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作为旧体诗词大家的毛泽东

潭州雨梦

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从时间上来分，解放前的31年（1918—1949）创作了27首；解放后的15年（1950—1965）则创作了23首。比较而言，创作率明显是后期高于前期。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的1918年，到他“正编”中最后发表《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七律《吊罗荣桓》、《贺新郎·读史》三首诗词的1978年，前后刚好是60年的历史跨度。而这60年，却正好是中华诗词逐渐走向衰落的60年。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有古典诗词的悠久传统；在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则又有中华诗词的复苏和振兴。毛泽东的诗词，恰恰在这60年中独树一帜，顽强不息，以量少而质高的50首诗词作品，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歌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的一页。         

1957年元月，刚刚创办的《诗刊》准备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主编臧克家向毛泽东写信征求意见，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回信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又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就是这封本来非常正常的私人信件，却因为它的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生没有自己系统的诗歌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写给臧克家等人的几封信，后来才会被人误解甚至歧解，以至招来不少人的疑虑和责难。尤其是对他在信中所表达的一些诗词理论，更使一些人把五四以来中华诗词的逐渐衰落，自觉不自觉地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当时写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还有没有更多、更全面的诗词理论呢？                 

先让我们注意一下毛泽东的另外两封私人信件：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59年《致胡乔木》）“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65年《致陈毅》）                 

无须多言，我们从这两封信中读出了什么呢？谦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能够如此虚怀若谷，坦诚相见，不正是毛泽东风格的自我谦辞吗？更何况，这句话的下边，还有一句“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的补语呢！同时，毛泽东还在信尾特别注明：“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意义已经是如此明确，怎么偏偏还会被人误解呢？再让我们参考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吧：1965年夏的一个夜晚，武汉市文联主席梅白曾在武昌向毛泽东请教：“主席为什么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呢？”当时，毛泽东躺在一个藤椅里，仰望着夜空上的点点繁星回答：“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我不劝青年人学它，是因为青年人要学的东西，在格律之外还多得很。”这里需要研究的，就只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问题了。从今天看来，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毛泽东的说法确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广大青年需要学习的新生事物实在太多了。第二，从诗歌发展的情况来说，摆脱了格律束缚的五四新诗，与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自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第三，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诗词难以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第四，诗词本身确实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又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诗人内心甘苦的自白。如此观之，倘若毛泽东当时大力倡导青年人去学写旧体诗词，对于一个开国领袖来说岂不有悖于轻重缓急的情理？而且，正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谦逊胸怀，他更不会不顾大局而倡导个人无比喜爱的诗词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仅仅说“不宜提倡”，并没有说“不准提倡”；仅仅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没有说“不宜在所有人中提倡”；仅仅是诗人之间的一封私人通信，决不是他所倡导的文艺政策……所以，毛泽东又对梅白说：“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渊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加于人；而毛泽东在个人通信中的自我谦辞，却被人意外地误解和放大了，问题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复杂。                 

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并且用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但是，他却从不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去影响别人的爱好。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论述说：“他（即毛泽东）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这种不凭个人意志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来说，恰恰又反证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新诗尚能如此宽容地提倡，那么对于自己极感兴趣的旧诗会大加限制吗？很显然，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旧体诗词的依恋情结还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几乎贯穿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多次谈话中。                 

还是在与梅白谈话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他还特别强调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于是，这就又有了毛泽东“新旧诗并存”和“都应该改造”的理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改造呢？对此，毛泽东又多次这样阐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有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曾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毛泽东的诗词理论还不够明确吗？                 

在一段时间里，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发展逐渐衰落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的“不宜提倡论”，甚至对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也进行随意的臧否。这里，我们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希望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诗词观和他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对于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诗词艺术，也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作者：王国权

图书府吏

49年之前毛主席创作的诗词远不只27首，现在收集到的毛主席诗词总共129首，这包括了散句，据说毛主席在延安出过一本油印诗集《风尘集》，收诗70首，都散失了，林伯渠曾写过二首七律读《风尘集》有赠(一九三六年正雄师渡河，冲破防共阵线时也)。
吟鞭东指阵云横，要挽银河洗甲兵。
入画清词惊四座，划时伟略定三晋。
十年辛苦破孤立，举世仓皇仰北辰。
犹能百忙争片晷，望瑶堡里慰娇婴。

犹堪双鬓耐冬寒，回首前程非偶然。
小艇珠江劳絮语，危楼歇浦驻红颜。
纷纷倒屣旧朋少，落落间关去路宽。
尽有丰收待获取，相看镰斧满人寰。

图书府吏

毛主席在井岗山的诗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一首西江月，据说毛主席在井岗山时写过三十多首诗词，抄给陈毅，陈毅长征时转战油山，轻装烧掉了，十分可惜。

