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他的诗是增量——在周啸天诗词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啸天兄我认识是非常非常早了,可以说我是啸天兄的第一读者,这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是同届的研究生,文革后第一届即七八级的研究生,两个学校隔得很近,有很密切的关系,很早就知道啸天的大名了。至于认识啸天先生的风采呢,首先是未见其人先读其文。1986年我在读博士,被上海辞书出版社邀请去作特约编审,在审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撰稿人都是当世名家特别特别多了,许多都是学术界的前辈,都是学术大家,可是看完后,对有些先生我是很佩服,认为是名符其实。但是也有些先生我不那么佩服,至少在文本阅读和鉴赏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大差距,只有啸天兄的文章呢,我看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对汤高才先生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几十年后,我把它写到了应啸天兄之请,为他作了一个不像样的序言,序言中说的是我36岁时的认知,明年我就70了,这个认知仍然是不变的。承蒙四川人民出版社把我的这段话印在了书腰带上,相信各位领导诗友们可以看到。大意就是讲,有很多人读诗词,文本都没有读懂,不知道古人在说什么,啸天兄读出来了。有些人读懂了这个文本,但是说不出来,不知道它好在哪里,看不出好在哪里,理解文本不行,啸天兄看出来了。也有些人读懂了,也看出好来了,但是自己说不出来,啸天兄说出来了。有些人也说出来了,但说得干巴巴的,你欣赏是诗词,可你自己写出的鉴赏文章,怎么就让人读了读不下去。而啸天兄写得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那个语言表达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啸天兄是苏东坡的大同乡,所以深得东坡的写作要诀,如万壑泉涌地,随地形曲折,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我把我的意见对汤高才先生说了,汤先生说:“我同意,这个意见也是我想说的。”汤先生说他在编《唐诗鉴赏辞典》时,就发现了啸天兄的才学,所以他说:“你注意到没有,在我编的这个唐诗鉴赏辞典中,啸天先生的文章是最多的。”我说这就对了。 所以我参与《唐宋词鉴赏辞典》的审定,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哪,还有一位老者。大家不晓得,这个老者了不得,上海古籍编辑所原副总编辑,一编室文学编辑的主任,很可惜,老先生学问非常好,为人作嫁,现在学术界不知道。其实钱仲联先生、邓广铭先生的力作,责任编辑就是他。他能够给钱仲联先生、邓广铭先生纠正很多错误,提供老先生们没有看到的资料。他退休后,被汤高才先生聘为《唐宋词鉴赏辞典》的总审定。我们在审定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作风,就是只认文章不认人。文章如果有错误,不管是名头再大,地位再高的学者,统统毙掉,拿下换人。所以那时我跟啸天兄虽然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但是有一个隔空合作。那就是说,我们这时审掉、毙了的文章,多半就请啸天兄来写,他写出来一定成功。所以今天,几十年以后的学术界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当初我们识英雄于风尘之中。为此我说,这辈子没有做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值得骄傲的事就是,我是啸天兄的第一读者,比较早地认识到啸天兄的才华。 后来,啸天兄得了鲁迅文学奖,当时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包括学术界。因为学术界有很多学者也治诗词之家,治来治去,由于自己不搞创作,搞的是诗词外围学,就没有进入到诗词学的审美内核,只能搞些考据。我的看法是,他们是利用古典文学诗词文献作为资料,实际上治的不是诗词之学,诗词之学的核心应该是它的审美价值。所以很多人不懂诗,说是诗词之学,其实做的是它的某个分枝,而不是诗词学的核心部位。所以很多人很困惑,学术界的人也为社会舆论所绑架,所以他们就来问我,周啸天的诗词到底写得怎么样,我说:“好!”他们讲,你说好我们就放心了。那确实是好。 这个里边,人家所诟病的无非就是啸天兄用了一些通俗的语言嘛,现代的语言嘛。其实我们很多江湖上的诗友,网络上的诗友,有一部分是泥古派。泥古未尝不好,学习古人我也是赞成的。但是学古人,进去了你要能出来。进去了出不来那就遭了。说白了,你要进去了出不来了,你的作品就是存量,存量你也得盘活呀。你如果不能盘活存量,那就是问题了。我说啸天兄的那个诗是增量,在内容上、在风格上、在写作技术上对于前人都有继承、有发展、有突破,所以啸天兄的价值在这里。其实你要说泥古,泥古很容易的呀。如果我们一味泥古的话,那我们的诗就只有诗经,楚辞都不会有,汉魏乐府,唐诗宋词,一概休提。 我讲一个小故事。《新唐书》署名欧阳修宋祁,其实欧阳修是领衔,真正的作者主要是宋祁。宋祁何许人也?他与其兄宋庠同年考中进士,礼部本拟定他名列第一,只是章献皇后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前面,才将宋庠作为头名状元,而宋祁名往后挪,故一时有“双状元”之说。宋祁是了不得的人,但他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泥古,好用艰深之句。他奉敕撰《新唐书》,专改白话为文言以显其雅。在撰《李靖传》时,嫌“迅雷不及掩耳”不够文雅,就用换字法逐字替换,改成“震雷无暇掩聪”。把一句非常形象非常生动的话,变成一句怎么读怎么别扭的话。连欧阳修都看不下去了,就在他门上大书八个字,宋祁回来一看:什么“札闼洪休”呀,不就是“书门大吉”吗,何必求异如此。原来唐代有民俗,做了恶梦,须在门上题字以攘解,语云:“夜梦不祥,书门大吉”。欧阳修写的八个字是:“宵寐非祯,札闼宏休。”“札”者“书”也,“闼”者“门”也,“洪”者“大”也,“休”者“吉”也。写这个干什么呀?欧阳修说:“震雷无暇掩聪 ”——你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这样的事谁不会干呀,是个读书人就能干。但这么干有意思吗?出彩吗?语言始终是与时俱进的。用古代的语言,是好的,但是你不能说现代的语言就不能入诗,现代的语言经过提炼,可以入诗的。问题不在于你用文言还是用口语,而在于你用得好还是用得不好。很多人认为我用古代的语言,我用古典,那我的诗就好,不是这样的。鲁智深的七十二斤的禅杖,你要有能力运用。你是鲁智深,你能够运得像车轮一样,用得举重若轻,那我服你。你要是用得很吃力很苯拙,我不服你。要说读书多,啸天兄读过的书,知道的古典,肯定比咱们诗词界同行中崇尚泥古的人厉害得多。但是啸天兄他肚子里有学问,有典故,不轻易用。要用出来,那就是运斤成风。不像有些人没有读多少书,却爱显摆:我写这个字你不认识吧,我用的这个典故你不知道吧,哎呀,这种作风,我不欣赏。当然啦,你真正读进去了,读化了,用出来很妙,像鲁智深一样运斤成风,我不反对你,我只会欣赏你。但是很遗憾,很多人不是这样的。话说多了,耽误大家,就此打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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