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遇春：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平议

穿越梅嶺

自1917年“文学革命”和现代白话文运动以来，随着胡适等人的“新诗”实验，中国传统诗词便只能以“旧体诗词”的名义而存在。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旧体诗词”实际上是和“新诗”如影随形地共存着的，没有“新诗”就没有所谓“旧体诗词”，反之亦然。近百年来，“新诗”已然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而“旧体诗词”却始终在主流文学史中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史”已经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诗歌史段落。历史表明：“新诗”并没有“战胜”所谓“旧体诗词”，“旧体诗词”不仅没有死亡，而且一直在坚韧地存活着，并且在新世纪的传统文化热潮中日渐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关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学术格局。随着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学术断裂必将因此而得以修复，而且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内部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也必将得以消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将因此而迈上新的历史征程。

一、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

撇开“新诗”和“旧体诗词”的文体对立不谈，客观地看，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不仅数量上十分繁盛，而且质量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众多风姿卓异的旧体诗词名家名作的涌现，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不可忽视的文学存在，因此可以说，民国旧诗坛足以与民国新诗坛分庭抗礼。虽然民国旧体诗词在传播与接受上不如新诗那样广泛地深入普通民众，但作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一种接续或绵延，它依旧在民国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包括新派知识精英和旧派传统文人在内，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真正地或绝对地排斥和否定旧体诗词，甚至许多人像闻一多那样选择了“勒马回缰写旧诗”。即使有些新文学家曾经发表过否定旧体诗词的言论，那些言论其实也并非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而是折射了他们内心中文化情感与历史理性的冲突，即他们在文化情感上依旧潜在地认同中华诗词传统，而历史理性上因整体认同西方现代性，因而不得不明确地拒斥旧体诗词。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五四”到“抗战”前夕（1917―1936），一个是“抗战”和“战后”时期（1937―1949）。由于民国初年（1912―1916）尚未有现代意义上的“旧体诗词”或“旧诗”与“新诗”二元对立一说，故而民初或五四前夕只能作为短暂的过渡时期置放在前一个阶段里。在前一个阶段里，尽管“新诗”创作处于“异军突起”的强势话语状态，但“旧体诗词”创作其实并未衰歇，主要史证有：（1）以严复、林纾、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章士钊、黄侃、黄节、吴梅等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人进入民国后不仅继续创作旧体诗词，而且还创办了《国故》月刊、《甲寅》周刊等杂志为传统文化、文言文和旧体诗词辩护。这些民国保守主义文人的诗词创作与文化立场如今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逐步得到再评价。（2）以吴宓等主编的《学衡》杂志为首，包括梅光迪、胡先驌、邵祖平、吴芳吉等在内的一批捍卫古典诗词传统的学人与“新诗”阵营展开了激烈而持久的学术论战。以往的现代文学史提及这段论争，往往站在新文学立场上，一味地否定和贬抑“学衡派”文人，而近些年来，学界已出现越来越多地替他们辩护的声音。（3）晚清的“同光体”诗人群体进入民国后一直坚持旧体诗词创作，如赣派的陈三立、夏敬观，闽派的郑孝胥、陈宝琛、陈衍、李拔可、何振岱，浙派的沈曾植，还有鄂籍诗人陈曾寿等众多名家，他们的晚年诗词创作代表了晚清“同光体”诗派的民国余响。（4）以王闿运、陈锐、曾广钧、杨度等为代表的晚清“汉魏诗派”传统入民国后依然不绝如缕。（5）以梁鼎芬、樊增祥、易顺鼎等为代表的晚清“中晚唐诗派”入民国后依旧拥趸甚众，当然樊、易二人晚年华靡诗风流弊不浅。（6）以康有为、梁启超、夏曾佑、金松岑等为代表的晚清“诗界革命派”进入民国后的晚年创作同样不容忽视。（7）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高燮、苏曼殊、姚鵷雏、徐自华、林庚白等为代表的一批“南社”诗人词客入民国后继续在诗界发挥巨大影响力，尽管南社的解体或分化给此派诗人带来了不小困扰，但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也促使此派诗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不断地求新求变。