淡淡诗香

谭老的转贴，应该说是正能量的，有几处不明请教如下：
1、题目，【转帖】作为旧体诗词大家的毛、泽、东 ，其中加两个顿号有何含意？
2、着色字是原篇还是谭老所写？要提示什么？
3、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诗的数字有出入，全部不止50首。
4、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此诗成于1918年，非首创，前面还有四首。
五言 井赞
一九零六年秋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毛泽东诗词》选
1909年《七绝·改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七古 咏蛙
一九一零年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五古 挽易昌陶
一九一五年六月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wèi)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漾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骞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楚，放歌依列嶂。
列嶂青且倩，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家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七古 送纵宇一郎东行
一九一八年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上面所提，请谭老赐教，谢谢。

淡淡诗香

图书府吏 发表于 2019-6-16 07:18
毛主席在井岗山的诗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一首西江月，据说毛主席在井岗山时写过三十多首诗词，抄给陈毅，陈毅 ...

这只是传说，无凭无据，就算陈毅没有保存，毛主席在陕北凭记忆也可重写，怎么说没就没。

潭州雨梦

淡淡诗香 发表于 2019-6-16 08:08
谭老的转贴，应该说是正能量的，有几处不明请教如下：
1、题目，【转帖】作为旧体诗词大家的毛、泽、东 ， ...

1、题目，【转帖】作为旧体诗词大家的毛、泽、东 ，其中加两个顿号有何含意？
答：此文系转帖，雨梦只加了两个顿号。为什么呢？很多坛提出文章含“敏感词汇”，将不予发表。一般采用此法“蒙混过关”。
2、着色字是原篇还是谭老所写？要提示什么？
答：见上条，属原帖
3、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诗的数字有出入，全部不止50首。
4、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此诗成于1918年，非首创，前面还有四首。
五言 井赞
一九零六年秋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毛泽东诗词》选
1909年《七绝·改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七古 咏蛙
一九一零年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答：主席诗词向无准确统计。
《七绝·改诗赠父亲》一诗，明确提出是改诗，改了几个字就认作主席诗，只因为主序是伟人。歌徳派自然当作圣诗了
《咏蛙》这也是一首古诗，背诵黙写时有几个字出入，同样不能认作主席作品。
前不久有文称在台北发现毛主席亲笔诗词，堪称“孤本”。更是大笑话。主席不过凭记忆抄录了李唐的诗赠人，又非己作，难道会发“传单”，才不致孤本？
雨里孤村雪里山，看时容易画时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朱砂画牡丹。
主席抄赠的诗，因凭记忆，几处与原作误。下为原作：
云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容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燕脂画牡丹。
雨里不如云里，孤村不如烟村，时不如之（与后时人犯重）朱砂不如燕脂，（古诗云：失我燕脂山，使我嫁女无颜色）
文革遗风若在，岂不又将书错古人诗当作“红书宝典了”。
潭州，长沙也，切莫误写成谭。问好！

淡淡诗香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1:57
1、题目，【转帖】作为旧体诗词大家的毛、泽、东 ，其中加两个顿号有何含意？
答：此文系转帖，雨梦只加 ...

谢谢潭老忙中作答，所提四个问题，1、2、您没回复，3、你认为无法统计，但根据现在公开发表的来看，已经不止50首，第一首诗的时间，也不象文中所说，至于台北的遗墨，可能有人故意杜撰，原作的版本不只是一种，我还想问的是，您把毛泽东，写成毛、泽、东有什么含意？问好。

图书府吏

淡淡诗香 发表于 2019-6-16 12:57
谢谢潭老忙中作答，所提四个问题，1、2、您没回复，3、你认为无法统计，但根据现在公开发表的来看，已经不 ...

淡淡这智商也着实堪忧，很明白的事要问七八遍，毛泽东写成毛、泽、东，那不是叫你一字一顿念毛主席的名字？这样显得郑重。

潭州雨梦

1，2条都答复了，看不明白？

淡淡诗香

图书府吏 发表于 2019-6-16 13:29
淡淡这智商也着实堪忧，很明白的事要问七八遍，毛泽东写成毛、泽、东，那不是叫你一字一顿念毛主席的名字 ...

谢谢先生赐教，原来是郑重，七八遍没有，只问了两遍，潭先生早点说也就明白了。

淡淡诗香

图书府吏 发表于 2019-6-16 13:29
淡淡这智商也着实堪忧，很明白的事要问七八遍，毛泽东写成毛、泽、东，那不是叫你一字一顿念毛主席的名字 ...

