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体中寻本真:当代诗词“实验体”流派与艺术风格的建构 张子璇 (原载《心潮诗词评论》2016年第1期,未经作者允许谢绝转载)
一、当代诗词“实验体”现状综述
(一)网络诗词复兴与“实验体”运动兴起 传统诗词在二十世纪中的发展与生存是命途多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革命’者受西方学说的影响,对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片面、猛烈的抨击(刘梦芙《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总序》)”。[1]作为传统文化精华的诗词,在新文学思潮迭起与频繁政治运动、社会动荡的双重冲击下奄奄一息,因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同光体”诗人离世后,传统诗坛陷入了长时间的沉寂。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气氛逐渐趋于宽松,“伤痕文学”、“朦胧诗派”等现代新文学风起云涌之际,诗词也得到了复兴。但由于传统文学教育长期缺失及老一辈人思想解放缓慢等原因,使得“老干体”创作流毒甚广,传统诗词的人文情怀并没能真正得到真正的复兴。 然而,令许多文学史家没有料到的是,世纪之交互联网的普及,却使“诗词”这种传统文学搭着最新兴科技的快车,得到了广泛的复兴。檀作文、马大勇、田晓菲等学者对于网络诗词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自互联网兴起以后,旧诗的写作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年轻化、平民化趋势,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和杰出的作品(《新文学评论》)”,[2]甚至有“舍网络,文言诗词几无可观,断无出路(嘘堂《春冰集序》)”的论断。[3] 世纪初至今旧诗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复兴,从宏观上看,有守正派与实验派两大流派。守正派继承了传统诗词高古、清空醇雅的风格和注重源流的诗学观,是新时期国民传统文化水平提高的体现。实验派则以“开新”为核心,在守正的同时,积极将新意象的引入实验实践于诗词创作中。实验体诗人之所以选择对旧诗进行改造而非全盘创作新诗,这与新诗的自身缺憾,即“形式过于自由”有关,也与旧诗本身的优点和中国深厚的旧诗传统有关。 最早提出“文言实验”的诗人是嘘堂,他于世纪初发出了这样发人深思的拷问:“在古典化、模式化的激情、感慨和技巧外,文言诗词就真的无可言说了吗?我觉得不是。反求诸己,大量真正的现实的思维意识因语境之阻隔而尚被闲置。而它们或者是一个诗者所应努力去挖掘的宝藏。在个体中寻本真,在存在之实在中发见个体,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尚待完成。”早在晚晴提倡“诗界革命”的黄遵宪也曾说道:“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人境庐诗草序》)”[4]较之黄遵宪,一百年后提出“文言实验”口号的嘘堂,在继承黄遵宪思想精华的同时,也提出了“在个体中寻本真”等更具当代人思维特点的诗学观点,其本质是对人性的尊重和解放。