苏曼殊和林庚白的诗词水准极佳。（8）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沈尹默、郁达夫、周作人、闻一多、刘大白、刘半农、康白情、王统照、俞平伯、田汉、赖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学家在五四前后同样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而且达到了很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尤其是鲁迅和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在这个时期堪称一座高峰。（9）以于右任、黄兴、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马君武、叶楚伧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本期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于右任和马君武堪称其中翘楚。（10）以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本期也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而毛泽东在本期创作的诗词是他一生中旧体诗词创的第一个高峰，也是中国现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我们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失误而简单地否定其早期诗词创作成就。此外，本期还有一些书画大家的诗词创作也值得重视，如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谢玉岑的诗词。总之，从“五四”前夕到“抗战”前夕，民国旧体诗词成绩斐然，不容小觑。这些民国早期涌现的旧体诗词名家名作绝对不比中国新诗草创时期的“白话诗”逊色，甚至随着时过境迁，如今再来评议这个时期的新旧诗坛，我以为除了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林徽因等少数早期新诗人的诗歌创造成就尚能传世之外，其实这一时期的旧诗成就是高于新诗的！在第二个阶段里，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民国旧体诗词创作在战乱环境中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由此“抗战诗词”达到了新的高峰。这同样可以在多个方面的史实中得到证明。（1）抗战军兴，民族矛盾上升，中国新文学家们暂时打破了新旧文体壁垒，而在文学和文化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许多新文学家公开写作旧体诗词甚至得到公开发表。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朱自清、老舍、胡风等新文学家纷纷把曾经在五四时期中断的旧体诗词写作接续上来了，而郁达夫、田汉、俞平伯、张恨水等原本未曾中断旧体诗词创作的新文学家们，更是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高扬的历史时期，把自己的旧体诗词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2）以南京、昆明、重庆、北平等城市的大学为中心的知名学人群体也创作了大量的关怀民族命运的旧体诗词。知名学者诗人有章士钊、陈寅恪、吴宓、萧公权、顾随、胡小石、汪东、沈祖棻、陈匪石、陈中凡、乔大壮、曾缄、刘永济、马一浮、谢无量、王季思、缪钺、夏承焘、卢冀野、詹安泰、王力、吴世昌、丁怀枫、钱仲联、唐圭璋、钱钟书、冯沅君、唐玉虬、霍松林等人，他们的诗词创作已经依据各自不同的地域而形成了不同风格的诗词创作群体，围绕他们而组建的许多旧体诗词社团也不在少数。这个时期的许多书画家如吴湖帆、钱名山、潘伯鹰、陈小翠、周炼霞等也大都与各自所在的地域学者诗人群体相过从。（3）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在抗战时期也迎来了一个抗战诗词写作高潮。如延安有著名的怀安诗社，还有江南新四军根据地的湖海艺文社等。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陈毅、叶剑英、林伯渠、钱来苏、续范亭、董鲁安等共产党人在本时期都取得了较高的创作实绩。（4）国民党元老和民主党派人士在本时期也达到了较高的诗词创作水平。如柳亚子、汪精卫、居正、叶恭绰、江庸、李根源、但焘、仇鳌、翁文灏、程潜、李济深、陈铭枢、罗卓英、成惕轩、黄炎培、马叙伦、张澜、沈钧儒、陈叔通、胡厥文等。（5）抗战时期的港台和海外华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台湾的栎社和瀛社的诗人群体的创作，香港刘伯端等人的旧体诗词创作，吕碧城、蒋彝等人飘洋过海的海外旧体诗词创作，潘受等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旧体诗词创作等。总之，抗战诗词是民国旧体诗词的一座高峰。当然，抗战时期的新诗创作也取得了很高成就，包括艾青、冯至、卞之琳、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人在抗战时期的诗艺日渐成熟，中国新诗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写作上都已然开辟新局，这是早期新诗所不可比拟的。由此我们大体可以判断，抗战及战后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与同时期的新诗创作处于二水分流、不相伯仲、比翼颉颃的状态。如果要写抗战诗歌史，显然应该是新旧诗各占半边天的文学史格局。   　

