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点郭沫若评杜诗（二）

穿越梅嶺

安得雷公鞭，滂沱洗吴越。（《喜雨》）

郭评：怎得用钢鞭鞭打雷公，降下滂沱大雨来清洗吴越一带，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请看他在诗句下的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原来他要清洗或扫荡的是吴越一带的盗贼。那些盗贼又是些什么人呢？我现在根据《资治通鉴》中叙说，把当时的情况，揭示如下：“肃宗宝应元年八月， 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归之、、、、、、。”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么，将近二十万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所敬仰的中兴名将之一李光弼做到了他所期待的雷公，但没有等待他的钢鞭，费了八个月，把农民起义军扫荡了。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

批点：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一些什么货色，记载昭昭，其始无不由居上者不明、腐败而至啸聚，其终无不比他们所要推翻的暴君、腐败王朝更暴、更腐败，黄巢如此，李自成、张献忠等无不如此。由此，梅嶺倒觉得，老杜的立场没问题呢，与其打死一饱狼来了一群饿虎，还不如就让狼继续干呢。哈哈。

  说点正经的，在老杜留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以《喜雨》为题的诗共有三首，引起郭沫若注意的这首，被仇兆鳌编在广德元年之间的诗篇中，全诗如下：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均需，恸哭厚土热。

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

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

安得雷公鞭，滂沱洗吴越。

      我们不得不佩服郭沫若对杜诗读的还是蛮仔细的，这首《喜雨》诗在杜集中算不得是很好的，比较流行的黄生的《杜诗说》、吴应泰的《杜诗提要》都没有收录，却被郭沫若注意到了，郭之所以注意到老杜这首并不很优秀的诗，不是他发现了其中有什么欣赏价值，而是被他找到了可以利用的价值，于是，他就断章取义地拿来诗中“安得雷公鞭，滂沱洗吴越”一句，来为他的世界观和写作服务。杜甫写此诗时在梓州、阆州一带，因为朝廷派李光弼在浙江征讨袁晁暴动，老百姓苦于应付军需，加之久旱无雨，人民痛苦不堪，杜甫有睹于此，写下了这首具有“一片济世苦心”（仇兆鳌《杜诗详注》）的五言古诗。

     当然，不能说这首诗就只有对人民的同情，而丝毫不带对当时浙江兵事的忧虑心情，那么，这种心情究竟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希望这场农民起义被尽快镇压，还是希望乱事早日得到平息，让人民尽快安居乐业？郭沫若用阶级立场来强行划定杜甫的立场，当然是持前一观点的。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也和郭沫若持几乎相同的观点“当袁晁在浙东起义时，他却写了‘安得雷公鞭，滂沱洗吴越’的句子，这就清楚地表现了他的阶级局限性。”但比郭沫若要平和些。韩成武在《杜甫敌视袁晁起义的问题再认识》一文中就没有郭那么固执地认为杜甫的阶级立场不稳，是地主阶级立场，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说“用阶级观念来认识杜甫对袁晁暴动的立场，不如用民族观念去认识更为恰当；说杜甫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要求及早平息袁晁暴动，不如说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更为确切。”此说不作偏激之论，也与杜诗本意较切合。

    看一首诗，不能断章取义，光拿出其中一句而忽略整篇。这一首诗，从早春的干旱已经让农事受到极大的影响，再到因兵事而引起的骚扰，仇兆鳌在前四句之下注道“岁旱兵兴，两意并起。”诗人在这里是将干旱和兵事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并提的，说明他对这两件事情都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所在的梓州、阆州下了一场不大对雨，对干旱略有缓解，也让苦于干旱的民众稍微舒了口气，所以，他也希望在发生兵事的浙江也下一场大雨，洗去兵尘，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从其所用“安得”一词来衡量诗人此时之心，跟“安得广厦”句是一样的大庇天下的情怀，而非要用什么立场问题去解读，甚至不惜断章取义，应该也非解诗正途。（梅嶺）

图书府吏

杜甫官居拾遗，工部，要“致君尧舜上”，大庇的是天下寒士——即知识分子，都是统治阶级的视角，硬要派到人民性，勉强。

西风吹老洞庭波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
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安得雷公鞭，滂沱洗吴越。

忧的 是 春旱 民 苦，何以 不见 “一片济世苦心”  呢？千百年来 的 研读 者 难道 会错了 意？

林金建

儒家十分重视士夫子们的道德修养，把所谓“公私义利之分”抬到第一义的高度，实际上就是教导他们把统治阶级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此等等。正是用这样一些思想武装起来的士大夫，对于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的正常运转起了极大作用，同时它还起了为士大夫协调缓冲冲突和对抗的斗争，提供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的作用。杜甫是儒家忠实信徒，对农民起义首领所持的立场、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