谢谢先生赐教，原来是郑重，七八遍没有，只问了两遍，潭先生早点说也就明白了。

潭州雨梦

主席诗肯定遗失不少。
自信人生二百年，自当水击三千里。此诗或此断句收了沒有？

淡淡诗香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3:40
主席诗肯定遗失不少。
自信人生二百年，自当水击三千里。此诗或此断句收了沒有？ ...

这句诗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大作，不过该诗已不全。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①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这句诗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生活、对人生的理想信念

那时初学（游泳），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引自《对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批注》，1958年。《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目前能够找到是就是下面的内容：
七古·（残句）1916年冬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
这句诗写游泳中透出了自信和豪迈。

“自信人生二百年”——是言勤奋，珍惜时光，夜晚也当白昼使用，这样就会拥有两次人生的时间；
“会当水击三千里”——典故出自《庄子》，是说定能施展鲲鹏之志。

潭州雨梦

1、童谣：狮子眼鼓鼓
（1901年，8岁）

狮子眼鼓鼓，
擦菜子，
煮豆腐，
酒放热些烧，
肉放烂些煮。

潭州雨梦

网上流传有150首，上为第一首，是流传的童谣。其中不少假货。

潭州雨梦

蝶恋花·向板仓 免费编辑 添加义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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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 :
诗词

《蝶恋花·向板仓》为毛泽东生前为纪念其妻杨开慧(1901-1930)而填写的词作名，其手迹为毛笔行草书，写在10行(竖行)信笺纸上，尺寸约为285mm×198mm;《党史文苑》2014年第三期首次公开披露了这篇词作 ;整首词凄婉悲愤，读之极易使人潸然泪下，同时又易使人同仇敌忾;但亦有学者指出这篇词作"格律不齐，水平生疏，真伪存疑"。



