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抱诗心——诗歌之解读与创作（轉載）

文質彬彬

独抱诗心——诗歌之解读与创作

作者：陈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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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诗人应具诗心

     解诗之难，有“主”与“客”两因素。所谓“客”，是指学者自身所具的客观条件。所谓“主”，是指对诗歌文本的主观理解。理解，是注释的首要之义。如陈寅恪《读哀江南赋》所云“其所感之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这种感受能力，既源于天赋，亦有赖于后天的勤勉，志存高雅，博览玄思，方得养成。顾随《驼庵诗话》谓“人可以不作诗，但不可无诗心，此不仅与文学修养有关，与人格修养也有关系。” 不少专家教授，极其聪明，读书也多，自身所具的条件似乎甚好，但偏偏就缺乏“诗心”，对诗歌不敏感，无法领悟独特的诗性语言，无法判断其文字的优劣美恶，可称之为“诗盲”，而这些缺乏想象力的饱学之士偏偏又去研究、注释诗歌，强作解人，其效果可想而知矣。这真是既无奈又难以说得清楚的问题，可为知者道，难为外人言。

        郑樵《通志略序》云：“诗者，人心之乐也。”诗人作诗，首先是“道己一人之心”，但还要“言一国之事”，以“总天下之心”（《毛诗序》孔颖达正义），是以诗心既在方寸之间，亦在普天之下；既有私人之情，亦兼众人之意。顾随谓“诗人尚应有‘诗心’。‘诗心’二字含义甚宽，如科学家之谓宇宙，佛家之谓道。”陈义过高，于我辈常人则未易理解。诗心，是诗人应有之心，既有一生之心，又有即时之心。一生之心的形成，固然与其时代环境、学识阅历有关，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天性”，哀乐过人，独特的气质、性格、感情是与生俱来的，与众不同的。即时之心，指创作时萌发的诗心。感发兴起，偶有所触，偶有所感，不得不发。一生之心，或约略有迹可寻，即时之心，包括偶现的契机、突如其来的灵感等，均游离于语言藻绘之外，要眇精微，实难以揣测，更非笔墨所能表达。诗法，是指诗人创作的技法，诗法多端，如章法、句法、字法、用典、炼意，比喻、点化等。不少诗人，特别是生活在恶劣的历史环境、政治气候中的诗人，在文字狱的恐惧中，为避祸计，尤好运用特殊的技法，刻意把诗旨隐藏起来，使读者难窥真相；或用《春秋》曲笔，暗寓褒贬，更有待索隐发微。总的说来，作者的诗心是游离在可知与不可知之间，学诗者须力求其可知而回避其不可知，不知而不知，是可知矣，毋须求得全璧。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自序云：“读诗说诗，要懂字音字义，要懂格律音节，要懂文化典故，要懂历史环境，更要懂中华民族的诗性、诗心、诗境、诗音。”即使上述种种条件俱已具备，说诗也未必能尽如人意。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一章引钱谦益《复遵王书》云：“居恒妄想，愿得一明眼人，为我代下注脚，发皇心曲，以俟百世。今不意近得之于足下。”陈氏案云：“然则牧斋所属望于遵王者甚厚。今观遵王之注，则殊有负牧斋矣。”钱曾与钱谦益份属宗亲，过从甚密，颇得心传，能文擅诗，学殖深厚，本是解诗的最佳人选，康熙十四年寒食夜，钱曾梦见牧斋以诗笺疑句相询，大为悲恸。（见钱曾《判春集·寒食行》自注）注家心中有疑，故形诸魂梦。遵王实不欲有负于牧斋，其注亦已尽心尽力，尚未能惬意，可见注家之难得。

探求诗人之诗心

        陆机《文赋序》云：“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读诗，须得诗人用心，解诗，更须探求诗人之用心所在。测诗心要具备之条件。

         陆游《跋柳书苏夫人墓志》云：“近世注杜诗者数十家，无一字一义可取。盖欲注杜诗，须去少陵地位不大远，乃可下语。不然，则勿注可也。今诸家徒欲以口耳之学，揣摩得之，可乎？”所谓“地位”，不是指个人的身分、职位，而是指诗人的思想、人格以及其艺术所达到的高度，犹克罗齐所说的“你要了解但丁，必须达到但丁的水平”。此论似属苛求，但学诗者在这些方面若未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则在精神上无法与诗人相通，更谈不上测其诗心、明其诗法了。

