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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亭论辨:当代书法史上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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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9 08:50:3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兰亭论辨:当代书法史上的奇观
书法报 2019-11-15 11:09:00
1965年第6期《文物》和6月10、11日《光明日报》,相继推出(前者系原载,后者系转载)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长文,引起书法界、学术界的震动。
当时,南京有位高二适(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不同意郭文观点,立即撰文加以反驳,题为《〈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写出后,先是自由投稿,但很快即遭退稿,在那个时代,哪家报刊敢发表同郭沫若唱反调的文章呢?要知道,郭沫若是作为继鲁迅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中国成立后即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要职,著述等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术权威。好在高文经章士钊转交毛泽东主席审阅,毛主席看后作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同意高文发表,于是高文便顺利地发表于当年7月23日的《光明日报》。
随后,郭沫若除本人连撰两文作答之外,还组织了五六篇反驳高二适的文章密集发表于当年8—12月的《文物》与《光明日报》。而与高二适持论相同的文章,内地方面,只有唐风、严北溟撰写的两篇,分别发表于上海的《文汇报》与《学术月刊》;还有一篇是商承祚撰写的,直到次年才发表于广州的《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香港方面,有两三篇,但当时与内地的交往受阻,内地读者很难看到那几篇支持高二适观点的文章。这些就是1965年“兰亭论辨”或称“兰亭论辨”第一次高潮的大致情形。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郭沫若因何种缘由或出于何种动机写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的。
单就郭文本身来判断,我们便会看到,郭文的写作发表,既有学术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
学术上的原因,在于自晚清王国维倡导“二重证据法”以来,中国学术界极重考古学成果,改变了过去只重文献资料的偏向,而对新出土的地下实物资料备加关注。郭沫若正是秉持如此学术理念,当看到1965年及前几年出土的五方东晋墓志(它们都堪称东晋书法的最新实物资料)之后,不禁欣喜若狂。这五方东晋墓志,第一方是1958年于南京挹江门外老虎山南麓出土的《颜刘氏墓志》,第二方是1963年2月于镇江东郊出土的《刘尅墓志》,第三方是1964年9月10日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出土的《谢琨墓志》,第四方和第五方是1965年1月19日于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的《王兴之墓志》和《王兴之妇墓志》,它们皆为石刻(或砖刻),与今传东晋手写体大不相同。于是郭沫若便据此对传世东晋字帖特别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大加质疑,认为《兰亭序》从文到帖皆非王羲之所作,而系隋代书家智永和尚一手“依托”出来。
当然,清代以来重碑轻帖的碑学思潮,也是引发郭沫若怀疑帖学经典《兰亭序》的学术因素之一。我们知道,郭沫若平时虽也偶尔临习、书写《兰亭序》,但只为吸收营养,在内心深处并不看重偏于优美的《兰亭序》,他的书法追求雄强霸气,无论如何都不会像沈尹默那样把《兰亭序》作为自己最终的风格归宿。这样,郭沫若否定起《兰亭序》来,便拥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心理基础。
至于政治上的原因,1965年初,极端反传统的思潮已经酝酿而成。在极端反传统者看来,越是经典的东西越是要把它打倒打碎。书法领域的王羲之与《兰亭序》,前者被称为书圣,后者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正好成为极端反传统者的一个靶子。如果没有这一政治上的原因,那郭沫若在文中就毫无必要特意提及当时炙手可热的两个政治红人,一是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康生,一是时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最权威的舆论阵地——《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