(二)“实验体”的精神取向和流派划分 黑格尔在《美学》中认为传统的东方诗人“主体意识在它本身上找不到一个固定的支柱”,[5]缺乏“个人独立的自由”与“具体内在的自由”。诚如是,宋湘绮先生认为“诗词的现实主义传统再现事物的‘本来面目’---抒情、言志、闲适,压抑了作者的主观性”。[5]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6]声律与意象,在南北朝这个文学自觉的时期就成了传统文人观念中“诗”不可或缺的两大构成要素,因此,对外在事物的还原、修饰与组合就构成了“意象”,对“诗”外在形式与吟诵音节的注重,就催生了“声律”。这两大要素的本质都是外向的现实主义,但嘘堂“在个体中寻本真”,由外向转为内向,则是对传统诗词精神层面的新开拓,也是实验体运动的精神核心所在。 “诗歌创作是诗人主观世界的一种积极、能动的选择和反映。(吴仁援《汉诗特质要素的现代化》)”[7]虽然传统古典诗词具有早熟性和完备性,其数千年演变潮流中衍生的各类创作母题如悲秋、怀古、士不遇、闺怨等,在当代仍有其生命力和感染力。但诚如李子所言“一个现代人总是写‘家国之恨’或‘山林隐逸’是虚伪”,因此,实验体诗人选择了“去伪”,以现代人、个体的视角去审视和思考社会、人生并进行诗词创作。 现代社会现状决定了现代人必然拥有更深层次的理性需求和感性需求,而这种需求在传统社会中很微弱或很容易受到忽略。因此“在个体中寻本真”,诗人们也必然需要在创作精神的取向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思考。理性思考则更多的是对个人存在价值、社会价值的思考,感性思考则更多的是对人际情感更细腻的思考。因此,不同诗人对理性与感性思考的侧重不同,大致可将“实验体”诗词分为两大流派。一派以理性思考为主,并以诗为创作形式的主体,诗人以中年、男性居多,笔者称之为“文言实验派”;另一派以感性思考为主,并以词为创作形式的主体,诗人以青年、女性居多,笔者称之为“流年派”。 古典诗词有“诗言志”、“词抒情”的传统,因此两派创作形式主体的区别,其本质是对古典诗词抒情传统的继承;而诗人的年龄性别差异,则反映了现代语境下个性的显现。这两派的划分也只是宏观层面的,也存在不少诗人同时创作两种风格的作品,甚至存在创作同时融入两种风格的作品,如添雪斋等;也存在不少诗人将词作为表现理性思考的工具,将诗作为表现感性思考的工具,如李子等,这则反映了当代诗人的思想多元化取向。 这两派的创作题材取向上有很大的共性,如都对生死等终极价值问题进行追问,都对自我存在价值产生过思考,都对城市风情进行细腻刻画与展现,都与新诗有对接的可能,只是角度不同和思维方式不同罢了,二者的区别更多在于语言风格方面,其本质都是“在个体中寻本真”。这也将是下文论述的重点,笔者会以“实验体”的精神核心为研究出发点,对这几种创作题材取向进行分析,并进行两派的对比,兼论句法等创作技巧上的继承和创新,以反映当代诗词“实验体”的艺术风格。
二、“实验体”创作题材取向与艺术风格的建构
(一)对生死等终极价值问题的追问 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观中,更偏向对现世问题的思考,孔子有过许多类似“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表述,传统观念中对生死等问题的思考是缺失的,也是不受重视的。屈原的《天问》不可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全篇诘问不尽,从日月星辰到天地阴阳,但也没能深刻地触及生与死等终极问题。饶宗颐说:“西洋说理诗,基础是神学。哲学家、宗教家、神学家,三者合为诗人。”[8]这也就是古典诗词与西洋诗的价值取向区别所在,然而现代社会的特殊生态,也促使实验体诗人进行对古典诗词传统中不具备之终极价值问题的思考和表述。如嘘堂《苟苟歌》一篇: 生苟苟,死苟苟。大坟胡不开窗牖。中有生人如死人,口箝目塞类土偶。光明不可视,视之椁易朽。音声不可通,通之水银走。毋乃使此赫赫之灵,不能如天之邈长地之久。噫,亟闭我窍,亟封我薮。我且苟苟,尔且苟苟。[9] 诗人一方面处于自我意识的苏醒状态,他通过主体判断来对“生死”进行社会估定和自我估定。他认为社会中存在许多木偶般的“生人如死人”,因此对生死的价值产生了质疑感和混乱感。诗人另一方面处于自我同一感危机中,心理学表明“客体我和主体我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内心冲突,甚至引起自我情感的激烈变化”,诗人在看到这些行尸走肉般的“活死人”,条件反射并对自身的生命存在价值也产生了质疑,陷入自我同一感危机的迷茫与惊慌中,因此,在诗的结尾,诗人叹息:“我且苟苟,尔且苟苟。”全诗淋漓尽致地再现了现代人的敏感思维和激烈的价值冲突,开古诗未有之境,但形式上却采用乐府歌行体,实为“文言实验派”的佳作。