基本信息
作品名称
《蝶恋花·向板仓》
创作年代
1930年
作品出处
《党史文苑》2014年第三期
文学体裁
词
作者
毛泽东


目录
1作品内容
2创作背景
3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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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内容
《蝶恋花·向板仓》
毛泽东·一九三零年寒冬
霞光褪去何凄楚，万箭穿心不似这般苦。
奈何吾身百莫赎，待到九泉愧谢汝。
无感霜风侵蚀骨，此生煎熬难与外人吐。
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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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毛泽东与杨开慧》(油画作品)
这首词是毛泽东为悼念其夫人杨开慧烈士所作，创作完成时间应为1930年12月下旬，地点应为第一次反"围剿"主战场。
首先，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被敌人枪杀于长沙市浏阳门外识字岭，牺牲时年仅29岁。由于当时通讯交通都不发达，消息滞后是正常的。毛泽东何时获悉杨开慧牺牲之噩耗，各种版本说法都有。没有有力的物证让笔者信服之前，笔者认为杨开慧牺牲十数日后毛泽东获悉情报的可能性大，而且对情报尤其来源于敌人报纸的消息还有个甄别判断的过程。因为之前的1928年，由于敌人的封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中共湖南省委地下交通线曾遭破坏，井冈山上风传杨开慧已牺牲，此传言并被基本认可。毛泽东这次一定会更谨慎。
其次，创作是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毛泽东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反复斟酌修改是常事。例如:他1923年为杨开慧所作《贺新郎·别离》，后来又改名为《别友》，并有不同版本;1929年1月创作的四言诗《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有容量不同的初稿和完成稿;1930年初创作的《如梦令》就有《宁化途中》及《元旦》两个词名及两种版本。笔者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现在读到的《蝶恋花·向板仓》是完成稿，还有初稿。初稿到完成稿有一个时间差。
再次，此词创作日期注明为"一九三零年寒冬"，这为我们探索作品完成时间指明了方向。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初有用公历纪年、农历纪月的习惯。例如:1930年初毛泽东手书《如梦令·元旦》，前言即有"一九三?年农历新年，正月初一"字样，这一天是公历1930年1月30日;仅十日后，毛泽东手书《新木兰词》(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前言就有"一九三?年正月十一，夜宿值夏陂头……"字样，公历则是1930年2月9日。笔者鉴赏过的毛泽东另一有史实记载的文件中，毛泽东署"一九三零年冬月"，即1930年12月下旬某日。"冬月"按中国习俗即指农历十一月，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寒冬"在中国传统纪年法中未发现此种用法，如将"寒冬"的"寒"理解为毛泽东此时的心理感受或艺术创作的修饰需要，问题就解决了。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寒冬"即"冬月"，农历庚午年冬月初一应为公历1930年12月19日。
《蝶恋花·向板仓》的创作完成时间只能是1930年12月19日至31日。笔者倾向是12月25日至29日，因为此时红一方面军的反"围剿"主战场已确定，数万红军将士正张网以待，择机破敌。毛泽东胸中也早有破敌之策，只等"雾满龙冈千嶂暗"了，正好借闲暇之时，以诗咏志，悼念亡妻。
最后，该词创作完成相对时间确定后，创作完成地点就迎刃而解。1930年10月30日，罗坊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根据毛泽东"求心退却"战役部署，11月5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撤至赣江以东;1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离吉安;19日，毛泽东抵达永丰县藤田;12月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陆续隐蔽集结于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12月25日之前先后处理了"富田事变"，召开了"黄陂会议"及"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12月30日凌晨4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移师至永丰县龙岗地区。据此，基本可以确认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是毛泽东词《蝶恋花·向板仓》的创作完成地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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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赏析
首先，词牌名《向板仓》的板仓是指杨开慧的出生地--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现为开慧乡)板仓冲。1901年11月6日杨开慧就是诞生于此地的杨家老屋。
1927年8月底，毛泽东奉党的指示赴湘赣边界组织秋收暴动，也是在此与杨开慧告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与长子毛岸英及保姆陈玉英更是在此被湖南反动军阀何键缉捕入狱。板仓冲位于长沙市东北约65公里，现为杨开慧纪念馆所在地，纪念馆包括杨开慧故居及杨开慧烈士陵园。
其次，该词首句"霞光"以诗词比兴手法暗藏杨开慧号。杨开慧，号霞，字云锦。其父杨昌济为三湘大地的知名学者，早年曾赴日本、欧洲留学，学成归国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18年后受聘于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11月17日不幸病逝于北京。
杨开慧虽为女儿之身，由于家庭的背景，接触了不少先进思想，结识了许多优秀青年，毛泽东就是她于1914年在湖南家中相识的进步青年之一。杨开慧在这种开明家庭的熏染下，从小就养成了高傲、正直、温柔、善良的优良品性，并喜吟诗作赋，具有较高的文学天赋。
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杨开慧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湖南省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据资料显示，早在1919年，处于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往来书信中就以"霞""润"相称。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湖南的毛、杨两家亲戚数次提到杨开慧时，也是以"霞姐""霞姑"称谓。
