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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天 如 洗
公元二千零六年，清明节的前一天，我和几个跟我一样级别的人坐在县委办公室，等候组织部的干部来唱名。被叫到名字的，由组织部干部引领到长廊那头县委书记的包间谈话。这很像医院的护士引领病人去看医生，区别在于病人不一定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而被书记找去谈话的全明白。因此有人坦然，有人沮丧，有人激动。 县委书记召见我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他问我是否清楚谈话的目的。我说清楚，我愿意让贤。书记莞尔，说，没办法，到了年龄一刀切。又说，都有你这种境界就好了。我感谢他的夸奖，也同情他的难处。他与我年龄不相上下，却因为级别的缘故，还可以再干十来年。所以在县委办等候的召见者愤懑不平，口无遮拦。书记问我，有什么要求，可以向组织提。我想了想，觉得没有。我的仕途不长，贡献不大，不应该组织给领导添麻烦。书记大为感动，亲自把我送出到走廊上，关切地问：还写作吗？我说还写作。书记握着我的手，说了句很真诚的话：我祝贺你回归到文学本体。 走出县委大院，我长长地吐了口气。那天，天气真好，天空湛蓝，如同水洗过一般。 几天后，我做完单位上的交割，搜找出旧采访本，重新踏上寻访古稀者之路。我的时间概念很差，尽管时序已进入新世纪，但我的时间记忆依然停留在二十世纪。当问及一些老人时，才猛然发现时光又滑过去了几十年，那些老人大多回归到了自然本体，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说过，稻禾熟了，风一吹，谷子就要落田。他这粒熟透的谷子落了，许多粒熟透的谷子都落了。我翻开旧采访本，一些熟悉的面孔朝我挤出几丝笑容，客气地说，久违久违。风吹过来，他们的笑容随风而逝，只有那句含混不清的“久违久违”声，在旷野间飘荡。
一 出宁都北关城门，过拱辰桥，上坡至北塘岭垴，有古樟如巨伞，遮地盈亩。树下，凉亭—楹，行善积德者在夏秋季节常备些茵陈茶山楂茶为路人解渴消暑。亭在叉路口，西北方向进山，往东渡过梅江，可去八闽地界。1949年暑期的一天，乡村师范6名学生挑着被褥和书籍，喘着粗气上了坡，他们要回北部山区的老家去。这一年，他们简师毕业，却没有往年的毕业生那么幸运被分配到各处学校去教书。时局很乱，解放军渡江后打下了上海南昌，继续南进的消息传得纷纷扬扬。6人进了凉亭，放下行李，一眼瞥见贴在墙上的青年工作队招生通告。通告上说，加入青工队的乡师、省中学生，月薪三块银元，时局平稳后优先分配教职，立功者还可入仕升职。看了通告，几个人默然许久。亭子外树上的鸣蝉，拼命嘶叫，吵得他们心烦意乱。后来，有3人挑起行囊北去，有3人挑起行囊返城。返城者走到街上的军人礼堂报名处填报了履历，领了毯子草席，穿上土黄色短衣裤，吃上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的兵粮。 青年工作队员的任务，除军训外，主要负责刷写标语、告示和排演文明戏，也随队下乡去征粮。解放军过来的前几日，全部编入勘乱大队，退回翠微山区，据守观音山、安仁山，解放军的大部队将十里翠微围困住，上山的学生们这才晓得他们走的是人生的歧路，暗中躲在工事后、石岩中痛哭。60余年后，一位老人跟我聊那段往事，说，在山上的日子，整天提心吊胆，日里怕，夜里更怕，不晓得解放军何时攻上山来。他们上山20多天，解放军通过夜战，先后打掉了外围的菜子山、莲塘坳、大小太阳山和朝阳山，打死打伤几十人，俘虏400余人。大家明白，解放军发起总攻是迟早的事，死亡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9月23日清早，震天的大炮声果然响起，每座山头都遭到炮击，一些人被炸上半空，尸体和衣裤撕碎，挂在高树上灌丛间，一些人则被炸塌的工事深埋。炮击过后，四面八方响起喊杀声，让人心胆俱裂。另一位老人告诉我，他上山时，分在独立团团部当书记（文书）。战斗打响后，团部人员也上前沿工事了，副官室只留下3个小孩，听炮弹响得近，很害怕炸塌屋子，想跑，但一到外头就看见一具烧焦的尸体。3人吓得大哭，退回屋内。炮击停止后，解放军开始攻山，打得非常激烈。半晌午时，天下起了雨，3人冒雨往金精洞方向跑，在山谷中窜来窜去，不想竟窜到了青牛峡，山峡里挤满了人，足有三四百号，也不知为什么，没有长官出来管事，人人脸色灰白，活像茶子枯药到的鱼，昏头昏脑。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听到北方口音高喊“缴枪不杀！”有武器的把武器扔了，出去跟着解放军走，到金精洞外的田里集中。当晚，拉到附近的大坪村，坐在坪里，解放军一个个进行问话登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押下山来。一个来月的“土匪”生涯，在这天结束了。 没有被解放军的枪炮打死，算是万幸。对有些人来说，被俘还是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几天后，1000多名俘虏押往赣州整训，解放军动员出身好的报名参军，不少人出来报名，穿上了解放军服装。