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金筑子 于 2020-4-24 07:56 编辑
“律诗定体”的不存在与“拗救理论”的荒谬
近体诗优选于永明体形式,标准格律当然是理想的二四异声,中两联对仗,然而唐人为了表意的需要,有时也选择永明体的一些特殊句式,如仄仄仄仄仄,平仄仄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唐人并没有什么定体,拗体,拗救之类的严格规定,唐人对于律诗要求只是基本上的:八句,中两联对仗,满足粘对规律即可。后人硬要找出唐人有一种标准的“定体”,不合者又必找出一种替唐人圆其说的的理由解释,如二五异声,四声碎用之类。 沈约的八病说在当时本就是一种在四声基楚上的过渡苛求理论,在当时沈约自己就很难办到且更没有去对现,在当代就无括人信服而失传了,只是后人才根据自己的理解胡乱解释,日本人空海更从唐人处抄录了二十八病之多,可见沈的的八病说就没有什么份量。
清人妄图从唐人那里找到一种所谓的律诗定体,更得出唐诗中有违这定休句子就一定有一种救的方法使其合理的“拗救”理论。今人就更是想从六朝人、唐人的只言片语中找出一种合理的依据。 梁代人刘滔早就指出:‘为其同分句之末也。其诸赋颂,皆须以情斟酌避之。如阮《止欲赋》云:“思在体为素粉,悲随衣以消除。”即“体”与“粉”、“衣”与“除”同声是也。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虽然刘滔说的二四不同声是指四声不同而不是平仄不同,但这却为平仄不同声打下了初步的基础。按永明体诗句实际上也是只为二四平仄异声,并非四声异声。)说明永明体诗早就注意五言二四异声重于二五异声了。从永明体诗句的实际来看,永明体时代是以二四平仄异声为律的,并非是什么二五异声的碎声使用。 至于律诗中有时出现“仄仄仄仄仄,平仄仄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平仄”这样的句子,也不是使用“二五弃声”理论,更不是因救意而让位于声律,而是唐人在永明体中找到了六朝人用过的句子,并不去问是否合律,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定体,诗人们只认为用得有出处而已。 因为二四声在律诗八句中,每句都是必须遵守的(平平仄平仄等特殊句子除外),而所谓的“二五异声碎用”在八句中只有一句(最多二句)出现的几率,其产生声律的重要些性则是不明显的因而是不重要的。就如“平平仄平仄,五连仄,四连仄,仄仄平仄仄”句式偶然在律诗中出一次不合粘对律并不重要一样。 ------------------- 注一:刘滔生于梁武帝大同年间(535-546)。沈约(441年-513年),刘滔于永明体时代就否定了沈约的蜂腰论。刘滔显然是根据当时永明体诗句使用四声而说的。可见沈的八病说并非是永明体的四声现实,其失传概因无人信服也! 注二:附沈约诗《游沈道士馆》 秦皇御宇宙(二四平仄),汉帝恢武功(二四去上)。 欢娱人事尽(二四平仄),情性犹未充(二四去去)。 锐意三山上(二四平仄),托慕九霄中(二四平仄)。 既表祈年观(二四平仄),复立望仙宫(二四平仄)。 宁为心好道(二四平仄)?直由意无穷(二四平平)! 曰余知止足(二四平仄),是愿不须丰(二四平仄)。 遇可淹留处(二四平仄),便欲息微躬(二四平仄)。 山嶂远重叠(二四平仄),竹树近蒙笼(二四平仄)。 开衿濯寒水(平平仄平仄),解带临清风(二四平仄)。 所累非外物(二四同去.),为念在玄空(二四平仄)。 朋来握石髓(二四平仄),宾至驾轻鸿(二四平仄)。 都令人径绝(二四平仄),唯使云路通(二四上去)。 一举凌倒景(二四同上),无事适华嵩(二四平仄)。 寄言赏心客(平平仄平仄),岁暮尔来同(二四平仄)。 全诗二十八句,二四平仄占二十一句,平平仄平仄占二句,二四同平一句,二四同上一句,二四同去一句,二四碎声上去一句。可见约自己的诗就是以二四平仄异声为主的,这自然就为唐平仄律提供了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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