗，红是又红又专，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敬爱旗手江青大名的头三笔，因为讳，不敢直接写出。(此解释有数种说法，这里取黄苗子说)红卫兵听他解释，一面将横幅扯得粉碎，一面骂:“你也配！”事后，他到黄苗子那里，将经过陈述一番，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十年之后，大家再聚，黄苗子又用草书给聂写一张“三红金水斋”，以践前诺。
　　此时到“文革”之前，有一段难得的清闲，黄苗子与聂绀弩之间走动颇多:借书写字，吃饭作诗，堪称惬意。刚回北京不多久，一次，聂绀弩同黄苗子两人上街就餐，大约喝了一点小酒，相互便谈到了文艺界多位人士命运。回家后，聂绀弩情不自禁，写出两首绝句，将这些谈话内容也含了进去: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不老不穷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聂绀弩当时住半壁街，所以自号“半壁街人”；“黄忠”此处指黄苗子。“雪峰”指冯雪峰，当时两人谈到了丁、冯的命运。
　　周末京华袋自携，大街随意吃东西。忽思扬邵田阳夏，能享一餐烤笋鸡。这第二首牵及了当时文坛尚得势若干人，认为眼下他们亦不过能略过点小好日子:“能享一餐烤笋鸡。”从名姓读去，当为周扬、邵荃麟、田汉、阳翰笙、夏衍……
　　当然，这种生存状态，对于一腔热血如聂绀弩者，很是寂寞难耐。大约1964年左右，黄苗子到聂绀弩所居半壁街借书，又一同到一家川菜馆喝口小酒。回到家后，便写出一首律诗:《半壁街访耶翁借书，因同至川馆小酌》:
　　西直门外半壁街，几还几借几回来。残书微憾红楼续，古刻同夸水浒牌。南郊几边庄子梦，西楼月下美人怀。何当更赏川西辣，牛肚开堂味最谐。聂绀弩读到诗后，即用黄苗子原韵，写出一首《即事》诗:
　　虽邻柳巷岂花街，不为借书死不来。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江山间气因诗见，今古才人带酒怀。便是诗情何易说，偶因尊句一诙谐。这两首诗里，黄苗子语似“打油”一些，可内容表现出许多严肃；聂绀弩一首，颇带意气，有许多深慨。想想当时两人的处境，这样的感慨不无由来呵！
　　1966年左右，黄苗子担心聂绀弩的处境，便多次拜访聂家。有一回，连着两次都没有见到老聂，便顺手写下一首诗，留在聂家。聂绀弩回家见到，乐不可支，便依黄苗子诗的原韵，大和起诗来:
　　八句诗留写字台，冤哉两度扑空来。不知黄老无名火，消得青山几担柴。嗟我失迎果遗憾，把诗环诵此奇才。夜深忙和思聊赎，末字偏逢险韵埃。和诗(原诗今已不存)说见到黄苗子留诗，其中有无名之火意，故调侃说此火“消得青山几担柴。”在诗后小注里，又说“回思前情复叠和一首三呈苗公吟豪哂政”。黄苗子两度扑空，聂绀弩一首三呈，奇思妙想，颇生雅趣。
　　闲来无事，聂绀弩就依黄苗子诗的韵脚，坐下来反复和诗。几天下来，竟写出十多二十首。下面再选一首录出，以见聂绀弩诗才:
　　梁山伯与祝英台，久矣收音不见来。九妹当年胸有竹，梁兄一旦骨如柴。情能并死非悲剧，天所挺生始蠢才。堪笑古今儿如子，每因痴怨跌尘埃。此诗论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形容相思中的梁山伯“骨如柴”，并言“情能并死非悲剧”。这倒是出人意表的见解，值得人细细品味。
　　这些诗，显现了与众不同的风味，大胆用俗语，对仗破雅正，确实写出了千古难逢的旧体新味。可惜的是，这十数首和诗，聂绀弩在世时，黄苗子并没有读到。因为诗成未久，聂绀弩便“戴罪”入狱。这批诗作，被一并带进狱中档案。直到2005年，几经辗转，手迹的复印件才来到黄苗子手中。此时的黄苗子，已经年逾九旬，怀念老友，悲怆之感，可想而知。
　　黄苗子对聂绀弩的诗才，是万分感佩，这绝不仅仅因为友情。在一次记者采访时他说:“比如我看到聂绀弩的诗，我都一首一首抄下来。最后，聂绀弩的诗就全了。”虽是讲学习方法时带出的例子，可没有那份珍爱，谁愿意去干那么枯燥无趣地抄诗活计？黄苗子甚至说:“鲁迅、周作人、胡适都有诗风的开创，但是聂绀弩做的更高一些……聂绀弩是把旧体诗变成现代诗的了不起的文人。”聂绀弩的诗，最初是以《三草集》面世的，黄苗子当初读到后，立即写下一首五律《读“三草”》:
　　何物九头鸟，百黠聚一身。
　　春秋三草集，天壤此奇文。
　　笔遣千神役，心悲万古春。
　　旧庭张乐地，无奈屈灵均。
　　聂绀弩是湖北京山县人。过去有俗语: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言其聪慧也。中间两联，认为聂诗乃天下奇文，是驱遣多位神仙相助而成。但是，聂的命运却不佳，近乎楚国(湖北即楚地)诗人屈原。对诗格及诗人命运，有深切的感慨。
　　聂绀弩的诗和人，的确达到了“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胡乔木语)的程度。

