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教授談功底与眼光（轉載）

文質彬彬

莫砺锋教授談功底与眼光（轉載）

      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熱愛者，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哪几方面的功底？

我想，至少是下面幾个方面：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无论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还是自己要写个东西，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所以，语言文字方面的功底非常重要。当年我考到南京大学跟程千帆先生读研究生时，程先生第一个任务就是叫我写三篇自传，一篇用白话文，一篇用文言文，还有一篇用外文。写三篇内容一样的自传，就是想了解我语言文字的功底、我的表述能力。

　　 首先是文言文。对研究诗、文、词的人来说，面对的都是文言的材料。但是古人留下的文言作品，并没有做好标点、做好注解，我们要面对的是大量的原文，也就要求我们有一定的阅读古文的能力。《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学了一年，要看你有没有学好，就考查你离经辨志的本领怎么样。所谓“离经”，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就是给古文断句。不能断句，就表示你没有读懂，或者没有读通；而断句有差，就会导致文章意思南辕北辙。所以在研究生阶段，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有比较强的对于古代的文献进行准确断句的能力。此外，还要注意诗词格律的问题，它是古代汉语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大，曾有一个硕士生同学来找我，说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里有一首苏东坡的七言律诗前后押的韵不一样，转韵了，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可能，七言律诗一定是一韵到底。我把那本书拿来一看，原来是《宋诗选注》的初版本。这个版本是竖排，排在一起的实际上是两首七言绝句，正好二十八个字一排，到头就换行了，诗题中也没有注出“两首”，他就误以为是一首七言律诗。我想，如果这位同学有比较扎实的古代汉语知识，学过一些诗词格律，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七言律诗，它中间两联不对仗，还转韵，这肯定是两首绝句。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文言文的水平。

因为古代文献中，白纸黑字的许多古书不完全是真的，它里面有大量假的、错误的材料，比如《全唐诗》。

　　 在《全唐诗》第四百五十七卷，有这样一个诗人，叫牟融，他一共有六十九首诗。牟融生平无考，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是看他的文本，会发现蛛丝马迹。在《全唐诗》六十九首牟融诗中，标题上出现了一些其他中唐诗人的名字，比如，乐府诗人张籍，还有朱庆余等，像《赠张籍》、《答朱庆余》，诸如此类。假如有哪位同学选牟融做题目，根据这些题目来考证一下，可以确定他的生活年代是中唐，说他跟张籍等有交往，然后再分析他这六十九首诗的内容、艺术等等，敷衍成一篇论文。如果做了这篇论文，那么，你就大倒其霉了。为什么？你受误导了，原来唐朝根本就没有牟融其人。他是不存在的。可怎么会有一卷诗保留在《全唐诗》中呢？这是明朝人的伪造。清朝人批评明朝人，说他们一是学风空疏，还有一个就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为什么？他们乱造。他们造假的古书，真伪掺杂在一起，弄得莫辨真伪。牟融就是这样，他是明朝人伪造出来的一个唐代诗人。明朝文坛主张复古，“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所以就有这样的不法书商，在明代诗人的中这里找一首，那里找一首，再把标题改头换面，本来是《赠某某》，改成《赠张籍》，等等，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唐代诗人牟融。现在这六十九首所谓的牟融诗，都已由学者在明诗中全部找出来了。清朝编《全唐诗》的时候，没有仔细地辨别，就把他收进去了。这个问题学界已经证实了。湖南湘潭师范学院的陶敏教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全唐诗·牟融集>证伪》，已经把他证伪了。

       这样大的伪文本都收在《全唐诗》里，混杂在我们的古文献里，那么，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怎么能不对它进行一番文献学上的追问？如果不问青红皂白，不追究一下它的来源，不考证一下它的真伪的话，怎么能匆匆地拿起笔来写文章？所以，文献学的根底非常重要。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同学，一定要把这一个本领学到手，要会自己做一些考辨的工作。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考据学的研究跟文艺学的研究要结合起来，他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批评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后来又说文献学和文艺学要相结合，也就是要特别关注你所研究的这个对象的文献真伪问题。