除了纯粹地思考生死外,也有不少作品将生死与其他事物联系在一起,更逼近了对“生死”深层内涵的思考,其中不乏传统派诗人的作品。近晚唐佛偈味,却在现代语境下给读者以更为玄妙、畅快的阅读体验,如矫庵《今昔》一章: 今日一何悲,昨日一何喜。若知今日悲,何不昨日死。[10] 波德莱尔说:“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11]矫庵虽是传统派诗人,但《今昔》篇中,诗人将“生死”与今昔的“悲喜”联系起来,对“生死”价值进行了具体的阐释。生的价值是为了追求“最高的美”,即是“喜”,而“死”的价值则是为了避免“悲”,因此诗人才会有“若知今日悲,何不昨日死”的感慨。上述举到的《苟苟歌》和《今昔》,都是“文言实验派”风格的作品,深刻尖锐地阐发作者对生死的思索是其特点。而反观“流年派”风格的诗人,则更多的将生死与自我存在价值联系在一起,通过细腻的笔法和美好意象的堆砌,在阐明对生死深入思考的同时,也达到了诗的本质,“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如发初覆眉的《减字木兰花 我》: 我生如魇,我合无光珠蚌敛。我死之年,我是池中素色莲。 我曾离去,我入倾城冰冷雨。我欲归来,我与优昙缓缓开。[12] “珠蚌”“素色莲”“冰冷雨”“优昙”等一系列意象呈现,就已为全词造境,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意识,也使得对“生死”这一严肃哲学问题的思考多了分活泼与灵动,同时反映了作者对生之美的追求。但这种美的背后,也是“‘人与自我’的哲思(宋湘绮评)”。将生死与自我存在价值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女性独特的思维方式,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思考亦是“实验体”诗词的一大题材取向,在下部分将着重探讨。
(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思考 和什格图在《存在与价值》中说:“价值都是对于人的价值,没有人就没有价值可言。[13]只有深入分析人的存在才能把握价值的根源。”人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需求,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内在自我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不断认识自我,达到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外在社会的需求,人需要明确感受到自己存在于社会的价值。因此,有的实验体诗人侧重于对“内在自我需求”的探索,把视角集中于自我本身;有的实验体诗人则侧重于对“外在社会需求”的探索,把视角集中于自由、理想等人存在于社会所追求的极高目标。 上文中提到发初覆眉的《减字木兰花 我》,则是对“内在自我需求”探索的呈现。“流年派”风格的诗人,由于其性别以女性居多,年龄以青年人居多,特殊的性别和年龄,使他们具有一般人无法具备的对自我的敏锐洞察力和极强的敏感度。而青年人对自我价值有极敏锐意识的同时,对爱情也有着朦胧的向往和渴望,自我存在价值意识自然会转移一部分到恋人的身上,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自我存在价值的重新思考也往往和恋人联系在一起。如杨凯宇的《违梦词》中,“君或我”、“你我”、“我们的戏”、“我们”、“君或我”等题目频频出现,这些词大多以追忆和重现与恋人的生活片段为主要内容,缠绵悱恻,慟怛动人。如《生查子 君或我》一首: 冷看镜里人,或是从前我。枯槁一生痴,眼角相讥我。 谁道路边花,全是轮回我。花坠镜中尘,我忘如今我。[14] 《违梦词》中亦有冷静的自我存在价值的思考,《菩萨蛮 一直困在自己的世界》一首则着力于描绘城市景致的肃杀和阴森,以及内心世界探索自我存在价值的渴望和迷茫,以展现“被困在自己的世界”的惶恐和压迫感,全词如电花明灭,冷艳逼人: 高楼触目幽森壁。