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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故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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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5-6 15:41: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欧阳修居扬州仅一年,政声竟如此之好。却也不奇怪,异日他的学生苏东坡在登州(山东诸城)做了五天太守,就干了三件大好事,留下“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美誉。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欧阳修又隔代师从韩昌黎白居易,白居易则紧跟杜甫……杰出文人为美政,不消再举例。

    颖州有西湖。天下西湖三十六,颍州西湖的风光仅次于杭州西湖。欧阳修写颍州西湖,写绝了,如同稍后的苏东坡写杭州西湖,也写绝了。大诗人所到之处,山水生辉。伟大的眼睛,伟大的笔,怎不令享受着他们的语言艺术的我辈一再感激? 不,说感激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感恩。

《采桑子》十首,全是写颍州西湖,古代学者夏敬观评价:“十词无一重复之意。”我们选三首拜读。西风笔拙,若译成白话,糟蹋了欧公传世佳词,大家还是自己品的好。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遥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
无风水面琉璃滑,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醉眠。
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留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第一首人少,轻舟短棹。
第二首人多:急管繁弦,玉盏催传。
第三首独自一人,始觉春空……双燕归来细雨中。

三首词的情绪有连接,留连、热闹之后归于沉寂和冷清。情绪有此规律,古与今同。玉盏催传可能类似击鼓传花,玉盏停在谁的手上,谁就饮酒一杯。不消说,捧玉盏的多是玉手。姑娘们闹成一团,她们笑呀,叫呀,太守欧阳修在她们中间。

画船歌舞游西湖,酒香更兼脂粉香。奔五十的男人欧阳修左抱右拥吗?这不大可能。秀水与娇娃,诗人并不偏心,除非他是明清小说中讲的那种色中饿鬼。哦,他早就不饿了。他的目光投向她们又掠过她们,滞留于绿波间,随风起灵感,诗句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走出来。

三首词俱有空灵感。“行云却在行舟下……疑是湖中别有天。”感官若被*塞满,写不出这样的句子。官妓佐酒助诗兴,北宋可谓盛极一时,空前绝后。那么多好诗词,鲜艳着、鲜活着她们的面容和身影,文学史应该为她们记一功,抹掉甚或指责,不公平。

末一首,我个人特别喜欢。“狼藉残红,飞絮蒙蒙……始觉春空,垂下帘栊。”伤春情怀动人。伤春,是因为对春天的体验太深,从头到尾看她走过。我亦伤春,伤二十年前的春天,今日不可复现也。四季永远成追忆。想念孩提时的一湾春水,想得噗噗掉眼泪。不说也罢。

欧阳修笔下弥漫着淡淡的忧伤,“双燕归来细雨中”,这多舒服,意蕴悠长。不独这一句,其他的句子都让春雨给淋湿了。又不同于杜甫随风潜入夜的春雨。双燕归来……它们扇动翅膀穿过蒙蒙细雨,咿呀之声可闻。文化者,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情动人,以理服人。这样的诗,什么样的白痴能够一次性消费它呢?

而文化的产业化瞄准利润。把人抛在一边,近乎本能地朝着一次性消费。不是说产业化一味不好。一味的产业化肯定不好,是文化的灾难:资本欢庆胜利之日,就是文化死亡之时。这里,事物本身所呈现的分寸感,干系重大。现在有人不是叫嚣着要从课本中驱逐鲁迅吗?下—个轮到谁? 曹雪芹、李清照还是欧阳修?

欧阳修四十六岁的这一年,母亲郑氏去世,享年七十有二。他受母亲的养育之恩,又从母亲口中听到父亲的种种故事。丁忧(守孝)期间他追思父母,后于熙宁三年写下动人的《泷冈阡表》。母亲贤而知礼,父亲堪称良吏。欧阳修四岁,父亲已去世,他在母亲身边长大,备受母性的温柔呵护,令人联想杜甫和白居易。三个大文豪,都不乏慈悲心,性情亦多有相通处。杜甫因遭遇天下大乱而变得坚硬,拖着一家十口辗转数千里,广大的悲悯洒向带血的土地。欧阳修白居易生活在和平年代,于政坛皆有锋芒,于生活则沉醉于富贵温柔乡。不过,二人都容易受伤。