历代传世的诗歌，泰半为士大夫所作，由于其身分特殊，其作品比起底层读书人之作较易留存，而这些贵族士大夫的生活，今人不易了解，而其文化精神及审美意识更是难知，古人通过写诗，以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是以学诗者须提高素养，尽可能在精神上靠拢古人，理解其高贵的灵魂、高尚的品质、高洁的胸襟、高雅的情趣，努力去探明其诗心。叶燮《原诗·内篇》云：“有是胸襟以为基，而后可以为诗文。不然，虽日诵万言，吟千首，浮响肤辞，不从中出，如剪綵之花，根蒂既无，生意自绝，何异乎凭虚而作室也！”“可以为诗文”之“为”字改作“解”字，则极切上文之意。学诗者得诗心，犹探骊得珠；不得诗心，则买椟还珠矣。

                真正的诗人，具有其独特的诗人气质，是进取的狂者，也是颓放的痴人；既有淑世情怀，而又遗世独立；不守故常，多疑善变；有著极其敏锐的心理感受，更葆有纯真的童心。要解释这些诗人诗作，真如鲁迅所讥的“近乎说梦”。陶渊明《读史述九章》之“屈贾”，就说到屈原、贾谊，“逢世多疑”，屈原《卜居》亦自言“余有所疑”。多疑，实是二贤的本性。在普通人看来，诗人似乎都是有精神问题的畸人，黄庭坚就曾说词人晏几道个性“痴绝”。注家多是受过严格的理性知识训练的学者，逻辑思维特强，是比普通人更正常的人，以正常人的思维去“逆” 畸人的诗，无异于为“痴人”解梦。

          有些诗人，纵情酗酒，迹近颠狂，毕生处于半醉半醒、半梦半醒的迷乱状态之中，他们那些“无理而妙”的诗语，梦境般的模糊，在正常人看来，是不合理的，逻辑混乱的，不通的，不知所谓的。而在“狂者”、“痴人”眼中，常人均是愚夫，以愚夫之意，去“逆” 狂者痴人之志，欲得其本来就不清不楚的“实义”，以致佳诗尽成死句。如王国维所说的“诗人之境界”，是与“常人之境界”格格不入的。假如注家也是诗人，其注诗当别有会心之处，但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诗人强烈的个性，偏激的观点，会造成理障，失去公心，妨碍其作出正确的判断。是以注家既要融入个人感情，又要冷静和克制，避免被一己之情所左右。

词心，比诗心更难以捉摸
                 

徐晋如云：“惟有深刻领略绝望的滋味的人，才是真词人，才是有词心的词人。”（《长相思——与唐宋词人的十三场约会 》）而今芸芸众生中的学诗者，学问不断增长，职称也愈评愈高，正满怀理想与希望，要领略词人那“绝望的滋味”，恐怕更是难上加难了。

                       近人黄节《鲍参军诗补注序》云：“鲍诗之注，盖有二难”，一为“文字之讹异”；一为“注者第求典实，无与诗心，隐志不彰，概为藻语”。黄氏所指的二难，一是版本、校勘上之难，二是求“诗心”之难，后者才是二难中最难的。读诗与解诗，均是解释诗歌的过程，解释诗歌，须重建诗创作时的语境。除了缜密的考證外，解释者还必须具备诗心及想象力。诗心，既是指注者之心，对诗情、诗意的敏感与领悟；更是谓作诗之心，通过对诗歌的吟诵、覃思，体会诗人作诗时的心志、兴寄所在，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技巧等等。诗，是诗人生命的最高层次的表现；诗心，是诗人心志中的精华。要瞭解古人的诗心，就需要在心灵上“感通”。北宋理学家杨时《馀杭所闻》载其教罗从彦读书之法：“某尝有数句教学者读书之法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此盖某所自为者如此。”《寄翁好德其一》又云：“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閒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呜呼！道无传久矣。”这也可理解为读诗之法。今人瞬间之顿悟与古人偶发之灵感遥相呼应，在“超然自得”的境界中，“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默会诗人的内心世界。