嚣尘不洗时光白。有燕背人飞,不知何处归。 诗心时渐蠹,梦在侵寻处。花死一滩红,扶风涌入瞳。[15] 上述主要是“流年派”风格的诗人对“内在自我需求”的呈现,而“文言实验派”风格的诗人侧重对人的社会存在价值思考,其作品之所以有丰富的现实和思辨价值存在,与这个诗人群的诗人经历离不开。 以嘘堂为例,著名实验体诗人天台在《快风堂促席篇》里介绍嘘堂时写道:“我的这位法号叫嘘堂朋友,出身雅致,后从军,而后又遁入佛门做了七年高僧,现已还俗,目前在一家时尚都市报做艺术总监,我的父亲和嘘堂的父亲,老早还同过事。这几位老人,看着嘘堂整天在红尘里三界外来回穿梭,不禁稀嘘嘘稀。”正是因为嘘堂这种“在红尘里三界来回穿梭”的丰富人生阅历,才造就了其对社会问题及人存在价值问题的独特视角,嘘堂在《新文学评论》的专访中曾说:“直到一九八九年,又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把我抛到了一个巨大的价值危机的漩涡中,文学成了俺审视、拷问生存意义的最重要的资粮之一,诗歌写作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建构生命本体的要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一时,在经历了一次全民狂热的风波后冷静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选择,而嘘堂也正是其中之一。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特殊的时代背景,都促使嘘堂朝着“文言实验”进军并不断“拷问生存意义”。因此,在嘘堂的诗词中,经常会有“理想”“自由”的字眼出现,真实再现了他一次次的思想碰撞和自我拷问: 象征之理想,暴死于人民。(《异域诗人之波洛克》) 少年弹丸出,囊中理想奢。(《古诗九首其九》) 理想裸其身,光辉徒乱泻。(《空地》) 徒传理想波罗密,谁见艰难蒙太奇。(《重读食指诗》) 自由之白日,秘密我已悉。自由之秋天,炎阳犹赫赫。……我在自由中,自由独寂寂。乃入地下室,轰响发我侧。七彩球碰撞,一局斯诺克。(《自由之白日》) 城市气流中,自由如败鼓。(《古诗九首其八) 落体固自由,此心安可卷。(《春日杂咏》)[16] 这些诗中,作者或是歌咏异域诗人,如歌咏神秘主义和唯美主义风格的诗人勃洛克投身十月革命的热忱;或是堆叠光怪陆离的新奇意象,如七彩台球斯诺克的碰撞;或是再现季节变迁对自己心境的冲击,如《春日杂咏》等篇。但都将焦点集中于“自由”和“理想”,给抽象的“自由”和“理想”以抽象的阐释和近乎扭曲的展现,将内心价值观的斗争与纠结体现地淋漓尽致,这也正是其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所在。 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亦是自我存在价值的“外在社会需求”之体现,实验体诗人们也经常将目光积聚在社会问题上。山西是采煤大省,由于市场逐利与安全设施不完备,造成煤窑安全事故频发,嘘堂对这一次次的悲剧有着尖锐的批驳与反思,他写道:“盛世偶坑灰,偎炉莫砸杯。九原人骨贱,犹可化新煤。”“九原人骨贱,犹可化新煤”这令人愤慨的呼号,实则是诗人对生命热爱和尊重的反映,是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体现。
(三)对城市风情细腻刻画与展现 1.城市新意象的引进和使用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典型产物,也是现代人的主要生活场所。当代诗坛的一位评诗家留取残荷曾编选过《城市诗词三百首》,他在《编后志》中写道:“城市是万相众生之镜,一切忧愁、不安、隔膜、疏离、愤怒无不映照其中。当下面貌各异的多元化作品正见出在这个特殊时代(城镇化进程仅仅三十余年,却发展迅速,变化巨大,这是中国城市极大的特点),人与城市正艰难地建立一种新型的带些异样的沟通认知关系。” 