除此,据后来透露出的一些背景资料亦可看出,康生对《兰亭序》真实性的否定决绝而又不遗余力。比如康生于1965年4月10日致宫维桢(时为江苏省委秘书长)的信,要他与南京文管会的同志,“看看”即将发表的郭文(即前述《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无后来补充的“书后”与“再书后”部分内容),再提供若干资料,并写出诸志发掘经过与相关文章,准备在报刊上一道发表;康生于1965年8月17日致郭沫若信,告诉郭沫若,说毛泽东主席在接见部队干部时向他问起了否定《兰亭序》之事;康生还主动与郭沫若同时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组织反驳高二适的系列文章。郭沫若是一个大学者,写一篇学术文章,居然让陈、康二人参与进来,又是提供资料,又是提供观点,又是安排发表报刊,又是组织回击对手文章,这哪里是“独立”写作,分明是“集体”写作,从某种程度上说,郭沫若倒像一个地地道道的“执笔者”。陈、康二人既对郭文如此深度介入,又怎能不构成该文在那样特殊年代隆重推出的政治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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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写给郭沫若关于“兰亭论辨”的信
总体上看,郭文谈《兰亭序》真伪问题是高屋建瓴的,有气势,有思辨性,读之能让人油然而生痛快淋漓之感。不过,文中也存在着极明显的逻辑错误,比如《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要知道《临河序》上已有“癸丑”这一当年的干支,那么,《兰亭序》照着《临河序》写,又怎么会出现后文所说忘记“癸丑”这一当年的干支,“留下空白待填”?并且,还说留下的空白不是两个字的空白,只是一个字的空白,难道依托者连干支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都不知道么?又怎么会出现《兰亭序》漏掉《临河序》后面“右将军司马……罚酒各三斗”一段四十字?再者,郭文中的许多小结论,先是“推测”,但“推测”“推测”着就忽而变成了“肯定”,实为偷梁换柱之举,其中说智永为《兰亭序》依托者最为明显,一开始只是推测智永“是能够写出《兰亭序》来的,而且他也会做文章”,接着便“敢(乐)于肯定:《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没有任何证据,一下就由“推测”跳进了“肯定”,这哪里看到丝毫的实事求是之心?后来,在众多质疑声中,郭本人也意识到了没有证据的“肯定”等于强词夺理。于是,到1972年撰写《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时,便悄悄地改口,转而“推测”《兰亭序》是由唐太宗君臣所依托——“《兰亭序帖》是唐太宗李世民所推崇的,或甚至是他所命人假托的”。
说罢郭沫若,再说高二适。
近年来,在回顾1965年的“兰亭论辨”时,一些人(主要是高二适的后人、门生与在宁论者)为抬高高二适,纷纷将高二适质疑郭沫若否定《兰亭序》之举说成“不畏强权(或威权、权势、权贵等)”,其实,与事实并不相符合。
诚然,在1965年下半年,经过多次思想改造、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不免心存余悸,看到郭文否定经典《兰亭序》,虽不认同,但也不敢“大鸣大放”,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形诸文字。这种历史情况,我们自应正视。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就是仍有极少数正直的知识分子,因长期浸淫中国传统文化,对《兰亭序》情有独钟,看到郭文否定《兰亭序》是那么无理、那么大张旗鼓,便愤然拿起笔来撰文进行反驳。高二适自是这“极少数正直的知识分子”之一,但高二适之外,还有居其先撰文投交《光明日报》的段熙仲,还有虽然已经撰文但尚未向外投稿的高藻亨,还有随高二适文章发表之后又发表出反驳郭文文章的唐风、严北溟与商承祚,还有写出但未能及时发表、直到1971年借出版个人专著《柳文指要》之机推出反驳郭文文章的章士钊,还有通过香港报刊发表反驳郭文文章的姚述、金尧如与黄君实3人,还有当时写出但无处发表直到后来才得以问世或一直未能问世的反驳郭文文章的许伯建、阎文儒、王益知3人。这些显然表明,1965年下半年,看到郭文之后,并非只有高二适一个人敢于同郭沫若商榷,实际上还有上述众人也在纷纷同郭沫若商榷。不过,上述段熙仲等人没高二适幸运(如前文所说,高文经章士钊之手,转交毛泽东主席,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与批示)而已。令人感叹的是,帮助高二适发表文章的章士钊,自己的文章写出后反而未能及时通过当时的报刊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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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适致章士钊关于“兰亭论辨”的信