　
二、新中国的旧体诗词创作及其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虽然也有过曲折和艰难，但还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和较高的成就。大体而言，建国以来的旧体诗词创作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1950―1970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1949―1976），即毛泽东时代或曰革命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一个是1980年代以来的旧体诗词创作，即新时期或曰改革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6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变迁，赋予了不同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以不同的特点。先看1950―1970年代的旧体诗词创作。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通常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属于泛政治化的文学，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在思想性和审美性方面都不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文学的成就。但这个时期却是中国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高潮期，也是一个高峰期。理由有这样几点：（1）1957年《诗刊》创刊号发表毛泽东诗词19首并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人的信，掀起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高潮。毛泽东诗词的广泛传播以及他对古典诗歌的重视，给当时的旧体诗词创作带来了良好的环境。虽然毛泽东在信中说过旧体诗词“束缚”人的话，但客观上还是带动了当时的旧体诗词创作，因为毛泽东同时期对“新诗”的批评更为严厉。（2）一大批政治人物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开始大规模地写作旧体诗词，并且得到了公开地发表，如《光明日报》专门创办了《东风》副刊发表旧体诗词。这里面有朱德、陈毅、叶剑英、萧克、张爱萍等元帅和将军，他们的诗词后来结集为《将帅诗词选》。这里面还有董必武、林伯渠、张澜、李济深、程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胡厥文、赵朴初等党内或民主党派的元老级人物，他们的诗词在当时影响很大。（3）建国后一大批新文学家也在新的文学环境下进行旧体诗词创作，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俞平伯、周作人、田汉、老舍、丰子恺、沈从文、聂绀弩、胡风、臧克家、何其芳、邓均吾、王统照、饶孟侃、冯雪峰、施蛰存、萧军、罗烽、姚雪垠、石凌鹤、吴祖光、张光年、于伶、辛笛、阿垅、罗洛、关露、邓拓、吴晗、廖沫沙、吴奔星、张中行、马识途、公木、黄秋耘、张志民、陈大远、邵燕祥、梁上泉、胡征等人。其中，一部分人主要以政治化的“新台阁体”诗词写作为主，如郭沫若等；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如胡风、聂绀弩等人由于遭受政治监禁或流放而投入旧体诗词写作；更多的人则经历过从“文革”前的“台阁诗词”向“文革”中的“受难诗词”的创作转变，整体诗风也由明朗粗豪转向了沉郁顿挫，创作原则则由伪浪漫主义转向了真正的现实主义。（4）一大批学者和书画家也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如章士钊、陈寅恪、吴宓、张伯驹、黄公渚、夏承焘、曾缄、常任侠、钱钟书、冒效鲁、徐燕谋、沈祖棻、顾随、黄泳雩、周谷城、翦伯赞、陈隆恪、陈方恪、刘永济、杜兰亭、马一浮、王敬身、刘景晨、钱仲联、张珍怀、洪敦六、丁怀枫、陈小翠、徐翼存、陈声聪、周炼霞、许白凤、霍松林、缪钺、王季思、杨树达、荒芜、吴鹭山、唐圭璋、程千帆、寇梦碧、陈朗、吕贞白、刘逸生、陈迩冬、詹安泰、苏渊雷、梅冷生、徐震堮、黄稚荃、王昆仑、沈轶刘、陈邦炎、李汝伦、吴世昌、周退密、陈九思、周采泉、徐定戡、张牧石、莫仲予、刘蘅、王沂暖、江婴、陈宗枢、王个簃、沈尹默、启功、黄宾虹、蔡若虹、林散之、邓散木、刘海粟、潘天寿、吴茀之、吴白匋、谢稚柳、陆维钊、朱庸斋、黄苗子、沈鹏、张采庵、周素子、孔凡章、吴玉如、刘夜烽、苏步青、石声汉、陈从周、苏仲湘、舒芜、曹大铁、裘沛然、罗密、林锴、洪漱崖、黄万里等一大串闪亮的名字。这些诗人词客主要集中在京津、苏沪、岭南、巴蜀、湖湘、浙闽等地区，这里面有国学大师，有古典文学研究大家，有书画名家，还有科学泰斗和中医圣手，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有单行本的旧体诗词集子印行，在现当代旧体诗坛享有美誉。他们中许多人的旧体诗词属于“地下写作”或“潜在写作”范畴，其思想和艺术价值不容低估。（5）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诗歌运动以旧体诗词为主，自发地掀起了一个当代民间旧体诗词创作运动，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学变革产生过重大影响。不难看出，新中国前30年的旧体诗词创作其实异彩纷呈，既有主流的红色政治诗词写作热潮，也有被压抑的地下诗词创作潜流，且后者的成就无疑高于前者。如果参照同时期的新诗创作来做比较，比如拿那个时期最优秀的新诗人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等人的新诗成就与聂绀弩、胡风、陈寅恪、李汝伦等人本期的旧体诗成就相互掂量彼此的艺术分量，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这个时期的新诗在旧体诗词面前是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的，这一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清晰起来。即使是把那个年代著名“地下”新诗人食指、芒克、唐湜等人拿来相较，无疑也还是聂绀弩、陈寅恪等旧体诗人为高。至于新时期30年的旧体诗词创作，从数量上来讲，比前一个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从质量上来看，则要逊色得多。新时期的旧体诗词创作只能说是一个高潮期，不能算高峰期。这一个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政府的大力支持，各种诗词刊物和诗词团体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遍及全国各省市，甚至地县乡镇。著名的地方性诗词社团有野草诗社、钱塘诗社、岳麓诗社、洞庭诗社、太白楼诗社、东坡赤壁诗社、广州诗社、江西诗社、春申诗社、嘤鸣诗社、银杏诗社、燕赵诗社、甘棠诗社等。全国性的诗词团体中华诗词学会也于1987年正式建立，随之各省市纷纷成立地方性的诗词学会，覆盖全国。1994年中华诗词学会还正式创办了会刊《中华诗词》，在海内外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产生了世界性影响。随后各省市诗词学会也陆续创办各自的会刊，大都以省市命名，其中隐含了各级政府的助推力。据说《中华诗词》的发行量已经远远高过于发表“新诗”为主的《诗刊》的发行量。在这些地方性诗词刊物中，广东的《当代诗词》、四川的《峨嵋诗稿》、江苏的《江南诗词》、湖北的《东坡赤壁诗词》、北京的《野草诗辑》、上海的《上海诗词》、福建的《福建诗词》、湖南的《岳麓诗词》等创办得比较有自己的特色，其他大多数刊物则几乎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地模式化，沦落为“老干体”“歌德派”诗词的专刊了。此外，全国性的诗词大赛已多次举办，如“李杜杯”“炎黄杯”“回归杯”等，由此催生了当代特色的“参赛体”诗词，流弊不浅。与此同时，全国性的当代诗词研讨会相继多次举行，迄今已办到了将近20届之多。中华诗词新时期的这种繁荣局面的到来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也与党和政府在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分不开。199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有人公开倡导或者发表旧体诗词作品，此外以厉以宁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还有钱昌照、孙轶青等一大批离退休的老革命、老干部都对新时期旧体诗词的繁荣做出了相当大的鼓励和支持。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诗词也十分繁荣。各种旧体诗词网站层从不穷。网络诗词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们的民间写作姿态代表了新世纪中华诗词的发展方向。但其总体创作成就还有待观察，少数实力派诗词写手还在艺术成长中，尚未进入成熟期。总之，旧体诗词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获得了新的生机，它在社会影响力上完全可以和“新诗”分庭抗礼，各自拥有自己坚定的支持者。  