整训鉴别后，绝大部分俘虏被释放回家。一位曾姓老人对我叹息，说他当时只惦记着家里的爹娘，若是报名参加解放军，现在也是离休干部了，人生如棋，一步错，步步错。 我同意这位老人的说法，问题是，人生的棋路不可能全对，因为有大大小小的利益诱惑你。他当初参加青工队，不就图一个月三块现大洋，图日后的教职和升迁？摆在一个人面前的往往不是可以看得透想得透的棋路，而是现实。而且还有命运。很难说，另一些报名参加解放军，即走对了路的，不是受到命运的指引。 那年八月底，曾经在北塘岭凉亭小憩，后来回家的另外3名乡师学生邀集一起，跋涉五十余里路，走到鬼岭山顶迎候北方南下的区干部。从这天起，他们开始了终生的革命生涯。他们相继在区政府、乡村支前办，开展征粮收枪，减租减息工作。地方政权建立后，他们担任公职，先当干事，助理，后当乡长，区长。从那时起，有点文化的年青人蜂拥而出，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生产建设中去。他们在后来的土改、镇反、剿匪、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组建互助组合作社中大显身手，把我的家乡每个角落都鼓荡得风云涌动。 那时，有一支歌子响彻大江南北，歌名叫《解放区的天》，歌词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明朗的天，真美！ 二 理所当然地，苏区干部会迅速地从蛰伏的蜗居走出到明朗的蓝天下，以图投身于壮丽的新中国建设事业。我说的“苏区干部”，指的是苏区时期参加过苏维埃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国民党一向也称自己是革命党），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尽管他们属于一个更早的时代，其文化知识和认知水准有些低下，不为从北方南下的年青领导所赞赏。一位县长在履任半月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他们“普遍年纪已老（四、五十岁的居多），一种是要求审查历史，追认党籍，给予工作，要地位者有……新的政策不熟悉，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极低。” 是时代的发展，让这批人成为了落伍者。苏区时期，他们何尝不是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打土豪，分田地，扩红，征粮，上前线抬担架，他们是撑起苏区那片蓝天的人！ 遗憾的是，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我对苏区干部的认知水平也很低下，因为我的访问本里太缺少这代人。等到我从官场中抽身出来，这些人的生命之穗早已谷粒落尽，留在后人记忆中的，只剩下一鳞半爪的趣闻轶事。有一位先辈，大致可以做苏区干部这个群体的代表。这位先辈曾做过县苏维埃主席、省土地部副部长，与李富春、曾山共事。红军撤走后，他带人上山打游击，打到后来，队伍只剩下他一个人。正月里，大雪封山，寒风刺骨，他在山上的破庙里呆不住，埋了枪偷偷地下山回家，结果当夜就被守望队捉住，关进村中祠堂。士绅们商议，两天后的正月十五杀他祭祖。一个同宗士绅暗中救他，让送饭的捎进去一把短刀。夜里，他用短刀挖出了个墙洞逃了。依然是他那位同宗士绅，替他挖出藏枪，代交罚金，此后他才保住一条命。他这段历史，解放后受到审查，有人认为属于变节。据说是曾山出面保他，才免遭牢狱之灾。于是他被重新起用，先当乡长，后当区长，再当副县长。当了副县长的这位先辈，始终保持着农民本色，身穿破衫，脚穿草鞋，裤腿挽到膝盖，走到哪里尿急了，往上捋起裤腿掏出家伙就方便。他的腰上，常年扎条布巾，插一根九寸十八节的旱烟竹。县里每月发给他两条金字塔牌“干部烟”，他用来招待找他办事的老俵。县里的百姓，昵称他“草鞋县长”。草鞋县长有三宝：旱烟竹、酒壶、女人。在老辈人眼中，“三宝”虽不雅，但并不带贬意，“草鞋县长”很受百姓爱戴。他当区长，当副县长，老百姓何时找他，他何时接见，哪怕是半夜三更。他下乡下村，一是下田干农活，二是访贫问苦。进了人家门，一看饭甑，二看米缸。几天后，救济粮就会送到缺粮户家中，他因此又得了个“活菩萨”的称号。 我这样的叙述，多少有点像现在的记者或通讯报道员写的稿子。然而，那时候的领导干部确实是这么做的，对这段可贵的历史，我们不该有逆反心理。我还说一则这位先辈的轶事：有一年冬天，他去下乡，过一条小河时，刚走到河中间，就听到后面有人叫。回头一看，一个衣着整齐的年青干部正向他招手，他返回岸边，问年青人有什么事？年青人问，你能不能背我过河？先辈二话不说，弓下腰让年青人趴到背上，渡过河，年轻干部说，老俵，你家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区里来找我。先辈说，好。跟着年青人一路走到区公所。年青人问，老俵，你是不是想要点钱？先辈说，不用，不用。年青 人有些生气，说，不就是背我过了下河吗？干嘛老跟着我？天气冷，早点回家吧。