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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剿说,毋雷同。引申
出处: 《礼记· 曲礼上》
剿说(剿说|勦说)来源
亦作“勦说”。抄袭别人的言论为己说。《礼记·曲礼上》:“毋剿说,毋雷同。”剿,一本作“ 勦 ”。 郑玄 注:“勦,犹擥也。谓取人之说,以为已说。”一说为截断别人的说话。 俞樾 《群经平议·礼记一》:“‘毋剿说,毋雷同’,皆承上文‘正尔容,听必恭’而言。长者有言当敬听之;若不待其言之毕,而横发议论以绝断之,是为剿说。”后人多从 郑 说。 北周 庾信 《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公弱龄早慧,幼学夙成,立必正方,言无剿说。”剿,一本作“ 勦 ”。 清 严有禧 《漱华随笔·五经中额》:“剿说雷同,千篇一律。” 严复 《救亡决论》:“应之奈何?剿说是已。夫取他人之文词,腆然自命为己出。”
勦说:打断别人的言说。《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四年》:“上骋辩必勦说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 胡三省 注:“此所谓勦说者,以人言未竟,勦绝其说而伸己之说也。
【剽窃第一人】
街头巷尾窃取他人钱财者,人称扒手、小偷;而在文人圈子里,窃取他人的作品当做自己作品的人,则被称为“文偷”。考证起来,文偷之风,不是当今这个时代独有的,在古代就有大大小小的文偷。
“剽窃”一词,最早出现在柳宗元的《柳河东集》,他认为《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当然,这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剽窃,只是表述有所不同。《礼·曲礼》讲“毋剿说,毋雷同”,这里的“剿”,被注解为“取人之说以为己说”,也就是剽窃的意思。《孟子·公孙丑》中也说,“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对这种行为的定性就已经很明确,为当时的学者们所不齿。
古代有名的剽窃事件也是举不胜举。这些剽窃者,有的虚冒姓氏,有的公然劫夺,有的移花接木,有的稍加点窜。更有甚者,为了一两句诗的创作权,不惜残害骨肉至亲,不仅不要脸,甚至还要人命。
根据史书记载,班固被视为“抄剽第一人”。
班固《汉书》书影
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是得到肯定的,但他著史的不端行为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一样,一直饱受后世指责。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中即称“班固盗窃父史”,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亦称:“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班固的《汉书》究竟剽窃了哪些内容?从汉高祖到汉武帝这段历史,主要剽窃了司马迁的《史记》,除《董仲书传》外,差不多都抄自《史记》,内容上没有实质的变化。
【不惜认“亲爹”】
由抄袭引发的恶行,在古代也时有发生。
初唐著名诗人宋之问,与沈佺期合称“沈宋”。他有个外甥叫刘希夷,也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刘希夷25岁中进士,好为宫体,词情哀怨。他曾苦吟得句:“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自感不祥,复苦思冥索,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佳句。
宋之问“苦爱”这两句诗,知刘希夷未曾示人,便“恳求”刘希夷割爱送给他,想靠这两句诗传名千古。刘希夷碍于舅舅情面口头答应,后又反悔不肯。宋之问“怒其之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
宋之问
宋之问,史书记载其仪表堂堂,多才多艺,然而人品卑劣。为了夺取两句诗的著作权,不惜残害自己亲外甥的性命,真可谓是剽窃史上骇人听闻的恶行了。
明代剽窃之风也一直在延续。晏璧,明永乐年间曾任任山东按查司佥事,“以诗名于时”。元人吴澄著《三礼考注》,“旧藏康震家”,晏璧从康震之孙手中“得之,遂掩为己有”,冒称为自己所著。为了做得像一点,他将书中原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称“澄按”者皆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字而书之,其迹尚隐然可见”。
这位晏璧先生为了窃取前任著作,算是不惜妄认了回亲爹。然而机关算尽,还是未能遂愿。
【大写的“鄙视”】
现代人知识产权意识强,虽然维权之路漫漫,但总是在不断进步。古人可很少有“著作权保护”的条件。他们怎样面对抄袭呢?