正因为高二适一文是经毛泽东主席批示后发表的,所以,无论怎么说,高二适在当时都不存在“不畏强权(或威权、权势、权贵等)”问题。在高二适那里,他只是觉得不能接受郭文观点而撰文进行反驳。文既写出,当然渴求尽快公开发表,这应是所有写文章者的心理。
高二适的这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发表后,郭沫若随即撰写了两篇回应文章,一篇题为《〈驳议〉的商讨》,相继发表于1965年8月21日的《光明日报》和1965年第9期《文物》。根据2000年以后陆续披露的1965年高二适致章士钊有关信函可知,读罢郭的《〈驳议〉的商讨》和徐森玉的附和之文《〈兰亭序〉真伪的我见》,高二适也立即写出再反驳文章两篇(一驳郭,二驳徐),并交章士钊,请章转呈毛泽东主席。但此时的章士钊因听到一些不好的“风声”,自己的文章都不敢拿出来了,又怎敢再将高文转呈毛泽东主席?这样,高的两篇再反驳文章(题目不详),以及高自称已写出的一万余言长文《〈兰亭〉政(正)可成为铁案》,皆石沉大海了。
1976年,谈论《兰亭序》真伪的文章再次陆续发表,且数量远远超过第一次高潮,到1999年止,便达30余篇,从而形成兰亭论辨第二次高潮。这些篇目包括撰写于1973年、发表于1976年以后的《〈兰亭〉综考》(周汝昌)等,但不包括谈其他问题兼及《兰亭序》或真或伪者。
在第一次高潮与第二次高潮之间,还刊出过好几篇谈论《兰亭序》真伪的文章,声势不大。
前文曾提到,章士钊大约于1965年8月写了一篇文章,可能听到风声担心卷入政治旋涡,而未敢立即拿出来发表,但时隔五六年后,该文还是被作者收入《柳文指要》,在1971年对外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不长,仅两千余言,题为《柳子厚之于〈兰亭〉》,由柳子厚谈及兰亭及《兰亭序》的两段文字展开论述,认为“或主张《兰亭》果有其书,定与二爨面目相同,似难谓为知言”。
《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自始至终未提及“郭沫若”三个字,但开头所引李文田观点及“或据此,认为李文田所提疑案,至少得到一半解答”数语,其针对郭沫若否定《兰亭序》之举是十分明显的。故而,看到章士钊此文发表后,郭沫若立即写出《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予以反驳。
读罢郭沫若上述之文,高二适又随即写了一篇反驳文章,题为《论次〈兰亭序〉的种种问题答有是子问》,语言形式仍为文白夹杂。该文是高二适遵师之命以其师章士钊的口气代章而写的,因此时的章士钊已92岁高龄且侨居香港。但文章写出后,却无处发表。直到1981年,《书法研究》想发几篇与郭沫若唱反调的文章,试图对《兰亭序》真伪问题讨论的方向作些调整,于是联系高二适子女拿到高二适的遗稿,由《书法研究》代作技术处理,改题《〈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以“高二适”名义发表于该刊1982年第1期。
第二次高潮不同于第一次高潮,最显眼的地方就是自发化,它相对于第一次高潮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当然是郭沫若及其附和者的文章)都是组织、策划出来而言。第二次高潮中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自发投稿并由不同报刊予以随机发表的。稍带“组织”色彩的,可能只是《书法研究》于1981年(或稍前)所进行的约稿之举,以及1999年的苏州“《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但它们对否定《兰亭序》的文章也照样采用,而并非像1965年下半年的《文物》与《光明日报》,对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如本文开头所说,高文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与批示)以外的其他反驳郭沫若文章,一概不予刊登。大家撰稿是有感而发,那声音、那观点均代表着撰稿者的真实想法,而这才是学术论争的一个常态。
参加第二次兰亭论辨的一批学者只是觉得《兰亭序》史有所载、流传有绪,虽说一定出于王羲之之手还缺乏直接证据,但种种迹象表明,王羲之写出《兰亭序》具有极大之可能。若据现代司法理念,当由疑者举证,而怀疑以至直接否定《兰亭序》的论者,也同样拿不出有力的直接证据,他们仅仅在“推测”而已。于是,参加第二次兰亭论辨的学者们,一方面根据地下新出土的实物资料,一方面寻找过去尚未注意到的文献资料,运用多学科知识,来探讨《兰亭序》的真实性,坚信从文到帖王羲之都是《兰亭序》的著作权人。
兰亭论辨第二次高潮涌现出的文章,篇目为第一次高潮的数倍,但高质量者并不多。值得一提的,大致有四篇,其中前两篇是回应郭沫若对《兰亭序》质疑最有力度的,即徐复观《〈兰亭〉争论的检讨》与周汝昌《〈兰亭〉综考》。
徐文最初刊于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徐著《中国艺术精神》一书。该文洋洋洒洒近两万言,除第一节归纳郭沫若和高二适“两方争论要点”外,从六个方面对郭沫若一方的兰亭论辩观点进行剖析与反驳。其次,徐文还在第一节末尾与第七节末尾(也是全文末尾)处,对郭沫若在兰亭论辩中体现出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提出了批评——“郭氏在大陆居于学术的领导地位,他年来的态度,主观而颟顸(mān hān);所用的方法,粗疏而武断,对大陆全盘学术的研究工作,会发生很坏的影响”“常感到以郭氏今日的地位,应当自我抑制,尽量少动笔,以便敞开他人求真之路”。应该说,这一批评还是比较中肯的,且有利于把兰亭论辨引向深入。