最后，词中"奈何此身百莫赎"一句与毛泽东致杨开益信中"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相符，可互为印证。据文献记载，杨开慧壮烈牺牲时，毛泽东正在江西境内组织中央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噩耗传来，毛泽东悲恸欲绝，写信给杨开慧堂哥杨开益，信中有"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内容，并附亲自拟就的碑文"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刻 民国十九年冬立"及立碑费用30块大洋，通过党的地下交通线设法转板仓杨家。
杨开慧的牺牲，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通过这首从未面世的《蝶恋花·向板仓》词可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岸英与父亲毛泽东谈及母亲在狱中的最后时光，认为妈妈被捕后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因为妈妈希望他记住狱中发生的一切，如能出去好告诉爸爸。毛泽东听后顿时热泪盈眶，高度赞扬杨开慧能毅然抛下年迈的母亲和3个年幼的儿子，大义凛然奔赴刑场，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1957年2月7日，杨开慧生前好友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自己于1933年夏所填思念丈夫柳直荀的词《菩萨蛮·惊梦》，同时询问柳直荀的消息，且希望毛泽东能将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虞美人·枕上》词抄录后相赠。毛泽东于5月11日复信李淑一，告知柳直荀已光荣牺牲，并写道:"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1958年1月1日《蝶恋花·游仙》(正式发表改词名为《赠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发表，国内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注家蜂起，民间争诵。毛泽东在这首词里，再一次娴熟运用诗词写作的比兴手法，将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姓巧妙比作轻飏直上的杨柳花，再一次向世人展示其浪漫主义诗人的丰富想象力。
据说杨昌济生前的挚友、毛泽东早年的恩师章士钊读过该词后，点头赞许，但有一处困惑，即一般赞美女子取"娇"字而非"骄"字。章士钊曾当面请毛泽东解惑，毛泽东沉思片刻后充满激情答疑:"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
读罢《蝶恋花·向板仓》，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丈夫报国而丧其妻，焉能不恸?"
这首词应该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之一，首先，该词基本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今人所指的"诗词"，其实是古人的歌曲，是古人借以抒发情感的工具，或婉约，或豪放，内容不同则选用的词牌不同。何谓"词"的上佳之作?应该是词牌、内容与音律的完美结合。《蝶恋花·向板仓》做到了这一点。先说词牌，《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黄金缕》等，古人用这种词牌一般抒写缠绵的情感或忧愁的心境。毛泽东用这种词牌抒发惊闻爱妻杨开慧牺牲噩耗的心情，联想到5个月前用这种词牌描写奉命率部向长沙的进军(不排除隐含思念夫人杨开慧及毛岸英等3个幼子的衷情)，27年后再用这种词牌缅怀夫人杨开慧及战友柳直荀，毛泽东一生中3次选《蝶恋花》词牌抒发情感，不能仅说成是一种巧合。
再看内容，笔者试用现代汉语译白:"你的牺牲使我感到多么凄凉悲楚，这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我愿意去死100次换回你的生命可惜不现实，只有等我赴九泉后再当面感谢你对我的恩爱和帮助。凛冽的寒风侵蚀肌骨我竟知觉毫无，因为此生受到的折磨和煎熬只有默默地藏在心底却无法向战友和同志们倾吐。我恸哭悲歌的哀音将化成急促的鼓点，战鼓催我再次拿起刀枪向敌人讨还血债为你复仇。"
读完该词，我们应该感到毛泽东此时情意缠绵足令草木含悲，文辞凄美更让山河垂泪。还有音律，可以说，该词格律规范，押韵标准，相比《蝶恋花·答李淑一》更趋完美。因为《答李淑一》下阕的"舞""虎""雨"3个韵脚与上阙的"柳""九""有""酒"四个韵脚不同韵，毛泽东曾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向板仓》初读似乎尾句的"仇"与其他韵脚不同，其实那只是我们用普通话诵读的语音差异，当我们用湘方言中的韶山方音来朗诵这首词时，"仇"与"楚""苦""骨""吐"等韵脚皆同。读者有兴趣，可试之，只能用韶山方音，用湘潭方音或长沙方音都稍逊之。
其次，该词多处用典凸显毛泽东深厚的国学底蕴。诗人赋诗填词都喜引经据典，但只有诗词大家用典才能做到如行云流水，不留痕迹。毛泽东是大家，他做到了这一点。该词中多处用典，亦信手拈来，常人较难觉察。例如:"凄楚"，源自《梁书·张缅传》"在客行而多思，独伤魂而凄楚";"侵蚀"，源自南宋诗人陆游《玉局观拜东坡先生海外画像》诗句"至宝不侵蚀，终亦老侍从";"愧谢"，源自《宋书·谢晦传》"晦至江陵，无它处分，唯愧谢周超而已";"悲歌"，源自《乐府诗集·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更起"，源自南宋爱国主义诗人张孝祥著名词作《念奴娇·风帆更起》首句"风帆更起，望一天秋色，离愁无数"。张孝祥在此词中倾吐与恩爱夫人分离时的哀怨愁恨，可谓柔肠百转，如泣如诉。
最后，该词偏于婉约，不废豪放。毛泽东曾说过:"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确如此，纵观毛泽东一生创作的数十首诗词中，豪放风格的占大多数，这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流趋势。但他精心创作的几首婉约风格的词也不可小觑，包括这首《蝶恋花·向板仓》，可谓独领词坛风骚，同样成就了他近代词坛坛主的地位。
这是一首婉约词，但与其他婉约词略有区别，即婉约中不失豪放，这在毛泽东词作中少见。此词尾句就是例证。毛泽东一生中最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就是斗争性，在他83年的有限生命中，他始终作为一名战士在斗争。敌人搜捕、拷打、杀害杨开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摧毁毛泽东的意志。但敌人错了，因为他们只晓得毛泽东是一介布衣书生，而忘记了毛泽东更是一名不屈的战士。杨开慧的牺牲，只能激发毛泽东的斗志，为爱妻复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恸声悲歌催战鼓，更起刀枪向敌仇。"这是此词的精华，也是临战之前的誓言，更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艺术再现。[2]