城市的景象是光怪陆离的,街区的扩张与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无不给诗人以激烈的视觉冲击和价值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一次次在城市化中受到挑战,诗人也会在城市化中真切的感受到某些荒诞与危机,诚如留取残荷所说“城市是流动的镜片”,诗人们竭尽全力地将城市景象与自己内心的情感波动呈现,其本质也是“在个体中寻本真”,因此城市诗词具有极大的文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产生荒诞与危机产生的同时,城市生活也有其新奇、美好的一面,流光溢彩的夜色、川流不息的车马,也会给诗人以人文情感的慰藉。所以实验体诗人们在努力摆脱城市带来的价值危机的同时,也会驻足于城市的点滴美好与静谧,体味城市中人际关系的点滴温存,“流年派”与“文言实验派”各擅其场。 施蛰存说:“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独特的形态……甚至连自然景物也与前代的不同了。”较之自然景物,城市中人造的新事物更是大量的被引入实验体诗词中,这是一个新意象群开拓的过程,我们看到如“电线”“空调”“玻璃”“橱窗”等新意象,都被赋予了城市情怀中独特的新内涵。“风吹电线,各自萧条(陈梦渠《夏初临》)”中,电线成了寥落、萧条的象征,诗人在“暮雨夏日”的情形下“过公交站牌”,觉察“楼影街树隐约可见”,这种都市情景带来的复杂情绪,寄托在“电线”这一独特的都市意象中,蕴藉有味。寓情于景是古典诗词常用的表现手法,以景作结更是将客观感情融入到客观景物中的一种极高形态,吴六破的《午后》一诗,不仅大量引进新的城市意象,而且将这种传统表现手法也运动得摇曳生姿: 午后阳光如水泻。咖啡漾出色浓赭。杯沿红印留深吻。隔座蓝烟遮妖冶。拼格玻璃割长街。窗外报亭贮永夏。空调偶滞声哑哑。[17] “阳光”“咖啡”“深吻”“烟”等意象被作者赋予了各式各样的色彩和形态,在流光溢彩的现代意象堆叠中,构建出一种别具特色的场景,作者敏感细腻的心灵颤动也被刻画得灵动之至,如印象派的油画一般。而“玻璃”“报亭”“空调”则被拟人化,作者赋予其“割”“贮”“滞”等新奇的状态和动作,所表达的复杂情感尽蕴藏其中,妙不可言。 2.“车站场景”、“灯火场景”与“异域风光” 除了上述新意象的引进与使用外,城市诗词所塑造的景致氛围也形成了几个常见的场景,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场景笔者称为“车站场景”和“灯火场景”。先说“车站场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促使人口迁徙和流动成为常态,因此,火车站、公交站、地铁站等也成了现代人经常驻足的场所,离别、哀怨、愤懑、困惑、迷惘等复杂现代情绪也容易在这些“车站场景”滋生,诗人亦是如此,因此此类题材的诗词作品略见不鲜。如“忽车笛,准时催发。背人收起行囊(林杉《孤馆深沉 站台》)”、“一声笛罢几声歌(杨凯宇《浣溪沙 班车》)”等。 而“灯”本身就是一个可触动孤寂心灵的极其敏感的意象,在传统意象群中已具备丰富的内涵,进入“电气时代”后,“灯”在城市中的应用更加普遍,特别是城市夜幕降临时,“灯火”给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冲击更是巨大的。吕文翠在《灯、玻璃与视觉现代性:晚清上海城市叙事的建构与转型》中提出现代的“灯与暗影”具有“‘异己经验’与主体危机”的特质,[18]也就是说在城市中“灯火”在带来夜景享受的同时,也会引发诗人的危机感和各种复杂情绪的冲突。综上,“车站场景”与“灯火场景”的作品都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感性地、印象地再现,往往与爱情相关,作品以“流年派”风格为主,如: 灯火浮于夜海,楼台挂在秋空。长街无始亦无终,竟欲何从。 人出人归寂寂,车来车往匆匆。有些凉雨有些风,一叶飘红。(卢瑟《画堂春》) 一声汽笛惊心处,车上离人,车下离人,雨打车窗湿眼神。 十年汽笛声何处,终点灯昏,起点灯昏,双轨长长如泪痕。