欧阳修当年被诬陷与养女张氏有染,至今耿耿于怀,有机会就要狠狠地发泄一通。丁忧结束后他官运更好,以丁忧前的应天(今河南商丘)府知州迁吏部郎中,充龙图阁学士,又进爵,食邑八百户,佩紫金鱼袋。作为吏部高官,他兼任“流内俭”,掌官吏进退赏罚。由于其正直,庸官贪官盯上他了,先下手为强,通过太监向仁宗讲欧阳修的不是。欧阳修任流内俭仅六天,即被迫辞职,一气之下闭门写《唐书》,不复于吏部视事。同时写长诗,动不动就数百言。不久,新的任命下达:判三官院。这官职掌武官的升降赏罚。欧阳修管不了文官,就去管武将。北宋抑武人,这类例子多。起因是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武人造反。

当时的宰相陈执中,是个典型的庸官,而庸官的一大特点是聪明,凡事执两端,原则性模糊,利益图清晰。他的家人族人大肆敛财,他眼花耳背,什么都不知道。所以表面上的庸官,暗地里往往是贪官。欧阳修弹劾陈执中,言辞异常激烈,一如当初弹劾吕夷简。他总是对宰相毫不客气,如果能攻皇帝,他一定会攻的。这大无畏,亦如白居易,令人感动复感慨。朝廷叫他出使辽国,他迟迟其行,直到陈执中下台才放心上路。

欧阳修带着一群将卒,向北远走茫茫大漠,往返六千里。他在马背上迎着漫天黄沙吟诗:“旷野多黄沙,当午白日昏。风力若牛弩,飞沙还射人……” 他非常吃惊地发现契丹人全民皆兵:“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 出使顺利,回京受通令表彰,欧阳修又要升官了。

这一年的五月汴梁一带持续大雨,黄河泛滥成灾,京师内涝成泽国,死人无数。大雨甚至淋垮了社稷的祭坛,宋仁宗震惊,下诏百官反思朝政阙失。天灾起于人祸,古人是这么认为的,这很好。敬畏天地是常态。现代人迷信科技,自以为弄懂了全宇宙,欺天攻地是常态。当生产力低下时,战天斗地是可以理解的。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却还是要对自然界大举进攻:比如联合国出台环境报告,说北冰洋因全球变暖而迅速溶化,几个周边国家的唯一反应,却是摩拳擦掌要抢资源。

背向敬畏天地,人类总有一天要断子绝孙。说这些我欲哭无泪……
大雨大灾中的欧阳修又干了一件大事:把一代名将狄青给参掉了。狄青时任枢密使,最高军事长官。欧阳修参他的理由是:军中威望太高,怕他灾乱中哗变。皇帝准奏,狄青失兵权,一年,郁郁而终。  

两个宰相一个枢密使,栽在欧阳修手里。  他一手参人,另一手荐人。北宋他荐人第一:荐包拯、富弼、韩琦、吕公著、文彦博、王安石、司马光、曾巩、三苏父子……这些人几乎全是北宋名臣。也有看走眼的,比如力荐恶狗般的吕惠卿。吕善于伪装,欧阳修让他给蒙了。欧阳修能荐这么多人,也和他任科举主考官有关。

嘉祐二年(1058年)的礼部试,是宋代科举考试的转折点,也是宋文化的转折点。而完成这次重大转折的,就是欧阳修。他蓄力已久,并有了一个团队。他要借“高考”来推行的古文运动,事实上是思想运动,所谓文以载道,无非是让天下举子扩大心胸和视野,扔掉雕词琢句的骈骊文。北宋科举,分诗、赋、策问三大块,其中的赋即是四六骈文,时称太学体,用险韵,求僻字,直追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欧阳修亦是骈文高手,却是宗师六朝小赋,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初盛唐是浮华文章的鼎盛期,像唐太宗,虽有贞观之治,却很喜欢空洞华丽词藻。大概这位开国明君,暗地里希望像汉武帝那样拿语言做排场。

语言的排场,乃是权力的变式。
欧阳修变科举,显得十分轻松。三年一次的礼部试由他主持,称知贡举,另有范镇、王珪等人协助他。这些人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梅尧臣为小试官。成千上万的考生“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进考场个个紧张,有人抽搐有人昏倒。几位考官则干经院饮酒赋诗。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凡锁经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笔吏疲于写录,僮史奔走往来……”

这一年的进士榜,放出去877人,创历届之最。这八百余人为官各地,播下古文也即思想运动的种子。京师的礼部试,又带动省试、乡试。全国的读书人,于嘉祐二年改变了寒窗用功的方向。宋代士大夫文化之雄浑博大,欧阳修居功甚伟。不过,麻烦随之而来。锁经院五十日,诗写舒服了,酒喝安逸了。醉翁骑醉马,摇晃出大门,忽见满街的书生朝他冲来,团团围住他的高头大马,喊口号的,捋衣袖的,要拉他下马,暴打一顿。幸有士卒闻讯赶来,欧阳修才打马溜走。