穿越梅嶺

但毋庸讳言，新时期旧体诗词创作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弱点，这是它表面上的繁荣所遮掩不住的尴尬。由于一大批旧体诗词作者都是横跨现当代的世纪老人，他们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创作力必然衰退，精品不多，除了启功、杨宪益、缪钺、李汝伦、刘征等少数人外，大多数人垂暮之年的诗词大都无法与此前的诗词相提并论。此外，新时期旧体诗词界存在着一个庞大的老干部作者群，“老干体”的流行既推动了旧体诗词的传播与接受，同时也带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败坏了旧体诗词的声誉。而一批中青年诗词作者普遍缺乏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古典诗学底蕴，其诗词创作也存在着思想性和艺术性普遍不足的缺陷。这当然是时代的缺憾，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完全弥补的。但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与重生，作为“国诗”的旧体诗词也必将会迎来真正的复兴。目前，在如何评价新时期旧体诗词成就的问题上比较让人犯难。这主要是因为对新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一直还处于比较低的学术水准，大量的诗词评论不过是浮光掠影、彼此吹捧的诗词鉴赏而已，呈现零散化和碎片化的状态，尚未抵达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境界。新时期旧体诗词评论在学术性上的匮乏，导致了新时期旧体诗词创作在一种盲目自信的状态下畸形发展甚至是恶性膨胀。由于缺乏专业诗词评论家的良性批评，大量粗制滥造的旧体诗词文本铺天盖地、势不可挡，其中隐含了复杂的经济利益诉求，严重伤害了中华诗词复兴的文学大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对新时期旧体诗词创作的整体评价表示乐观，因为与新时期中国新诗创作的整体成绩比较起来，新时期旧体诗词的面纱尚未被真正地揭开，还未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评估。比如新诗界30多年来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代表性诗人诗作，像北岛、舒婷、顾城、海子、翟永明、欧阳江河、西川、于坚、王家新等人的新诗已经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艺术存在，而这段时期的旧体诗坛却未能推出足以与他们比肩的诗歌旗手或标志性人物。一些旧体诗坛大腕占据高位，而实际上则创作平平，相反那些真正有实力的中青年诗词作者则遭到各种压制或屏蔽，他们只能散居民间或隐身于网络虚拟空间，苦苦等待未来的文学史家的考古式发现。但这样的历史风险性极大，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民间高手被历史无情地埋葬。侥幸如周啸天者，斩获2014年鲁迅文学奖之诗歌奖，这是鲁奖历史上首次授予旧体诗人。周啸天因此而名扬天下，从民间走向殿堂，但最终他的获奖却成了一曲滑稽戏，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啸天体”也遭到全国网民的集体吐槽。所以，当务之急还是需要呼唤专业性的旧体诗词评论家和学者的出现，只有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学术交融才能回应这种时代的召唤。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不能做到旧体诗词评论的复兴，那么所谓中华诗词的复兴，就将沦为空谈。诗词创作的复兴与诗词评论的繁荣必须二位一体。