(独孤食肉兽《采桑子 雨站》) 而另一种则是对“‘异己经验’与主体危机”的回应,往往充斥着挣扎于城市现实的痛苦过程再现和对价值的理性思考,作品以“文言实验派”风格为主,如: 亡魂撞响回车键。枪眼如坑,字眼如坑。智者从来拒出生。 街头走失新鞋子。灯火之城,人类之城。夜色收容黑眼睛。(李子《采桑子》) 一站复一站,人入复人出。此界无迷羊,入出皆定率。 左右黑茫茫,中途不可逸。逸也能何归?天人皆有律。 人本有机物,去去终归一。有声甘如醴,路向皆知悉。(天台《地铁站》)[19] 李子的《采桑子》,是通过现代意象的堆砌来造境的,李子说“我几乎把所有主观感受、价值判断和抽象概念都从文本中撤离了”,他为只是呈现一种场景,近乎毫无主观感受的文本中,却荒谬而又真实地再现了诗人在城市中迷惘与挣扎的主观心境,在美学意义上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而天台的《地铁站》则是直发议论,将自己对城市生命价值的思考寄托于地铁站的情景中,引人深思。 城市诗词另一个新特点,则是对异域风光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这与改革开放以来诗人的视野开拓有极大的关系。以独孤食肉兽为例,他的作品中有“悠长假日之卢浮魅影”、“冬夜宿山舍观古堡挂历有梦”、“己丑新正纽约同学会以隔洋不赴”“致安妮特”等作为题目。再以添雪斋为例,《添雪韵痕》开篇便是组诗《星座宫神话》,描绘了星座宫的各种传说并加入主观的丰富联想,别具一格。矫庵曾评价添雪斋的作品道:“独立苍茫,此心非幻;侧身天地,陈迹如流。”在黄遵宪时代,对异域风光题材作品就屡见不鲜了,可这与当代实验体诗词创作的主观精神取向有很大的不同。黄遵宪的作品诸如《登巴黎铁塔》《伦敦大雾行》《锡兰岛卧佛》等,都是以被殖民者的心态去仰视这些西方文明,并抒发对往日盛世的追忆和国运多舛的担忧;而当代实验体诗人,则是用平视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异域风光,并依托这些异域风光从理性或感性的角度上地汲取养分,如添雪斋在《星座宫神话跋》中写道: 生之记忆梦之光,传说声音渐渺茫。百万年前星火色,游离今夜我身旁。[20]
(四)与新诗对接的可能 首都师范大学讲师檀作文先生在《复与变:网络诗词两大潮流评议》中,对“李子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是“新旧诗对接的可能性及实践”。[21]笔者认为这种对接的基础,是新旧诗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对于新诗,笔者的看法与柳亚子观点基本一致。柳亚子认为新诗词汇群隶属的现代语言体系,适合说理论事,抒情则会因太过直白而矫揉造作;而旧诗词汇群隶属于传统语言体系,含蓄、纯雅,更适合抒情,说理则会使旧诗“理俗化”索然无味。因此,“新格律诗”和“朦胧诗”能在现代诗坛上占据一席之地。五四以来,新诗勃兴,但也存在其自身的缺陷,即形式上的“过度自由化”,于是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发起了“新格律诗运动”,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雨巷》、《死水》、《再别康桥》等,“新格律诗”实则是一种意象和形式上对旧诗的回归。传统旧诗的“说理诗”饱受病诟,但新诗的“朦胧诗”却以说理著称因此影响甚广,盛极一时。这两个例子所呈现新旧诗的不同发展态势和命运,不得不说是由新旧诗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而实验体诗人“新旧诗对接”则是各采其长,以尝试达到新旧诗各自优势的统一和充分发挥。试看一下几首实验体诗词: 仍是在双桥,我问玉兰开未。最好擦身雨里,趁浆声灯市。梦如剪纸贴窗前,明月去装饰。不去桥头听水,只楼头看你。(杨弃疾《好事近 周庄,四月十日,晴》) 水畔蜀葵花,花落吹不起。石雁不能飞,淡烟西风里。人在市声中,月在天桥底。你看霓虹灯,我看桥头你。(陈梦渠《生查子》) 多年以后,与我街隅重邂逅。你着红裳,背影依然眸底凉。 路灯流转,记否那年靑纸伞。有雨成灰,冷到人潮天色微。