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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之达 于 2020-1-6 07:53 编辑
诗歌中的“小我”与“大我”
诗歌中的"小我"与"大我",自现代文学以来一直是诗界颇具争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所谓“小我”，即诗创与诗篇中的个体作者表达的完全是自己、一家情怀，在五四以前尤较早的诗歌中多见或者说呈普遍。这样的吟唱，是真挚、朴素、个性的。《诗经》中的诸多篇什皆是，如《国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在从《诗经》的集体分别吟唱 转而到了个人放声歌唱的时代，屈原是一峰崛起的引领者，其《离骚》、《天问》等等，无不是个性化的纵情宣泄，大写自我。而到了唐宋，中华诗歌已呈群星荟萃，星光灿烂，王维、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等，尽显风神骨韵，各具气度光采，每一个，都是与他人有别的自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自信与自负只能是诗仙；“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喜怒哀乐不能不是诗圣；“身似不系之舟，问汝一生功业，黄州、惠州、詹州，”如此从容旷达 ，必苏轼无疑；“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如此英雄气概，自是陆游。
所谓“大我”，即诗创与诗篇中不仅仅是诗者自己，它表达了更多人的情感，述及了家国情怀、时代精神。这样的写作，是拓展、恢弘的，也是取向更为广阔、价值更有意义的审美观照。郭沫若的《女神》，是时代对于旧世界的愤恨与批判；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民族尊严的呼唤与斗争；闻一多的《七子之歌》，是中国人对近代列强野蛮掠夺的控诉；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千千万万个儿子对于母亲和故土的思念与感恩；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是困难时期新华人的励志之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是新中国对好人的定义和推崇······这些如果只是发于和表达一己之情，或者都仅仅理解为自我歌唱歌唱自我，那这些篇什将大为失色，也绝不会为人们仰为经典并被人民争相传唱。
在认识论上，无论“小我”“大我”，大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体，只是程度上会有一定区别或较大区别。但也确有特殊，某些“小我”，是远离了客观，远离了生活本质；也确有某些“大我”，不够真实，沦为假大空。
在艺术审美上，无论“小我”“大我”，都可能反映人生，揭示社会，竖起真善美。但真正担负重大与积极，成就世代不朽，无疑更多的应该是显示“大我”的写作，因为它反映的是社会主流，体现的是时代精神，喊出的是民族心声，表达的是人民意愿。
在哲学上，无论“小我”“大我”，都是个性的。但只有可以揭示事务和社会本质的个性诗歌，只有可以更为广阔反映民族与国家精神的个性艺术，才是最积极最正能最可美育最有教化意义的个性咏叹。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排斥和否定健康积极的“小我”写作。
现代以来“小我”与”大我”的争论与矫正，都是源于诗歌创作在“小我”与“大我”之间的此起披伏、此消彼张，这也是诗歌实践与发展的自我调节。当诗歌创作过于倾向于“小我”，诗歌沉湎于风花雪夜恣肆于灰色自由无度的时候，就会有人呼吁诗歌要表现“大我”，要反映时代；当诗歌创作一味侧重于“大我”，诗歌出现“概念图解”的时候，也会有人纠正，诗歌要讲个性，要有“小我”。
看大师们怎么说：
臧克家：“情感与生活同构，‘小我’与‘大我’通融，个人与时代想通，历史与未来相连。”
艾青：“诗人的‘我’，很少是他自己。大多时候，是借‘我’来传达一个时代的感情和愿望。”
朱自清：“表现自己，实是文学的第一要义。”
郭沫若：“个性最彻底，文艺才是最具普遍意义的”。“但抒情不只是抒个人的情，是抒时代的情、大众的情。”
高尔基：“诗人是社会的回声。”
托尔斯泰：“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不相似，因此他的这种感情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将是独特的。”
别林斯基：“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欢乐是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是为社会
和时代而代言。”
如何对待“小我”与“大我”？要根据一个时期的创作实践、创作倾向来抉择；最好的选择是可以偏重但不可以偏废，要兼顾而不是单一。诗歌是个性的，审美观照不可划一，文艺需要百花齐放。就我个人：不忽略“小我”写作，更看重“大我”写作。终极而论，诗人写作不是表现自己，是有益社会，他需要喊出大众的声音，表达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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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6 07: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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