需要补充的是，1949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并未得到全面的政治统一。台湾一直与大陆保持着距离。香港和澳门直到20世纪末才回归祖国的怀抱。与此同时，大量的海外华人遍及欧美和东南亚地区。凡此种种，带来了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丰富性、多元性和复杂风貌。因此，台港澳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学中的旧体诗词创作也不能忽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后的台湾在保存中华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传统上比大陆要好，由此带来了当代台湾旧体诗词创作的繁荣。这主要表现为：（1）一批国民党元老或官员赴台后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其中不乏于右任、周弃子、成惕轩这样的名家作手。（2）一批新文学家赴台后写作旧体诗词不辍，著名者如台静农、易君左、苏雪林、陈定山等。（3）一批学者诗人赴台后也坚持写作旧体诗词，著名者如董作宾、潘重规、罗家伦、方东美等。（4）以张大千、溥儒、陈含光为代表的赴台书画大师的旧体诗词创作堪称国粹。（5）一批台湾本土成长的学者和文人也写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如吴浊流、柏杨、高阳、汪中、琦君、张梦机等即是其中的翘楚。1981年大陆时事出版社出版的《台湾爱国怀乡诗词选》中就收录了许多台湾当代旧体诗词作品，好评如潮。当代香港旧体诗词创作亦十分繁荣，名家众多，作手如林。主要有：（1）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家的旧体诗词创作；（2）以饶宗颐、陈湛铨、苏文擢、罗忼烈、曾克耑、吴天任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诗人的诗词创作；（3）以高旅等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报人的旧体诗词创作。相对而言，当代澳门旧体诗词创作较为逊色，优秀作手不多见。而在东南亚的华人圈，旧体诗词创作十分兴盛。如新加坡就产生了两位“国宝级”的大诗人潘受和张济川，其诗词集在大陆广为流播。在马来西亚，大马诗社名噪一时；在越南，华侨女诗人张纫诗的诗词尤其令人称道，有“诗姑”之美誉。至于在当今欧美国家，华人对旧体诗词的喜爱溢于言表。他们成立了众多诗词社团，如影响广泛的美国四海诗社等。一大批旅居欧美的华人学者都酷爱旧体诗词，其中不乏名家，如萧公权、蒋彝、顾毓琇、周策纵、李祁、叶嘉莹、阚家蓂、张充和等。总之，在台港澳和海外华人圈，旧体诗词堪称“国诗”和“国粹”，是联系天下炎黄子孙的深层文化心理纽带。写作旧体诗词甚至成为了许多海外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吟诗作赋、泼墨挥毫或者是他们学术生涯的必需品，或者是他们商海纵横中的一道文化风景。他们的诗词创作是对大陆当代旧体诗坛的重要补充。

