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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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梅花山人 于 2017-12-14 17:12 编辑
时下有个话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话题是诗写个性还是写共性的问题,主张诗写个性的是金筑子,主张诗写共性的是针叶林,这一对欢喜冤家素来喜欢对着干,你说东我就偏说西,诗写个性还是写共性也一样,各执一端,一吵就是好几年。
国人素来喜欢天马行空想到哪是哪而不喜欢做些基本概念的界定最终陷入相互混淆概的混乱状态,如金筑子的诗写个性指的‘是指诗人所写的对象应具备个性即与众不同的特点,而不是去表现这对象与他对象的共同之处’,而针叶林的诗写共性指的却是写‘感知自然、感知社会、感知人性,情操、智慧、胆识、学识,向上给人以启迪’的社会共性或文学共性,这对欢喜冤家就是这样鸡同鸭讲一吵就是几年的,一笑。
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个别性、个人性,就是一个人在思想、性格、品质、意志、情感、态度等方面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这个特质表现于外就是他的言语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等等,任何人都是有个性的,也只能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个性化是人的存在方式。【百度】,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金筑子的所谓诗写个性明显指的是写作对象的个体特征性而被简称为了所谓的个性,这本身就是概念模糊。
共性,一般、普遍、概括的性质或状态;统统适用,完全的可应用性【百度】,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针叶林的所谓诗写共性明显指的是诗的人文属性,这是混淆概念式的争斗。
个性与共性从哲学的角度而言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借助摆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1)共性与个性问题是理解对立统一规律诸问题的钥匙。共性与个性的原理贯穿于对立统一规律诸问题的一切方面,是把握矛盾诸问题的一条主线。
(2)共性与个性的原理是分析和解决矛盾问题的根本原理。只有掌握共性与个性的原理,才能依据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
(3)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又是正确理解和认识辩证运动的钥匙,人的认识过程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它是共性与个性矛盾的展开,不理解这一原理,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形象地说,整体和部分更像是一个鸡蛋壳,完整的时候是整体,破碎后每个碎片就是部分。而共性与个性,就是一组彩色铅笔,共性是书写绘画工具,都是铅笔,个性是不同颜色。所以区别在于问题的把握不同侧面。
(4) 共性是一类事物与另一类的区别,而个性是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区别。
(5) 共性与个性,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可以看做一类事物和一个事物,一个事物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一类事物中少任何一个事物都还是一类事物,但是一个事物少任何一个部分都不是一个整体或一个事物。
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其文学属性具有共同的一个方面,诗人通过诗词这样的文体描述和表现了人类共有的情感和时代风貌,情感如信仰、理想、情操、审美情趣等,时代风貌如经济、政治、文化面貌等,当然这个共性之中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性,如民族差异、地域差异、时代差异、语言差异等,而作为诗人个体来说信仰、理想、情操、审美情趣等情感则更是千差万别而无法统一的。
诗歌,一个时代具有一个时代的个性,启功先生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这便是时代的个特或特征性,大致而言,唐以前的诗直接来源于生活,是生活的直观反映,从理解的角度而言有如草木之生于土地,滋风沐雨,听任自然,所以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代政治开明,民俗开放而滋养了思想氛围的相当活跃,诗人之诗歌不受限制,皆由情动于衷而发于言,不事雕琢的大唐气度,所以说唐诗是嚷出来的;宋朝的政治并不象大唐那样开明,文字狱偶有其兴,其整体文化氛围上耽于理学,诗也已从可歌性而流变为文体性,故诗多求反映其理学思想,重说理而轻比兴,所以说宋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文化日益专制,文字狱大兴,文人多埋首故纸堆,较少反映真实的思想和生活,所以说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作为诗人个体来说当然也是各具其个性特征的,这种个性特征即通过诗歌的风格体现出来,比如我们说李白,马上就能想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主义风格,比如我们说杜甫,马上就能想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主义风格,比如我们说李贺,马上就能想到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的诡异之风,比如我们说李商隐,马上就能想到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朦胧之风,这可以说就是诗人的个性特征。
诗所描写的对象当然也要抓住其个性特征,这一点前贤也已有言及,如沈义父所说‘’如咏物,须时时提调,觉不可晓,须用一两件事印证方可。如清真咏梨花〈水龙吟〉,第三第四句,引用「樊川」、「露关」事。又「深闭门」及「一枝带雨」事。觉后段太宽,又用「玉容」事,方表得梨花。若全篇只说花之白,则是凡白花皆可用,如何见得是梨花。’ 此说指的即是要善于抓住事物的独有的个性特征了,写梨花即见梨花而不会混同于李花等等。
关于诗的个体性与共同性的关系,前贤也是有所言及的,毛诗正义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综上所述,金筑子先生的所谓诗写个性是个概念模糊的错误,而针叶林的诗写共性却是个混淆概念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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