潭州雨梦

此词在修整开慧故居中从墙缝发现，原稿书在毛边纸十行笺上。现装裱后放在镜框里，掛在发现遗稿的墙上，无伪造之可能。150首中未收。

淡淡诗香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3:33
1，2条都答复了，看不明白？

潭先生的回复，感觉并未到位，1、为了避开关卡，蒙混过关，采用把伟人的名字用顿号拆开的做法是否妥当，何况文章的内容并不是单看题目的名字，如果说是先生崇拜尊重的人物或前辈亲人用这种办法书写名字，先生会作何感想？2、一篇文章用两种色彩，没有什么必要的提示，对读者有什么启发？请恕直言不讳，虽然，我也看出先生是爱戴尊重毛主席的，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如有误解，请批评指正。

潭州雨梦

淡淡诗香 发表于 2019-6-16 15:28
潭先生的回复，感觉并未到位，1、为了避开关卡，蒙混过关，采用把伟人的名字用顿号拆开的做法是否妥当， ...

1.论坛为自保，禁止使用敏感文字。不得已而为之。
2.原帖全为蓝字，发表后自动变色，
拟俢改

潭州雨梦

怪事，能统一调成黑字，但不能统一调大。

潭州雨梦

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从时间上来分，解放前的31年（1918—1949）创作了27首；解放后的15年（1950—1965）则创作了23首。比较而言，创作率明显是后期高于前期。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的1918年，到他“正编”中最后发表《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七律《吊罗荣桓》、《贺新郎·读史》三首诗词的1978年，前后刚好是60年的历史跨度。而这60年，却正好是中华诗词逐渐走向衰落的60年。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有古典诗词的悠久传统；在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则又有中华诗词的复苏和振兴。毛泽东的诗词，恰恰在这60年中独树一帜，顽强不息，以量少而质高的50首诗词作品，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歌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的一页。                 
1957年元月，刚刚创办的《诗刊》准备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主编臧克家向毛泽东写信征求意见，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回信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又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就是这封本来非常正常的私人信件，却因为它的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生没有自己系统的诗歌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写给臧克家等人的几封信，后来才会被人误解甚至歧解，以至招来不少人的疑虑和责难。尤其是对他在信中所表达的一些诗词理论，更使一些人把五四以来中华诗词的逐渐衰落，自觉不自觉地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当时写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还有没有更多、更全面的诗词理论呢？                 
先让我们注意一下毛泽东的另外两封私人信件：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59年《致胡乔木》）“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65年《致陈毅》）                 
无须多言，我们从这两封信中读出了什么呢？谦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能够如此虚怀若谷，坦诚相见，不正是毛泽东风格的自我谦辞吗？更何况，这句话的下边，还有一句“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的补语呢！同时，毛泽东还在信尾特别注明：“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意义已经是如此明确，怎么偏偏还会被人误解呢？再让我们参考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吧：1965年夏的一个夜晚，武汉市文联主席梅白曾在武昌向毛泽东请教：“主席为什么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呢？”当时，毛泽东躺在一个藤椅里，仰望着夜空上的点点繁星回答：“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我不劝青年人学它，是因为青年人要学的东西，在格律之外还多得很。”这里需要研究的，就只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问题了。从今天看来，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毛泽东的说法确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广大青年需要学习的新生事物实在太多了。第二，从诗歌发展的情况来说，摆脱了格律束缚的五四新诗，与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自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第三，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诗词难以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第四，诗词本身确实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又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诗人内心甘苦的自白。如此观之，倘若毛泽东当时大力倡导青年人去学写旧体诗词，对于一个开国领袖来说岂不有悖于轻重缓急的情理？而且，正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谦逊胸怀，他更不会不顾大局而倡导个人无比喜爱的诗词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仅仅说“不宜提倡”，并没有说“不准提倡”；仅仅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没有说“不宜在所有人中提倡”；仅仅是诗人之间的一封私人通信，决不是他所倡导的文艺政策……所以，毛泽东又对梅白说：“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渊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加于人；而毛泽东在个人通信中的自我谦辞，却被人意外地误解和放大了，问题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复杂。                 
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并且用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但是，他却从不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去影响别人的爱好。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论述说：“他（即毛泽东）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这种不凭个人意志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来说，恰恰又反证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新诗尚能如此宽容地提倡，那么对于自己极感兴趣的旧诗会大加限制吗？很显然，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旧体诗词的依恋情结还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几乎贯穿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多次谈话中。                 
还是在与梅白谈话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他还特别强调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于是，这就又有了毛泽东“新旧诗并存”和“都应该改造”的理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改造呢？对此，毛泽东又多次这样阐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有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曾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毛泽东的诗词理论还不够明确吗？                 
在一段时间里，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发展逐渐衰落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的“不宜提倡论”，甚至对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也进行随意的臧否。这里，我们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希望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诗词观和他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对于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诗词艺术，也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作者：王国权

三羊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7:05
怪事，能统一调成黑字，但不能统一调大。

统一调颜色、统一调字体、统一调大小，点击【全选】即可！
你的21楼，不就操作的很好嘛？

淡淡诗香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7:00
1.论坛为自保，禁止使用敏感文字。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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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理解先生用心良苦，不怪小辈多嘴多舌，包容雅量，谢谢。

潭州雨梦

三羊 发表于 2019-6-16 17:14
统一调颜色、统一调字体、统一调大小，点击【全选】即可！
你的21楼，不就操作的很好嘛？
...