三、当前旧体诗词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新世纪之交，当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旧体诗词热”，学术界关于旧体诗词的论争不再仅仅停留在旧体诗词合法性论证这个外围层面上，而是深入到了旧体诗词如何入史的学理层面，不少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中出现的学理性问题，这就如同他们研究中国新诗史一样。由此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论文，甚至还出现了多部以旧体诗词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追根溯源，近年来大陆旧体诗词热潮的出现与新世纪之交中国文化语境变迁有关。19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发生了裂变。与1980年代主要追求“西化”或现代化的“新启蒙主义”不同，1990年代以来大陆出现了回归本土、回归传统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这种思潮虽被反对者目为“新保守主义”，但拥护者众多，甚至得到了一些1980年代的激进主义者的响应。他们从世界范围内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中汲取思想资源，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张在全球化语境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品格。这种回归传统的思潮在新世纪以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各种孔子学院在西方国家的风行正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虽然当前的传统文化热和“国学热”也存在着“虚热”和“浮躁”的倾向，但这种世界性的反思现代性的文化思潮却是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中从来不缺少戏剧性。20世纪初年的反传统思潮，在百年后的21世纪初却被回归传统的思潮所取代。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由于时代环境的不同而“风水轮流转”。这所谓的“风水”即“具体的国情”，20世纪初年五四先驱者的反传统自然是有其历史合理性，其历史贡献也不容抹煞。但在21世纪到来前后，历史语境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综合国力已经举世瞩目，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了必然的历史选择。近代以来，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自卑”情结开始逐步剥离，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我们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当然，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盲目排外，西方文明依然是我们本土文化发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以来学术界重视旧体诗词研究就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中必然的文化选择。因为旧体诗词是“国诗”，是“国粹”，就像京剧（“国剧”）、中医（“国医”）和国画一样，理应得到今人的尊重和喜爱。况且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历程中涌现了众多诗词名家名作，它们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深入研究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创造性转换的探究，这也是对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化思潮的学术回应。   　　回顾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30年代初，钱基博就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将民国旧体诗词纳入了文学史叙述。但继起者寥寥。进入1990年代以来，虽然现当代文学界关于旧体诗词能否入史的问题尚在争辩中，但古代文学界已经有两部史著公开出版，即吴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2004）和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2005）。与史著相比，有关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论著则呈繁荣趋势，比较重要的专著有王林书等的《当代旧体诗论》（1993）、王小舒等的《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1997）、施议对的《今词达变》（1997）、朱文华的《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1998）、刘士林的《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2005）、刘梦芙的《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2006）、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2010）、尹奇岭的《民国南京旧体诗人雅集与结社研究》（2011）、李剑亮的《民国词的多元解读》（2012）等。尤值一提的是由刘纳主编的《清末民初文人丛书》（1998）和孙中田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名家诗词系列解析丛书》（1999），各10册，评传与笺注相结合，对民国旧体诗词界不少名家名作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这是现代文学界对民国旧体诗词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除了研究专著之外，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还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的资料整理与编纂工作，出现了不少旧体诗词选本和大型的资料汇编丛书。比较重要的旧体诗词选本有：叶元章和徐通翰编选的《中国当代诗词选》（1986）及其续编《当代中国诗词精选》（1990）、华钟彦编的《五四以来诗词选》（1987）、于友发等编注的《新文学旧体诗选注》（1987）、毛谷风编的《当代八百家诗词选》（1990）和《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1993）以及他与友人合编的《海岳风华集》（1996）及其续编《海岳天风集》（2010）、龚依群和林从龙主编的《当代诗词点评》（1991）、杨金亭编的《中国百家旧体诗词选》（1991）、毛大风和王斯琴编注的《现代千家诗》（1992）及其增订本《近百年诗钞》（1999）、严迪昌编注的《近现代词纪事会评》（1995）、施议对编的《当代词综》（2002）、钱理群等编注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2005）、刘梦芙编的《二十世纪中华词选》（2008）、杨子才编的《民国五百家词钞》（2008）和《民国六百家诗钞》（2009）、林岗等编注的《现代十家旧体诗精萃》（2011）、李遇春编的《现代中国诗词经典》（2014）等。此外，新时期以来有关旧体诗词资料整理的大型丛书比较重要的有：（1）《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含《诗部》《词部》《文论部》，分别由巴蜀书社和黄山书社推出，已出版18册。（2）《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含《翠楼吟草》等20余种。（3）《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含《还轩词》等8种。（4）岳麓书社近年推出《湖湘文库》，含《王先谦诗文集》等近现代旧体文集20余种。（5）《福建文史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推出，含《何振岱集》等7种。（6）巴蜀书社1990年代初推出《吴芳吉集》《赵熙集》《清寂堂集》等现代旧体诗文集多种。