《四朝国史》记载:“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修痛排斥之,凡如是者则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从是,从此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回忆:“榜出,士人纷纷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 有新思维的人高中,沿旧习者落榜。

考生中有苏轼,名列第一。因是闭卷考试,考生各有代号,欧阳修怀疑这么出色的文章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把苏轼录为第二。如果没有嘉祐二年的变科举,苏轼未必能考上。

而苏轼考不上,不歪歪扭扭走仕途,其巨大的文化能量就聚集不起来,强劲喷发更无从谈起。众所周知,苏轼是文化的全能者,是在文化的巅峰期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伴之以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生命活力,足以垂范后世千万年。

宋以后的士子,没有不读苏东坡的。顺带说一句:我们是深感苏轼生命的丰富性,很可能上下五千年罕有其匹。至少查史料难觅匹配者。他强于任何皇帝、将军、富豪、好汉。原因很简单:他提升了人之为人的境界。他是令现代人目瞪口呆的生活大师,对生活永远高涨的热情和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像恒星一般燃烧。可惜今人对他的理解太少太少。由于工业化的无限分工,全能式的人物渐成稀缺资源,物质的丰富反倒带来精神的空前贫乏,模式化走俏,千篇一律盛行,“现实通道”的逼仄固若金汤。什么手机人电脑人、白领金领……往后就是稻草人。再不回首仰望巨人,我们将变成昆虫蚂蚁。

一个苏东坡,胜过十万影视明星。没有欧阳修,苏东坡或许早已淹没。历史有偶然性。王东坡李东坡,出不来的。文化的高峰削掉一截,将大大影响传承。

欧阳修看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惊为异人。”他在京城奔走呼号:“老夫将放他出一头地……三十年后,无人道着老夫也!”多么可爱的老头,多么敏锐的眼力。他五十好几了,而苏轼不过二十出头。以他文坛之至尊,朝廷之显赫,却毫无被今天学界文坛视为“护身符”的身份意识,发现苏子瞻,如捧大宝贝,八方宣扬。果然如他所料,三十年后,谈欧阳修的人少了,天下士子把目光投向苏东坡。

欧阳修荐苏洵,别是一段佳话。苏洵是揣着成都镇守张方平的介绍信来见欧阳修的。这张方平是欧阳修眼中的老怪物,号称千杯不醉,脾气大,性子倔。庆历年间二人因政见不合而反目,十年不打招呼。张方平让苏洵去见欧阳修,说明他深知欧的为人。苏洵一介穷布衣,从僻远的蜀地到那繁华京师,踏进欧阳府却毫不费力。凭什么呢?凭才华。欧阳修向朝廷写《荐布衣苏洵状》,真诚而富于见地,显然是细读了苏洵呈上的全部文稿之后才提笔。他视力差,也没有眼镜可戴。他又给张方平写回信,两个老头从此修好。一般认为,是欧阳修与张方平联手,将三苏父子推上了政坛文坛。

唐宋散文八大家,北宋占六席。三苏父子,王安石,曾巩,全是欧阳修的学生。散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当时叫古文。与现代的叙事抒情散文是两个概念。严格说来,古文指向政治、文化的未曾分流的源头。在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人眼中,文化就是政治,政治也是文化。士人们热烈向往的、生活浑然一体的尧舜时代,二者何曾分家?

专家学者常说:古代文人首先是走仕途,其次才写文章。这话似是而非。是形而上学主客体分离的一种不良后果。唐宋士大夫的为文与从政,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儿。文,几乎包涵着华夏历史的全部信息。选择古文乃是选择价值体系。窃以为,对这个问题的辨析十分重要。

语言艺术,必须承载价值体系。也许一切艺术都不能宣称例外。
海德格尔有一段话,从两个方向给我们以启迪:“少一点文学,多一点文字的保养,少一点哲学,多一些思想的细心。” 保养文字意味着:保存并护送人类的智慧到未来。而思想何以成为思想,学院派教授们鲜有思考焉。

思想的特征是“上手性”,而不是现成在手。换言之,思想是在追问事物的过程中自动前来照面的,具有时间性,甚或瞬间性。思想以自身的力量为助推,不以切近的现实指令来勾画自己的目标。否则,思想将失掉固有的地盘而沦为附庸。在下读西方大哲偶有所悟,不敢卖弄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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