主帖根本不可能，己试过多次。
21楼是通过特殊手段。

淡淡诗香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8:25
主帖根本不可能，己试过多次。
21楼是通过特殊手段。

其实很简单。

三羊

潭州雨梦 发表于 2019-6-16 18:25
主帖根本不可能，己试过多次。
21楼是通过特殊手段。

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从时间上来分，解放前的31年（1918—1949）创作了27首；解放后的15年（1950—1965）则创作了23首。比较而言，创作率明显是后期高于前期。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的1918年，到他“正编”中最后发表《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七律《吊罗荣桓》、《贺新郎·读史》三首诗词的1978年，前后刚好是60年的历史跨度。而这60年，却正好是中华诗词逐渐走向衰落的60年。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有古典诗词的悠久传统；在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则又有中华诗词的复苏和振兴。毛泽东的诗词，恰恰在这60年中独树一帜，顽强不息，以量少而质高的50首诗词作品，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歌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的一页。                 

1957年元月，刚刚创办的《诗刊》准备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主编臧克家向毛泽东写信征求意见，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回信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又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就是这封本来非常正常的私人信件，却因为它的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生没有自己系统的诗歌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写给臧克家等人的几封信，后来才会被人误解甚至歧解，以至招来不少人的疑虑和责难。尤其是对他在信中所表达的一些诗词理论，更使一些人把五四以来中华诗词的逐渐衰落，自觉不自觉地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当时写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还有没有更多、更全面的诗词理论呢？                 

先让我们注意一下毛泽东的另外两封私人信件：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59年《致胡乔木》）“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65年《致陈毅》）                 

无须多言，我们从这两封信中读出了什么呢？谦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能够如此虚怀若谷，坦诚相见，不正是毛泽东风格的自我谦辞吗？更何况，这句话的下边，还有一句“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的补语呢！同时，毛泽东还在信尾特别注明：“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意义已经是如此明确，怎么偏偏还会被人误解呢？再让我们参考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吧：1965年夏的一个夜晚，武汉市文联主席梅白曾在武昌向毛泽东请教：“主席为什么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呢？”当时，毛泽东躺在一个藤椅里，仰望着夜空上的点点繁星回答：“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我不劝青年人学它，是因为青年人要学的东西，在格律之外还多得很。”这里需要研究的，就只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问题了。从今天看来，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毛泽东的说法确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广大青年需要学习的新生事物实在太多了。第二，从诗歌发展的情况来说，摆脱了格律束缚的五四新诗，与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自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第三，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诗词难以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第四，诗词本身确实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又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诗人内心甘苦的自白。如此观之，倘若毛泽东当时大力倡导青年人去学写旧体诗词，对于一个开国领袖来说岂不有悖于轻重缓急的情理？而且，正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谦逊胸怀，他更不会不顾大局而倡导个人无比喜爱的诗词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仅仅说“不宜提倡”，并没有说“不准提倡”；仅仅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没有说“不宜在所有人中提倡”；仅仅是诗人之间的一封私人通信，决不是他所倡导的文艺政策……所以，毛泽东又对梅白说：“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渊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加于人；而毛泽东在个人通信中的自我谦辞，却被人意外地误解和放大了，问题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复杂。                 

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并且用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但是，他却从不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去影响别人的爱好。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论述说：“他（即毛泽东）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这种不凭个人意志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来说，恰恰又反证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新诗尚能如此宽容地提倡，那么对于自己极感兴趣的旧诗会大加限制吗？很显然，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旧体诗词的依恋情结还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几乎贯穿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多次谈话中。                 

还是在与梅白谈话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他还特别强调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于是，这就又有了毛泽东“新旧诗并存”和“都应该改造”的理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改造呢？对此，毛泽东又多次这样阐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有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曾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毛泽东的诗词理论还不够明确吗？                 

在一段时间里，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发展逐渐衰落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的“不宜提倡论”，甚至对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也进行随意的臧否。这里，我们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希望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诗词观和他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对于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诗词艺术，也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作者：王国权