《东轩笔录》里讲,欧阳修在滑州当通判时,朋友宋子京跟他说:“有某大官酷爱你的文章,托我来向你求稿子。”欧阳修说好啊,拿了将近十篇稿子给宋子京。过了个把月,宋子京说:“大官看了你的文章,不太喜欢,说你怎么水平下降那么厉害?”欧阳修没说话,这事儿也没放心上。
谁知道这只是个伏笔。后来欧阳修回京当了知制诰,坊间风传,某位朝廷要员极力称赞一个叫丘良孙的人写的文章。欧阳修派人把丘良孙的文章找来,一看就乐了,这不就是自己给宋子京转交的那几篇文章吗?除了署名变了,什么都没变。再后来,欧阳修出任河北都转运使,看邸报上说丘良孙“以献文字,召试拜官”,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当官了,欧阳修心生怀疑,把丘良孙献上的那个“文字”找来一瞧,吓了一大跳,这篇文章竟是武将令狐挺写的《兵论》。
欧阳修从此惦记上这事了,后来当了侍从,在皇帝身边了,就找了个机会,把丘良孙抄袭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宋仁宗听完后的第一反应是“骇怒”,罢了丘良孙的官。
不必否认,对抄袭、剽窃、盗版、假托等行为,古人们也有过“大写的鄙视”。自唐代起,作者的创作权益受到重视。到宋代,版权意识和版权控制真正萌生,并得到强化。宋人出书时,封面后或封底上已开始印上“牌记”,印有作者、出版者名号等,声明“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版权保护例证。
宋代刻书牌记例
明代开始了悬赏捉拿盗版者。冯梦龙《智囊》记载:《唐类函》发行前先办“讼牒”。明代刻书业发达,书稿需求量大,侵权行为也越来越猖獗。一些书商,或删节或抄摘或照搬或汇编,翻刻、盗版、假冒伪托他人之名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四库全书总目》点评说“是书杂采小说家言,凑集成编,而不着所出”,其实是对明朝抄剽侵权普遍现象的总结。
【明目张胆的抄袭】
要说最为明目张胆的抄袭,当数晚清徐致祥抄袭张之洞文章。晚清名人张之洞颇有报复,他从告别父老乡亲,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的题目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张之洞见此题目,心中早已有答案,在别的考生还一脸懵逼的时候,他就已经写完交卷了。可惜张之洞写得文章虽有高妙申论,但让他名落孙山。在会试遭遇滑铁卢的张之洞,只好返乡复读,来年再战。
徐致祥偶得张之洞文章,细细品读专研,觉察到此文的见解之妙,便时常拿出阅读。正好徐致祥也要参加科举考试,那年科举考试题目是大学之道,这正和张之洞的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拿到考题的徐致祥本想自己写一篇,结果发现脑中无物,唯有张之洞的文章历历在目。于是他便将张之洞的文章悉数写下。说来也怪,这样明目张胆的抄袭,却让徐致祥高中会元,也没有人向徐致祥追究责任。
后来张之洞也进入了翰林院做事,这让徐致祥心里十分不爽,于是处处与张之洞作对,还曾上书弹劾张之洞。当时的人们都笑话徐致祥小肚鸡肠,既抄袭了张之洞的文章,还要让张之洞连工作都丢掉。
【抄袭者天堂】
不过,历来为文人所不齿的抄袭,却从未在历史中消失。
《苦榴花馆杂记》作者汪恸尘,就为自己的诗作被抄袭而愤愤不平。他创作的十四首诗被京城某作曲者剽窃了,还写成了歌,汪氏“每一念及,犹觉轩渠”。轩渠是笑的意思,他也觉得这事儿好笑。
《苦榴花馆杂记》
但对付抄袭者,只能笑笑吗?为此,汪恸尘写了篇文章,题目就叫《抄袭》,介绍了大量当时抄袭、疑似抄袭以及转载不注明出处的事情。后来汪恸尘的哥哥劝他:“茫茫尘世中,哪有许多奇事?至于后世所称道者,无不为前人所说尽,则又安得不抄?”
被抄袭者不较真,法律搁在那儿也罩不住,就算法院判了也可以不认错。抄袭者能巧舌如簧振振有词,显得比被抄的还理直气壮——这环境,简直就是抄袭者的天堂了。
今天一个问题如果四处开花,就必须从制度深处寻根源。仅仅依靠鼓励宣誓、加强监管就能杜绝抄袭吗?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不解决,无论运用多么先进的检测工具,为学历而抄袭都不能避免。
回望历史,你会感觉抄袭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抄袭行为已被人原谅,消失在每个人的耻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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