静影沉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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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达

聂绀弩为何要写旧体诗？

李遇春



聂绀弩是建国后首屈一指的旧诗名家。他的旧体诗，今人称为“聂体”或“绀弩体”。写旧体诗而能自成一体者并不多见，古代不多见，现当代就更不多见了。启功先生有诗赞曰：“学诗曾读群贤集，似此新声世所稀。”足见聂诗超迈横绝于一时。然而，聂绀弩这位早年的新文学健将，为何在建国后要大写旧体诗呢？细考起来，似乎有四种缘由。

其一是劳动说，或政治说。具体说来，1959年的某月，聂绀弩时在北大荒八五○农场第五队劳动改造，一天夜里指导员突然来要求每人都做诗，并说这是政治任务，说是要使全国出现新的李白、杜甫，新的鲁迅、郭沫若。就这样，聂绀弩也一下子沉浸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的诗歌狂热之中，白天劳动，晚上挑灯写诗。他后来回忆说：“我已经五六十岁了，虽参加过军队生活，却从来没有劳动过。劳动现场的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也就都是新事物。尽管我天天劳累不堪，有时还不免因劳累而怨天尤人，但这新事物又有许多都是我想写或能写的。领导不教写，还想偷偷写，何况强迫要写？于是这一夜，第一次写劳动，也第一次正式写旧诗，大概大半夜，我交了一首七言古体长诗。第二天领导宣布我做了三十二首——以四句为一首，这首古风，有三十二个四句。我就是这样开始做旧诗的。如果有所谓奉命文学或遵命文学，我的旧诗，开始时就是这种文学。”看来，聂绀弩大写旧体诗的最初因缘是政治使然，似乎一切都是被动的，当然其中也有主动的成分，因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经》的风雅兴寄就是这么来的。看看聂绀弩的那些专写体力劳作的奇诗妙句，你是不得不相信，“劳动创造了人”，是劳动创造了诗人聂绀弩的。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聂绀弩就是一个“杭育杭育派”的诗人，他的旧诗起源于他在劳动中的呐喊。

其二是伤痕说，或压抑说。聂诗虽然始于遵命文学，但究竟还是诗人内心的创伤所结出的艺术果实。太史公的“发愤著书”之说，用在聂绀弩的身上显然也是贴切的。可以说，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受难经历，就不会有《散宜生诗》。在聂诗滑稽诙谐的背后其实隐含有诗人内心被压抑的大苦痛和大忧患。诗人自己说：“以为旧诗适合于表达某种情感，二十余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聂绀弩所谓的适合于旧诗来表达的“某种情感”，其实正是屈原、司马迁那样的受难文人所具有的创伤心理和忧患意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聂诗诗情沛然，气脉流贯，行止于曲折中见自然。所以聂绀弩才说“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这样的话，聂诗与那种无病呻吟之作相距何止霄壤。看上去灵感四溢，其实诗中流淌着诗人的忧伤。还是诗人的知音——香港作家高旅先生说得好，聂绀弩做诗是“胸中五岳成平地”，他把胸中五岳移至五十六字一组的律诗之中，“遂呈奇峰处处。”“其过程极自然。正如鲁迅所云，受伤后躲入森林，舔净血，养好伤，重出战斗之气概同。”鲁迅的原话是这样的，他在致二萧的信中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森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鲁迅先生是聂绀弩的师友，高旅借用鲁迅的话来谈聂诗，自是慧眼独具，切中肯綮。说起来，聂绀弩自1955年受胡风冤案的牵连开始，历经反右的劳改至“文革”的坐监，他所受到的友军的暗箭和落难后同志的快意的笑脸，可谓司空见惯，但虽然受了伤，他却并没有灰心，而是自己独自疗伤，这疗伤的工具，就是做诗。聂诗多嬉笑而少怒骂，他是不愿把自己的创伤轻易示人的。

