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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光体”名称之“不实”
清代后期的诗人，大抵可以分为：（1）湖湘派，以王闿运为领袖；（2）闽赣派，以陈三立为领袖；（3）吴越派，沈增植辈为旗手；（4）津京派，以张之洞为领袖；（5）川蜀派，以刘光弟为领袖；（6）还有岭南派一说。
比较而言，湖湘诗人的头面人物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新旧时代都历过，曾算是年纪最老的人物，曾入肃顺府，与曾国藩有交往，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回乡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船山书院，有《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日记》等，应袁世凯邀任清史馆馆长职；所以，可以说，清末诗坛的川蜀派也不免受到湖湘派的影响，包括何绍基的影响。陈三立（1853-1937）为江西修水人，随在湖南主政的父亲陈宝箴在湘西凤凰及长沙生活多年，为“湖湘三公子”，又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郑孝胥（1860－1938），福建闽侯人，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入伪满为总理。陈衍（1856-1937），福建侯官人，与郑孝胥同为光绪八年举人，曾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曾任翰林院编修，为晚清最有影响的学者，著有《春在堂全书》500卷，可见学识不凡。李慈铭（1830-1894），浙江绍兴人，一生蹭蹬，11次参加南北乡试，无不落第而归，有《越缦堂日记》传世。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人，曾为溥仪之“帝师”。沈增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清末民初人物，曾掌上海南洋公学，应推为新时代诗人。
今天所论“同光体”诗人，大抵是陈三立、郑孝胥、陈衍诸人。据考，是郑孝胥、陈衍首倡“同光”之名。考之陈衍《沈乙庵诗序》：“同光体者，苏堪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届同治末年，侪辈不过年少轻狂，是时袁昶三十而立，沈曾植不过24岁、陈三立16岁、陈衍19岁、郑孝胥15岁，不足以言诗名，何以“同光体”相号召？所以，后世之人疑郑、陈诸人“拉大旗作虎皮”，欲借“同治中兴”之“余烈”标榜自己，虽然口号称“不墨守盛唐”，而其实不过状模宋人诗体，承接江西诗派之余续，为山谷、无己作传人而已。以此之故，我认为“同光体”实际上就是“光宣体”，与同治中兴之名家巨子无甚根连。要说有关连，那就是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他们都是同治年生的，真正长大成熟却在光绪年间，论文学、论经历、论政治、论诗道，都不得标榜为“同治人”也，正像是今天的五十左右一辈人都只能称为“改革开放一代”，而不能说是“文革一代”，更不能说是“解放一代”，因为其成长年岁主要是七六年之后，而不是之前，道理在此。
二、“同光体”诗风之续接：生涩奥衍、清苍幽峭、沉博奥邃
同光体的诗风，论述颇多，但是终其一世，仍然是宋诗之余续，其“不墨守盛唐”者，终究是“不迷信盛唐”，做了宋诗的追逐者。具体而微，陈衍以论诗闻名，作诗等而下之，陈三立则忠于黄山谷，郑孝胥忠于王荆公，沈增植则师法颜谢了。 下面的论述应该还是公允的：清代诗坛，鼎革之初虞山梅村争胜，至康熙朝则神韵独行，其后格调肌理相离，袁枚性灵特出，祧唐祖宋，风气屡变。至清末，有陈拾遗衍，妙擅说诗，始拈出同光一体，以不墨守盛唐相号召，而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辈诗笔冠绝，风云际会。于本朝前绍翁方纲肌理之说，近承道咸以降何绍基、祁寯藻、郑珍诸公宗宋诗风，扬波其后，竟成一时风气，而王湘绮汉魏六朝一脉遂成别调。然同光体诸公于诗虽盛称同气连枝，但却非声口划一。其诗论家陈衍，赣、闽、浙三派领袖陈三立、郑孝胥、沈曾植于诗学路径、宗法对象、诗风取向皆有不同。此种不同，自是在所谓“不专宗盛唐”共识下之和而不同。其既可明同光体内部诗学取向之多元化，复可表众诗家于诗学之个性独创。然其时乃清季民初之乱世，政治更迭，社会动荡，文化层面亦是多元并立。（周洋）
郑孝胥论散原诗：“伯严之诗，吾读至数过，尝有‘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之叹……余虽亦喜为诗，顾不能为伯严之诗，以为如伯严者，当于古人中求之。大抵伯严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虽出于鲁直，而莽苍排奡之意态，卓然大家，未可列之江西诗社里也。往有钜公与余谈诗，务以清切为主，于当世诗流每有张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说甚正，然余窃疑：诗之为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万变，纷扰于外；心绪百态，騰沸于内。宫商不调而不能已于声，吐属不巧而不能已于辞。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散原精舍诗序》）这里也可以看出，陈三立诗的“苦心雕琢”之能。