(陈梦渠《减兰》) 怕超载,十载无梦无诗,还听旧磁带。愁外繁灯,城市夜如海。少年都是蓝天,人行路上,带不走、一丝云彩。(独孤食肉兽《祝英台近》节选) 不知倦枕成飞帕,把前世今生、原野河流齐抹。对面车中燃烟客,与我梦魂轻擦——这底片,随风谁掇?洗手间中叹息久,有盲女、倚镜抽丝袜。过道静,门栓脱。(独孤食肉兽《贺新郎 北方快车》节选) 街头走失新鞋子。灯火之城,人类之城。夜色收容黑眼睛。(李子《采桑子》节选)[22] 上述的六首诗词,能够极其明显地反映出其对新诗文本的借用,由于篇幅局限,上述例子只是实验体诗词与新诗文本互相借用的很少一部分,这种借用已非常普遍,而且新诗文本的借用最受实验体作者青睐的,还数“新格律诗”与“朦胧派”,实验体诗人中“流年派”与“文言实验派”两种风格各取所需。 《好事近》与《生查子》,借用了卞之琳《断章》的文本,断章中“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场景被重现的同时,实验体诗人也加入了主观的联想和诗境、意象的开拓,如“玉兰”“蜀葵”等意象的出现。同时戴望舒的《雨巷》也是实验体诗人经常借用的文本之一,《减兰》中“长街”“青纸伞”等《雨巷》原意象的呈现和“路灯流转”等现代意象的添加,都使得该词的艺术价值大大提升。而独孤食肉兽的《祝英台近》,则是借鉴了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断章》、《雨巷》、《再别康桥》都是新月派的“新格律诗”,新格律诗的意象选择和所抒发的情绪与旧诗有很大的重合,因此“新格律诗”备受“流年派”青睐。李子的《采桑子》则是对朦胧诗派的借鉴,“夜色收容黑眼睛”是对顾城《一代人》中“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的文本借用,朦胧诗派作品的极强说理性,适应了作者“在个体中寻本真”的实验体精神取向需求。 除了对上述两种现代诗派的借鉴外,对其他现代诗派的借鉴也存在。如独孤食肉兽《贺新郎 北方快车》中“原野河流齐抹”、“洗手间中叹息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伊沙的《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远去。”这种反常态反传统的写法,是在“消除神圣还原世俗理性”,独孤食肉兽的对伊沙的借鉴,实质是对这种“消除神圣”行为的肯定,与李子提出的“去伟大”异曲同工。
三、结语:老树春深更著花——平议“实验体”的进步意义
顾炎武的《又酬傅处士次韵》中有名句云:“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诚如是,“日薄西山”的中国古典诗词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数次大浩劫后,世纪初凭借互联网兴起得到了复兴。正如嘘堂所说:“当代文言诗在继古与开新两方面可以说都有些成绩。继古,无论宗经,宗汉魏。宗唐,宗宋,宗清,都涌现了一批重量级作手,匪徒字句肖古,要在神理上能探缡珠而成自家面目。开新,则有“文言实验”,遥承“诗界革命”未达之旨,更融以新理趣、新技术,欲直面当下,会合中西,为奄奄待毙之文言诗调出延命方。”[23] “实验体”显然是“开新”的先驱者,他们大致以风格分为“流年派”与“文言实验派”两派,以“在个体中寻本真”为精神价值取向和前进方向。并且开创了“终极价值”、“自我存在价值”、“城市风情与异域风情”等传统古典诗词所不具备的主题,在文本上积极探索与新诗的对接,引入新的意象,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体系,成为现代旧诗诗坛不可忽视的一股潮流。 在创作形式上,“实验体”坚守传统古典诗词的声律美与形式美;在创作思想上,“实验体”则努力开拓古人未有之新境界。正是基于这种创作态度,“实验体”在网络诗词十五年的发展中不断完善其构建,[24]为古典诗词的复兴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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