（7）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出《温州文献丛书》，含《黄群集》《杨青集》等多种现代旧体诗文集。（8）上海书店1990年代影印出版的《民国丛书》中收有《遐庵汇稿》《双照楼诗词集》等多种。（9）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中的许多诗文集里都含有各自作者在民国时期的诗词作品。（1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1990年代曾集中推出《南社丛书》。这些旧体诗词研究资料的收集与编纂，必将不断地泽被学林，它们已经为推进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深化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条件。以上说的是大陆新时期以来的旧体诗词研究现状，其实在大陆以外的台港澳地区乃至海外汉学界也有不少学者在从事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比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专著《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便有部分文章重点探讨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如他探讨鲁迅、周作人、聂绀弩、沈祖棻、启功的诗词专论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又如旅加学者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顾随、缪钺、石声汉等现当代知名学者的诗词创作也有比较精彩的专论文章。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坤尧先生，他不仅自己写作旧体诗词，而且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香港旧体文学（主要是旧体诗词）的研究，他出版过专著《香港诗词论稿》，还整理出版过香港现当代诗词大家刘伯端的《沧海楼集》、陈步墀的《绣诗楼集》等，且在新世纪以来主持召开过两次香港旧体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出版了会议论文集。黄先生的学术努力有目共睹，他是香港旧体诗词研究的当今重镇。还有老一代学者兼诗人饶宗颐、罗忼烈等人也致力于旧体诗词研究，成果丰硕。邹颖文的《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琳琅满目的学术佳作。至于台湾的旧体诗词研究就更加兴盛了，学术成果简直不胜枚举，像张梦机那样创作与研究并重的诗词名家不在少数，可惜大多未能在大陆正式出版流传，唯有许俊雅的《栎社研究》纳入陈思和和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史研究丛书中出版让人惊艳。此外，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的《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也是研究近现代旧体诗的一部力作，其有关周氏兄弟和与郁达夫旧体诗创作的文章尤其眼光独到、令人钦服。新加坡学者李庆年的大著《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则是海外华人研究海外旧体诗词创作的一部力作。新加坡另一位学者诗人徐持庆对新加坡旧体诗词创作也有独到的研究，他对新加坡“国宝诗人”潘受的研究专著在大陆已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而在美国，周策纵和田晓菲等新老学者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也比较重视，限于资料比较匮乏，兹处不赘。总的来看，新时期以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还有不少亟待深化和拓展的学术领地。首先是个案研究还很不够，目前的现当代旧体诗词作家个案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鲁迅、郁达夫、毛泽东、聂绀弩、沈祖棻等少数名家身上，有关他们诗词的选本和注本不少，相关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也在不断涌现，但问题是我们的个案研究视野还应该不断拓展。我们需要对中国现当代旧体诗坛的不同诗人群体展开分门别类的系列个案研究，这主要包括对民国时期的晚清遗民诗人群体、新文学家旧体诗人群体，现代学人旧体诗人群体、现代书画家旧体诗人群体、国共乃至民主党派军政旧体诗人群体这五个大类的诗词名家个案展开系列的专题研究，可以同时对他们的诗词文本进行专门的笺注和解读。在这五个大类中，如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着眼，则中国现当代女性旧体诗人群体可以单列出来展开深度探究，包括吕碧城、沈祖棻、丁怀枫、陈家庆、陈小翠、周炼霞、李祁、叶嘉莹等在内的现当代女性诗词家成就斐然，尤为值得学界关注。其次是旧体诗词社团和流派研究还有待拓展甚至是拓荒。民国以来，旧体诗词社团十分繁荣，只不过没有进入主流新文学史学术视野而已。比如同光体诗人在民国继续活动，南社解体后出现了新南社和南社湘集，以《学衡》为中心的诗人群体异常活跃，此外著名者还有超社―逸社、冰社―须社、冶春后社、晚晴簃诗社、虞社、上巳诗社、梅社、潜社、如社、午社、瓯社、之江诗社、山中诗社、椒花诗社、中兴诗社、西社、千龄诗社、展春园诗社、饮河诗社、怀安诗社、湖海艺文社、燕赵诗社、栎社、瀛社等，简直遍布全国各地，从国统区到沦陷区再到解放区，可谓旧体诗词社团蜂起，其诗词雅集，均在民国诗词坛坫卓有影响。这方面的专题研究目前基本处于拓荒阶段。而反观民国时期的新诗社团流派研究，则长期以来属于中国新诗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学术成果丰硕。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政权更迭和时代转换，诸多旧体诗词社团解体，但北京的稊园诗社（含庚寅词社）、上海的乐天诗社和“茂南小沙龙”的诗词活动依旧值得关注，它们的存在给那个政治年代的红色文坛增添了几许民间传统文人气韵。实际上那个政治年代里的民间诗词酬唱活动还有不少，除京沪之外，江浙、湖湘、巴蜀、岭南、秦晋诸地都有活跃的旧体诗词民间小圈子，比如1964年，山西诗人罗元贞、宋剑秋等人与当时在南京的徐翼存女史之间展开过一场民间“诗战”，双方斗诗斗韵，风雅诙谐，颇得古人流风遗韵。关于这段诗坛掌故，马斗全刊发在1999年7月7日《中华读书报》上的文章《三十五年前的一场诗战》有过详细记述。再次，一些现当代旧体诗词杂志也值得展开专题探究，可惜这方面成果依然少见。民国时期集中发表过旧体诗词的比较重要的文学杂志有《南社从刻》《南社湘集》《民权素》《东方杂志》《庸言》《小说月报》《不忍》《甲寅》《学衡》《青鹤》《词学季刊》《民族诗坛》《国闻周报》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有《诗刊》、《中华诗词》《当代诗词》（李汝伦创办）、《野草诗辑》（萧军领衔）、《岷峨诗稿》等比较有声望的诗词刊物。像章士钊、吴宓、龙榆生、卢冀野、臧克家、萧军、李汝伦这样热心于现当代旧体诗词刊物创办的老诗人十分值得后人敬仰。除了以上所说的具体研究问题之外，新时期以来的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在宏观视野上也需要作出调整。首先是缺乏历史视野，目前的研究大都无法将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文学史研究框架中考察，而是停留于孤立地探究旧体诗词的思想和艺术问题。这妨碍了旧体诗词研究走向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境界。其次是缺乏现代视野。很明显，近年来的旧体诗词创作复兴和研究升温，是与传统文化热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旧体诗词研究者都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充满了深厚感情，他们有较为深厚的旧学功底，但在不同程度上对现代文化和文学观念具有排拒心理。比如在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中就存在着这种缺憾。胡著过高估价了陈三立等保守派同光体诗人的思想艺术成就，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诗界革命派和南社诗人群体的传统诗词现代化探求。至于有些研究者还持有浓厚的绝对化的复古主义立场，这就更需要警惕。我赞同老诗人臧克家的观点：“新诗旧诗我都爱，我是一个两面派！”用“两栖诗人”邵燕祥的说法，新诗和旧体诗词之间应实行并行发展的“双轨制”。一方面，新诗要向传统诗词学习，要民族化；另一方面，旧体诗词也要向新诗学习，走现代化的道路。