                     钱谦益《冯定远诗序》云：“古之为诗者，必有独立之性，旁出之情，偏诣之学，轮囷偪塞，偃蹇排奡，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然后其人始能为诗，而为之必工。”钱氏所谓“人不能解而己不自喻”者，既是诗人之心，亦是诗人之诗。性格愈是独特的诗人，感情亦异常秾摰执著，其诗就愈是费解，即所谓“深人无浅语”者。如李商隐《锦瑟》一类的诗，相信起作者于九原之下，也未必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自己的“元意”。如上文所说，诗人是敏感的，多变的，神经不稳定甚至不正常，只有诗，才能收纳他那泛滥而无所依归的感情。学者们以其坚实的逻辑思维去理解诗人及其诗作，恐怕是极不容易的，冯班《钝吟杂录》云：“宋人诗逐字逐句讲不得，须另具一副心眼，方知他好处。”何止宋人诗，各代诗亦复如是，“另具一副心眼”，可理解为学诗者须摆脱一己常人之心，转换成诗人特异之心。先要“忘我”，才能进而求古诗人之心。可是人生在世，对他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朋友，都无法完全了解，何况间隔了几个世代的古人呢，更何况是深微旨义的古人之诗呢。今人与古人的思想、感情、言行、生活习惯、处事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距离，要正确理解诗意，先要尽可能设身处地去理解古人，特别是去理解诗人那种独立之性，旁出之情。
以上所举的多是古人的论述，以说明解诗之难，而当代人注古人诗，比前人解诗更多一重难处，那就是难以逾越的时代差距。近百年，中国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整个社会环境，语言环境都有了质的变化，今人要进入古代的诗境，理解古人的诗心，比百年前的人困难得多。一些古人习知的史实，常用的典故，对今人来说，已显得陌生和艰深，经史子集中的名著，当代学者已不能尽读，更不用说成诵了。这就是时人的注本中出现大量的常识性错误的主要原因。注释古代诗歌，应有历史感，力图以古人的眼光去看古人，以诗人的眼光去看诗歌。只有置身于古代诗人的语境中，才有可能较为正确、全面地理解古代诗歌。才能做好注释工作。所以，设身处地四字，是注释的要素。
《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难得，诗人自己也深知，是以杜甫在叹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今之人欲作古人知音，亦诚难矣。然而，刘氏又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今人若能深于识照，显幽达理，虽不能起古人于九原之下面晤，亦有望作古人之异代知音，超越时空而与诗人作心灵对话，然周裕锴又云：“任何希望超越千百年之上的时空距离，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与作者的自我合而为一的理想，都只是一个虚幻的梦。”是以注释家陷于两难之中，既要领会诗人当日的诗心，又知道难以真正的“思接千载”，能做到的只是孟子所谓“尽心”而已。每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思想都是有限的，学诗者只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将心比心，尽可能亲近古人，契合古人。《四库全书总目》陈经《尚书详解》提要曰：“《自序》称今日语诸友以读此书之法，当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书，吾心与是书相契而无间。”读者要体会诗人之心，不应以今人的思想去衡量古人、要求古人。
                      人心有真伪，而诗亦有真伪，学诗者须双目如电，洞察其心灵之至幽至远处。《抱朴子·应嘲》主张文字应“心口相契”，批评“违情曲笔，错滥真伪”者；《文心雕龙·情采》亦反对“为文造情”，认为“言与志反，文岂足徵”。言为心声，诗人为诗，亦当为个人精神世界之真实写照，然而亦有如元好问所云“心画心声总失真”者，顾炎武《日知录·文辞欺人》亦云：“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诗人以文辞欺人，苟就其言而取之，则易为所欺。学诗者欲求诗之本意，自当烛其本心。顾氏又云：“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顾氏举出《黍离》之大夫、屈原、陶潜以为情之真者，举出谢灵运、王维为情之伪者。这种真伪之别极为微妙，然解诗者不可不察。
亦有怀著各种目的而制作伪诗者。或为掩盖历史真相而有意作伪，或应时应命违背良心而作伪，或不知羞耻趋炎附势而作伪；亦有倒填岁月者，或为表示自己洞烛先机而以事后之补作冒充旧作，或为證明自己是天纵之才而以新作冒充少作；而最甚者则窃他人之作为己作。如此种种，则非真诗人所为，虽不足以细论之，然解诗者亦不可不察。