潭州雨梦

这就是全选后调大小的结果

淡淡诗香

纵观毛泽东全部的50首诗词作品，从时间上来分，解放前的31年（1918—1949）创作了27首；解放后的15年（1950—1965）则创作了23首。比较而言，创作率明显是后期高于前期。从创作第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的1918年，到他“正编”中最后发表《贺新郎·挥手从兹去》、七律《吊罗荣桓》、《贺新郎·读史》三首诗词的1978年，前后刚好是60年的历史跨度。而这60年，却正好是中华诗词逐渐走向衰落的60年。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我国有古典诗词的悠久传统；在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则又有中华诗词的复苏和振兴。毛泽东的诗词，恰恰在这60年中独树一帜，顽强不息，以量少而质高的50首诗词作品，用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无论在思想上或者内容上，都为我国当代的诗歌艺术史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光辉的一页。
1957年元月，刚刚创办的《诗刊》准备发表毛泽东的几首诗词。主编臧克家向毛泽东写信征求意见，毛泽东就给臧克家回信道：“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又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就是这封本来非常正常的私人信件，却因为它的发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生没有自己系统的诗歌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写给臧克家等人的几封信，后来才会被人误解甚至歧解，以至招来不少人的疑虑和责难。尤其是对他在信中所表达的一些诗词理论，更使一些人把五四以来中华诗词的逐渐衰落，自觉不自觉地与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当时写信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还有没有更多、更全面的诗词理论呢？ 先让我们注意一下毛泽东的另外两封私人信件：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59年《致胡乔木》）“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为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1965年《致陈毅》） 无须多言，我们从这两封信中读出了什么呢？谦逊！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能够如此虚怀若谷，坦诚相见，不正是毛泽东风格的自我谦辞吗？更何况，这句话的下边，还有一句“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的补语呢！同时，毛泽东还在信尾特别注明：“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意义已经是如此明确，怎么偏偏还会被人误解呢？再让我们参考一下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吧：1965年夏的一个夜晚，武汉市文联主席梅白曾在武昌向毛泽东请教：“主席为什么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呢？”当时，毛泽东躺在一个藤椅里，仰望着夜空上的点点繁星回答：“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我不劝青年人学它，是因为青年人要学的东西，在格律之外还多得很。”这里需要研究的，就只有“不宜在青年中提倡”的问题了。从今天看来，以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毛泽东的说法确有其一定的道理：第一，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广大青年需要学习的新生事物实在太多了。第二，从诗歌发展的情况来说，摆脱了格律束缚的五四新诗，与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相呼应，自然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第三，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体裁，诗词难以直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第四，诗词本身确实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又谈到：“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诗人内心甘苦的自白。如此观之，倘若毛泽东当时大力倡导青年人去学写旧体诗词，对于一个开国领袖来说岂不有悖于轻重缓急的情理？而且，正是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谦逊胸怀，他更不会不顾大局而倡导个人无比喜爱的诗词了。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并不在此，而在于他仅仅说“不宜提倡”，并没有说“不准提倡”；仅仅说“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并没有说“不宜在所有人中提倡”；仅仅是诗人之间的一封私人通信，决不是他所倡导的文艺政策……所以，毛泽东又对梅白说：“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渊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造，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 毛泽东从来也没有强加于人；而毛泽东在个人通信中的自我谦辞，却被人意外地误解和放大了，问题是如此的简单却又如此的复杂。 毛泽东非常喜爱中华（古典）诗词，并且用自己的伟大实践继承并发展了这种优秀的传统诗歌形式。但是，他却从不因为自己的个人爱好去影响别人的爱好。臧克家在《毛泽东同志与诗》一文中论述说：“他（即毛泽东）自己写旧诗，但不主张青年人学写旧诗。他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来没写过，但他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这种不凭个人意志与偏好的科学态度，大大值得我们学习。”从这一点来说，恰恰又反证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对自己不感兴趣的新诗尚能如此宽容地提倡，那么对于自己极感兴趣的旧诗会大加限制吗？很显然，在毛泽东的内心深处，对旧体诗词的依恋情结还是十分强烈的。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几乎贯穿一生的创作实践中，而且也反映在他的多次谈话中。 还是在与梅白谈话时，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就我的兴趣说，则偏爱格律诗……我不喜欢新诗，也不反对人家写新诗。豆腐炒青菜，各人心里爱嘛。”他还特别强调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至于新诗，也打不倒，青年人喜欢嘛。”于是，这就又有了毛泽东“新旧诗并存”和“都应该改造”的理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改造呢？对此，毛泽东又多次这样阐述：“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有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致陈毅》）“新诗的作者，要学习格律诗的含蓄、凝练……格律诗要学习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新诗、格律诗、民歌，会不会取长补短，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真正的新诗？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梅白《回忆毛泽东论诗》）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还曾发表这样的讲话：“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有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宋贵仑《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毛泽东的诗词理论还不够明确吗？ 在一段时间里，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诗词发展逐渐衰落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毛泽东的“不宜提倡论”，甚至对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也进行随意的臧否。这里，我们在澄清是非的基础上，希望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诗词观和他在现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充分肯定他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这对于真正地继承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而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他的诗词艺术，也具有着重要的社会和历史意义。 《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作者：王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