周汝昌的《〈兰亭〉综考》,据其“前记”自述,写于1973年,但一直无处发表,直到1980年底应《江淮论坛》约稿,始将此稿交付,并由该刊于次年第1期和第3期发表。作者对《兰亭序》真伪论争一直很关注,早在1965年下半年内就着手写一篇反驳“依托”说的文章,但只写了一部分,因听从亲友劝说而“停下来重新另写”。遗憾的是,“初次的开笔稿和后来的重起炉灶稿”,均被“弃置敝箧”。为什么要写《〈兰亭〉综考》呢?作者说:“因为我觉得这绝不是为一个‘书法家’争论‘一本帖’的问题,那样看就太小了。问题之不小,至少应从两层来看:一、《兰亭》一序,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史上的很多重要事情,这些事情有的是带有根本性或关键性的;二、对于本来没有问题的事物,不怕提出疑问,不怕摆出新见解,但要看所提所摆的毕竟有多大的科学性。想措词尽量委婉些,可是总无法回避一个存于心中的想法:这是一个学风的问题。”
《〈兰亭〉综考》亦近两万言,分上、下两篇,上篇题为“《兰亭序》的‘文本’问题”,主要探讨帖本《兰亭序》文本比刘孝标《世说》注《临河序》文字多出与少出的部分,究竟是怎么回事。下篇着重探讨“《兰亭序》的内容问题”,也就是探讨《兰亭序》所写内容与王羲之的思想、性格、感情等是否相应问题,以回应李文田、郭沫若等人对《兰亭序》的质疑。
前说四篇中的后两篇,发表刊物级别最高,篇幅也较长。
长文之一就是发表于198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周绍良撰《〈兰亭序〉真伪考》。该文后来收入周绍良著、齐鲁书社1984年版《绍良丛稿》时,作者改题《从老庄思想论〈兰亭序〉之真伪》,显然是想突出文中谈老、庄思想部分的内容。但笔者认为,这种突出意义并不大。因为文中谈老、庄思想,认为老、庄思想各不相同,王羲之思想中没有庄子思想地位,并不能让郭沫若信服,郭沫若于《〈兰亭序〉与老庄思想》已通过有关史料证明王羲之确实受到过庄子思想影响。也就是说,与郭沫若一样,《〈兰亭序〉真伪考》的作者周绍良也对王羲之思想作了片面化的强调。如果“整体”地看,王羲之思想既有接受庄子影响部分,也有反对庄子思想部分;王羲之对庄子思想的接受也好、排斥也好,都是部分的。郭与周两人只强调对自己立论有利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忽略另一面,又怎能令读者信服?其实,正因为王羲之思想中有受庄子影响部分,也有不受庄子影响部分,所以,他在《兰亭序》中说出反庄子的话——“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便非常自然。再者,片面强调老、庄之不同,而忽视老、庄之相同,同样亦难以令读者信服。毕竟,大家都知道,庄子是老子思想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庄子思想和老子思想共同构成道家思想体系,二者的“同”是主要的,“不同”则是次要的。这便不难看出,至少在研究方法上,周绍良未能突破郭沫若的局限,从而使得《〈兰亭序〉真伪考》对郭沫若“伪托”说的反驳力度实在不够理想,哪怕它立足的是思想史高度、发表的媒体是国内最高级别的学术刊物。
另一篇长文,发表于198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题为《论〈兰亭序〉的真实性兼及书法发展方向问题》,作者周传儒。该文洋洋洒洒亦近两万言,内分十节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统观周传儒这篇长文,我们觉得作者的理论视野较为开阔,文中观点也基本正确,但对中国书法史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却比较肤浅。文中驳论,多被对方牵着鼻子走,缺乏逻辑力量,而难以令对方信服。
与第一次高潮相比,第二次兰亭论辨高潮还有个极明显的表现,这就是立场的转变。第一次高潮中,绝大部分论者都是出于“附和”郭沫若才撰文参加兰亭论辨的,立场当然要站在否定《兰亭序》阵营一边,他们人数多,加以文章大部分双重发表(或先刊于《文物》杂志,后转载于《光明日报》;或先刊于《光明日报》,后刊于《文物》杂志),声势极大;相反,那时的肯定《兰亭序》文章却少得可怜。但到了第二次高潮,论者们不再受外在因素干扰,畅所欲言,立场绝大部分都站在维护《兰亭序》真实性一边,只有极少数论者如李长路、张昕若、王玉池、吴鸿清与祁小春等人,对《兰亭序》依然持怀疑态度。第二次高潮中的单篇文章,只有极少数者具备较高学术水准,大部分都不太尽如人意,好在它们能以“合力”形式让《兰亭序》的真实性更加深入人心。这显然又一次表明:真正的经典是不怕争论的,也是打不倒的!
兰亭论辨兴起于1960年代,延宕至1990年代,参与人员众多,对立阵营分明,两度高潮掀起,蔚然而成当代书论史(也是当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对此,人们(包括笔者在内)已给予多视角剖析,详略各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看,那样,关于兰亭论辨的认识,或许会更全面、更深刻一些。
(文/毛万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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