其三是游戏说。如果政治说或劳动说是契机，伤痕说或压抑说是根本，那么，游戏说就是聂绀弩做诗的调剂了。做诗虽然神圣，但古人云诗乃“余事”，其消遣性也是毋庸讳言的。朱光潜指出：“凡是艺术都带有几分游戏意味，诗歌也不例外。中国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了一点。我们现代人偏重意境和情趣，对于文字游戏不免轻视。一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去在形式技巧上做功夫，固然容易走上轻薄纤巧的路。不过我们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分一笔勾销，也未免操之过‘激’。”聂绀弩以现代人来做旧诗，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游戏动机。他宣称：“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娱活动。”聂绀弩多次说自己做诗是为了好玩。他做诗偏嗜七律，就是喜欢对仗的乐趣，每每沉浸于对对子的隐秘愉悦之中。他还喜欢押险韵，喜欢和韵，喜欢叠韵，一和再和，同一韵脚反复吟哦，这不仅仅是游戏，而且帮助了诗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渡尽劫波。对于聂绀弩来说，做诗是文字游戏，是文娱活动，既自娱亦娱人。六十年代初，他在致高旅的信中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此。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限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以尔我二人而论，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诗本涩，打油反好，故你认为打油者，我反认为标准。”喜欢打油，正是聂诗的公认的特色。聂绀弩做诗嗜打油，无它，专在娱乐而已，游戏而已。

其四是诗体说。聂绀弩在受难中做旧诗，前三种缘由似乎已经很充分了。但还不够。聂绀弩在做诗伊始，虽然并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艺术使命感，也无意于重振所谓旧诗雄风，但随着做诗的深入，他还是自觉地把做旧诗与中国诗歌的出路问题联系在了一起。谈到自己为何在北大荒大写旧诗，除了领导的号召之外，聂绀弩还说过这样的话：“大概因为越在文坛之外，越是只认为旧诗是诗。”对于早年写新诗的聂绀弩而言，这话是意味深长的。这说明他的诗歌观念起了变化。他不再独标新诗而鄙弃旧诗了。甚至对旧诗更为青睐。在六十年代初致高旅的信件中，聂绀弩与其探讨了旧诗和新诗的关系问题。他说：“五四后新诗，其佳者确在文学上辟一新境界，此与学外国诗颇有关系。至今新旧异体并存，实为两物，各不相能，而旧诗终以难为通俗，通俗太过，又已不成其为旧诗，故虽有大力，亦不能使之重归文学与小说、戏剧同科。新诗则尽管有不可人意者，却终为文学形式之一。其中原因非一，可谈者亦多，惜无人谈之耳……”聂绀弩承认新诗的历史地位，但对新诗的成就并不满意，对旧诗与新诗颉颃中的劣势处境也十分清醒。今天看来，聂绀弩的“大力”做旧诗，还是为旧诗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堪称新中国旧体诗坛的“碧海掣鲸手”！

七星山人

意蕴丰满，诗出自然！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12 23:17
意蕴丰满，诗出自然！

七星山人

笔意由心，高亮支持！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12 23:18
笔意由心，高亮支持！

之达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12 23:18
笔意由心，高亮支持！

谢抬爱！问好！

七星山人

之达 发表于 2020-7-13 09:53
谢抬爱！问好！

祝周一快乐！

七星山人

七星山人 发表于 2020-7-13 19:50
祝周一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