原上草

开卷有益，在专版赏读中，引典贴切之七言律诗五十六字如一部史书，工稳和谐的章法如一杯陈年老酒。而清馨流畅之作又是一幅幅与时俱进的精美画卷，旧体与新诗笔法自然而然相融合
是专版习作之亮点。

犬尔

精辟，深刻。拜读学习！问好领导！

犬尔

李遇春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那个教授、博导吗？

穿越梅嶺

犬尔 发表于 2019-8-19 15:18
李遇春先生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那个教授、博导吗？

是的

李遇春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教育部2016年度青年长江学者，《新文学评论》执行主编。荣获首届屈原诗学奖优秀青年诗学奖。

穿越梅嶺

原上草 发表于 2019-8-19 06:19
开卷有益，在专版赏读中，引典贴切之七言律诗五十六字如一部史书，工稳和谐的章法如一杯陈年老酒。而清馨流 ...

行吟潇湘

该文对旧体诗词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沉浮原因作了铺叙、论证和客观分析。值得一读，值得借鉴思考。

穿越梅嶺

行吟潇湘 发表于 2019-8-20 14:03
该文对旧体诗词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沉浮原因作了铺叙、论证和客观分析。值得一读，值得借鉴思考。 ...

李的这篇文章跟钱志熙的《近百年名家旧体诗及其流变》部分章节相似，钱著出版于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