陈衍论陈三立诗：“伯严论诗，最恶俗恶熟，尝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五十年来，惟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后生英俊谬以余与海藏侪诸散原，方诸北宋苏王黄三家。以为海藏服膺荆公，遂以自命;双井为散原乡先哲，散原之兀傲僻涩似之，皆成确证;因以坡公属余。余于诗不主张专学某家，于宋人固绝爱坡公七言各体，兴趣音节，无首不佳，五言则具体而已，向所不喜。双井后山，尤所不喜。日本博士铃木虎雄特撰《诗说》一卷，专论余诗，以为主张江西派，实大不然。余七古向尠转韵，七律向不作拗体，皆大异山谷者，故时论不尽可凭，若自己则如鱼饮水较知冷暖矣。”散原诗“语必惊人，字忌习见。”（《石遗室诗话》）钱仲联先生也称“惟陈散原能参山谷三昧。”（《梦苕庵诗话》）
关于“同光体”的诗风，当其时也的陈衍就已经分为两派：“当其一派生涩奥衍,《自急就章》、《鼓吹词》、《饶歌十八曲》,以下逮韩愈、孟郊、樊宗师、卢全、李贺、黄庭坚、薛季宣、谢翱、杨维祯、倪元璐、黄道周之伦,皆所取法。语必惊人,字忌习见。郑子尹珍之《巢经巢诗钞》,为其井冕.莫子俘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寅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全诗亦不尽然也。”而另一派则好“为清苍幽峭,自《古诗十九首》、苏、李、陶、谢、王、孟、韦、柳以下逮贾岛、姚合,宋之陈师道、陈与义、陈傅良、赵师秀、徐照、徐矶、翁卷、严羽、元之范悼、揭溪斯、明之锤惺、谭元春之伦,洗练而熔铸之,体会渊微,出以精思健笔。”其作诗则“字皆人人能识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积字成句,积句成韵,积韵成章,遂无前人已有之意,已写之景,又皆后人欲言之意,欲写之景。当时嗣响,颇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斋稿》稍足羽翼,而才气所溢,时出人于他派。此一派近日以郑海藏为魁垒,其源合也。”（《石遗室诗话》）前者指代表为沈增植，后者指典型则为郑孝胥。
三、“同光”可鉴，前途难卜
今世论同光体者，亦有将同治时期的诗坛大家如曾国藩、何绍基、莫友芝（曾国藩幕僚）也囊括入内，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他们在世时，“同光”之名尚不曾有。同光体诗人处在社会思潮剧变、社会动荡加剧的当时，不过仍然是墨守旧朝，坚持故纸堆里讨生活，这些人本身都不处在社会的中下层，所以对于真实的社会变革缺少足够的感知，清朝亡灭，他们便与时代格格不入，光宣时代的诗人也就不免没落的宿命。光宣一代人本身也没有同治中兴那一代名臣的勇毅精猛，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诸人，无论事功，还是立德立言，都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像散原老人这样的，早岁积极投身维新变法，晚年保持民族气节，让人敬佩。但像郑孝胥这类人更是不足为论，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为后世鄙夷，即便是诗才有可嘉许者，亦不足为训。所以，我不赞同“同光体”一说，而更倾向于“光宣体”一说，不认为有“同光诗人”一群体，而只有“光宣诗坛”一说，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甚称事体，未做虚论。光宣时期的“同光”诗人，虽然也学谢，但总未能清发，不是才力不足，而是时代使然。也许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不限融洽，思想与实践的龃龉，后世研究者有以为其甚“荒寒”的，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个时代，国将不国，民族危亡，诗人们更是难上加难，虽有心力追唐宋，甚至更远的汉魏，多数人有席不暇暖的窘迫，都不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不甘。今天这个时代呢，全部都朝着金钱的方向，努力地精致的利己主义盛行，诗，也许更其惨淡。“同光”诸人，地下有知，只能莞尔一笑了，于吾侪则“同光”可鉴，前途难卜也。
附带及之，平心而论，就诗艺及其与社会的关切度而论，民国诗坛也是异彩纷呈的，更值得我们学习，不独光宣时期的诗人们。
清代著名画家盛大士读史读世都有不一般的见解。盛说：“自古以来，权奸误国误民很容易让人察觉，而庸臣误国误民却不易为人察觉。”他还指出，“权奸误国，（一旦）一败涂地，为天下人耻笑唾骂；但是庸臣呢，其误国误家之后，还能留下谨慎、勤政、廉洁、爱民的好名声。权奸误国往往身败名裂，而庸臣误国却能全身而退……”可谓是振聋发聩之论。或许政文通源，好诗多不传，入龙阳易顺鼎，生平作诗逾万首，所传至今者不过三四，其风格与清末诸公有迥然异趣者，不妨一读，也算是湖湘诗人特出者，以其浸润屈骚故耶？
匆匆草就，言不尽意，容后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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