　　 要有比较广泛的阅读面。关于治学，胡适之有一句名言：“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金字塔的根基太小的话，是建不高的，它要倒塌。一定要根基很大，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读书也是这样。当年黄季刚先生还在北大的时候，北大的同学为他们的文科教授编了一首七言诗，给每一个人编了一句七言的话。黄季刚教授那句话最不好听，叫“八部书外皆狗屁”。就是说黄季刚只号召读八部书，这八部书最重要，其他都不需要读。这当然是歪曲了黄季刚的精神。但黄季刚特别重视八部书是对的。哪八部书？《毛诗》，也就是《诗经》，然后是《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再加上一部《文选》。这是黄季刚在北大时候最强调的八部书。这八部书一定要非常仔细地读，要读得滚瓜烂熟。当然实际上，黄季刚终身治学远远不止八部书，他甚至几次标点整部十三经。但即使是这八部书，里面也包括经部、史部、集部，唯一缺少的是子部，他后来到了中央大学以后，就很强调《荀子》和《庄子》，就是说，他经史子集的书无所不读。对古代文学的研究生来说，除了自己文学方面的书以外，也一定还要读一点思想史、史学方面的书。因为在古代，学术是混沌一体的，文史不分家，学术就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些学术都是触类旁通，互相有关联的。史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文学的文本发生背景，没有一些史学常识的话，如何能知道这个作品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来的。经学，或者思想史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作家的心态、思想状况。要是不了解这一点，又如何能分析他们的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要尽量地把面放得宽一些，这样会影响我们所能达到的深度。

　　 读书要读得熟，特别是一些基本典籍，要下狠功夫读。我很佩服朱熹的读书法。关于读书，朱熹有一个比喻，在他的《朱子语类》，就是他跟他的弟子们的谈话中，两次提到这个比喻。他说读书像煮东西，先要“大火煮滚”，然后“细火文煨”，就是烧开后要用文火、慢火来煨，而不能一直用猛火烧。具体地落实到我们的读书上面，就是第一步要猛读一阵，要比较广、多、快地读；第二步从中间挑出一些最重要的典籍，或者跟你的研究方向特别有关的那些重要的书，慢慢地咀嚼、体会。这两步缺一不可。没有第一步，你读书太少；没有第二步，你没有一本书是读得精的，对治学都是不利的。对一些基本典籍，最好能达到熟读成诵的地步。也许同学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到了电脑时代，检索很方便，什么东西上网去一查就查到了。但电脑永远不能取代人脑，它只能辅助人脑。从电脑屏幕上搜索来的东西，并不是你的知识结构中的东西，它是临时性的、借来的东西，不属于你，只有熟记在心的，它才属于你。而属于你的那些东西，在你的胸中盘旋，你久久地体会它，就会产生联想，而一切学术的新观点都是从联想开始的。没有联想，就没有任何新观点。而电脑是产生不了联想的。

          上世纪初，当敦煌文献刚刚发现的时候，古代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终于读到了韦庄的那首成名作《秦妇吟》。但是，《秦妇吟》从北宋开始就失传了，因为韦庄临终前，在遗嘱中交待弟弟韦蔼，给他编文集不许收《秦妇吟》，没有收也就失传了。到了20世纪初，敦煌洞窟里发现了一个卷子，这个卷子没头没尾，既没有作者，也没有标题，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文本是什么，后来这个卷子辗转到了王国维手中。王国维一看就大喜，说这就是《秦妇吟》。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卷子，而王国维一看就知道是《秦妇吟》？原来这个卷子中有两句话：“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秦妇吟》是写黄巢的起义军攻破长安以后的那种残破情形，里面有两句描写当时长安的整个内府都被烧掉了，“烧为锦绣灰”就是指里面堆藏的锦绣都化为了灰烬，“天街”就是长安的街道，“踏尽公卿骨”，唐朝的那些公卿都被杀死，尸骨抛在街道上。而王国维记得在五代西蜀词人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记载过这两句诗。正因为王国维读书读得熟，记得牢，所以一看见敦煌卷子后，马上认出这就是《秦妇吟》。然后才有陈寅恪先生研究到底为什么韦庄不愿意收录《秦妇吟》，才有一系列的学术成果。假如没有第一步，没有王国维因为读书广又记得熟的话，这后来的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可见，记诵是相当重要的。

*莫砺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1979年考取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程千帆教授专攻中国古代文学，1984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文学博士。

吾波

欣赏先生转发的文学理论文章，眼光独到，见地深刻，转发辛苦了！

文質彬彬

吾波 发表于 2020-1-20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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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詩友臨賞，新春大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