先辈笑笑，说，不是我跟着你，我是来区里出差办公事的。年青人笑道，嘿，你一个老俵办什么公事？还出差！ 故事的后面，还有那位年青干部知道先辈的真实身份后无地自容的情节。听了让人很解气。 有一首山歌，现在也时常在电台电视台播放：“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苏区干部的本色两个字：农民。 唯农民文化太低，概念太旧，接受新政策太慢，学习新知识太累，接受新观念太难。故尔苏区干部们的重新出山只能作为一个短暂的过渡。五六十年代，盛传这位先辈批张宰杀生猪的条子不用标点，不分行，写成了“同意宰杀×××”。后来发现，这则故事在其它县其它地区也流传，只是名字换成了另一个。他们的出身，大致相同。好在大家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难堪的事不至于太久。 今天，还会有故事流传给后人么？ 三 接下来，应该说说南下的北方人。从北方南来的干部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南下工作团员，进入我家乡接管政权的，属于第四野战军南工团，县区主要领导由这部分人担任。一种是从军队抽调到地方的骨干。一种是后来转业到地方的军人。南工团员跟随部队行动，县城一打开，他们立即铺开工作，搞接管，搞建政。下去当区长的，带一个班武装去墟镇张贴布告，找个宽敞的祠堂庙宇开印视事，分派保长们征粮收枪。每个乡村，很快建立起了支前办事处，地方上有点文化知识的年青人，归集到新政权旗下。干部逐渐多起来，保甲长们退出历史舞台。不久，乡村各级组建了以贫雇农为主的政权组织，新中国稳稳地扎牢了根基。北方干部们，为南方建政工作立下了首功。 置身于异地他乡的北方干部，经历了因水土不服带来的痢疾、疟疾、疥疮、绣球风（阴囊溃烂），也逐渐习惯了南方阴湿的环境和以米饭为主的饮食。一些人在此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直到老死。他们的后代，成了典型的客家人，新一代客家子民。 建政之初，危险无时不在。用老人们的话说，“当时土匪多如牛毛”。“土匪”曾于一天深夜潜入城里的专员公署，企图对专员行刺，幸被警卫战士发现，双方发生了一阵交火。八区区长带一名干部去赴任，墟市上，乡游击队（土匪武装）队员还公然背着枪在收税，见到新政府人员贴布告，脸上露着讪笑。夜里，区长和干部睡在一座祠堂，土匪来敲门，叫他们滚回城里去。那段时间，他们一晚要换几个地方睡觉。区中队成立时，混进了暗匪，县里押下来公审的匪首，半夜里逃之夭夭。尤为可怕的是，跟随区长的通讯员也被土匪收买，一次行走在山间，通讯员在区长身后拔枪欲打，区长其时刚好回身问事，见状，迅速下蹲，子弹从头顶飞了过去。那个通讯员见行刺失手，飞也似的的爬上山溜了。行署专员和八区区长是幸运的，一些干部战士则因匪患丧失了性命。一四四师征粮队一次遇袭，牺牲了两名战士。贸易公司徐指导员下乡，被土匪捉去惨杀。邻县一位区委书记被骗去县里开会，路上遇伏击身亡。 剿匪的故事，时隔半个世纪后成为诱人的文学题材，剿匪的电视剧长盛不衰。我的家乡因地处雩山武夷两大山脉，又是赣闽两省的结合部，大山绵延，森林密布，溪涧纵横，便于“土匪”（不少是国民党正规军被打散的残部）藏匿。剿匪的事，持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最后一个匪首于1959年夏捕获，剿匪工作才真正结束。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县的王正方老人，当年是481团的机枪教员，个子高大，枪法准，一次进山剿匪，宿营后，他睡了一觉起来小便，猛然看到河沟对岸的甘蔗地里有动静，便大喊一声“土匪来了！”土匪有好几百人，听到喊声，呜呜地吹响了牛角号。王正方抱起机枪，对冲过来的土匪猛打了一梭子，撂倒十几人，其他战士也纷纷开枪，土匪潮水一般退走了。在另一次剿匪中，王正方腿部中弹，伤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腿伤了，”他说，“回不了北方了，只能在这儿讨老婆成家。” 北方留下来的人为数不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凡商业系统的百货公司、食品公司、副食品公司、石油公司、五金交电公司、土产公司、粮食系统的各粮所、直属库、粮油加工厂，运输系统的车队、公司、其负责人清一色由北方干部担任。这样的组织安排，算是对他们功绩的一种奖赏，也可说是一种酬劳。 在解放区的蓝天下，北方人和南方人携手向历史的深处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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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2 15: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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