古人言诗，常把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认为人心术之诚伪，均可自其诗中察见。杨维桢《赵氏诗录序》谓“评诗之品无异人品”，刘熙载《艺概·诗概》亦谓“诗品出于人品”。 龚自珍《书汤海秋诗集后》甚至认为“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诗以人见，人以诗见，大抵如是。诗人毕竟是诗人，既能为文而造境，亦可以为文而造情，既可以誇张其长处，又需要掩饰其缺点。言为心声，诗者，美言也，诗为最美之心声，诗人总要在诗中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东西呈现出来。真中或有伪，伪中也有真，实在不易判别。严嵩《钤山堂集》、阮大铖《咏怀堂集》，其诗“恬澹自持”、“不乏风人之致”，就诗论诗，二人的诗品颇高。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谓严嵩“似亦非丧心病狂者，使不及败而早死，复无奸子，亦足安其丘垄”（咸丰庚申十月初六日）。阮大铖是个极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但当他被东林党所斥弃，匿居十七年，心境也许能有所变化，那些恬退閒适的诗歌，很难说都是情伪之作。况且人是会随环境而改变的，严、阮后来利欲熏心、败坏朝政，盖棺定论，自是罪不可逭，设想两人一生困守山中不出，其心之真伪难知，又谁能判其诗作的真伪呢。胡先骕《读阮大铖咏怀堂集》一文中，指出阮诗“其言不由衷”，钱钟书《谈艺录》亦谓“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閒适人寄意于诗者”，胡、钱事后之言，自当抱有成见。
偶然写诗作伪以欺世，或有可能，但不可能长期甚至一辈子写诗都在作伪自欺。真正的“诗”，好诗，在行家眼中，是作不了伪的。
              又如清末诗人樊增祥，私生活尚称严谨，旁无姬侍，而性耽绮语，好作艳诗，故有“樊美人”之称；汪精卫晚节不终，然其为革命者时有“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之句，樊、汪之诗，皆当时性情之作，恐非作伪。当代亦有学者，诗词陈义甚高，冲澹清远，迥出凡尘，而其人却颇好名利，是以社会上啧有烦言，但我相信他那些被认为是作伪的诗也可能是真心的，那是以“向上一路”自诩的诗人希望达到而实际上未能达到的理想之圣域。如陈衍《何心与诗叙》所云：“吾尝谓诗者，荒寒之道，无当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贤者也。”此外，当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之日，诗人出于种种原因，或有违心之作，实不得已而为之者，当非有意作伪，后世亦应察而谅之。
元好问知道诗人也可能有情伪之作，故有心声失真之叹，而其论诗，则主诗人须心诚，不诚，则“言无所本”；学诗，则以“无为正人端士所不道”自警，是以季惟斋笺曰：“言诗人之心，必以中正为绳尺。”要“以意逆志”，当先设定诗人之心中正，情是真情，诗是真诗，否则一切皆为妄作。如王嗣奭《杜臆·杜诗笺选序》评杜甫所云：“一言以蔽之，曰‘以我为诗’，得性情之真而已。”诗中无“我”，即非真诗。学诗者亦应正心诚意，把诗人中正之心、真实之情以传达给读者。
尽管诗人的诗心难测、本意难明，但历代的注释家还是锲而不舍，努力追寻。不过，注释还是有别于考證的。考證靠实学，靠材料，一时未能弄清楚的问题，有朝一日或会真相大白，而诗人的本意，藏于一己的心中，其在文字中所表现的，也许只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中的人影”而已。诗人的原意，有时也会随考證的深入而显现出来。洪业《杜诗引得序》云：“考證之学，事以辨而愈明，理以争而愈胜。”一些诗人诗作，经过千百年来的学者深入的探索，原来比较隐晦的诗旨也逐渐明晰，一些新材料的发现，一些前人所未注意到的證据的获得，使一些本以为不可解的诗得到确解，使一些错误的解释得到纠正。然而，诗人创作时在感情上的升华，语言上的美化，导致诗歌的内容与现实甚至有很大的不同，研究者据以考索时亦不可不慎。
            王国维《浣溪沙》词云：“本事新词定有无，这般绮语太胡卢。灯前肠断为谁书。   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这也许是作者对他的词集的一份“说明书”吧。他要向读者说清楚，特别是要向后世的笺注者说清楚：不必细细推求每一首词的“本事”。因为，一，词中的绮语可能是美人香草式的譬喻，逐句坐实之，则会弄出笑话；二，即使是真的写恋情，也容许有艺术加工，不一定与事实全符。对诗歌的理解，不能过于执著，活法成了死语。黄庭坚《病懒》诗：“乃知善琴瑟，先欲绝弦寻。”《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四首》其四又云：“觅句真成小技，知音定须绝弦。”要作古人的知音，必须绝弦以寻，“绝弦”二字，道尽妙悟之意，个中消息，政复难道。上文反覆论述，不嫌琐屑，亦仅说明诗心虽难知而应力求知之而已。

（未完待續  作者是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博導）

杨柳志芳菲节

诗词爱好者学习技法、格律等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莫过这个有关“诗心”的话题。坦白说，诗心，不是靠学习和反复操作（写作）就能具有的，但是读一下它的内涵和重要性，不要忘记还有诗心的修养。这件事，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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