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史话 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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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史话

（本文初稿写于１９７８.１２.３１.原题《拼音简史》。网上有不少收藏家2010年前收的便是此文。９０年代曾大修改了一遍，这次收进本人电脑时，用了五天时间彻底改写了。第二节写得特别详细，当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只有图书馆在文革中残存的一些解放初期的拼音书籍，现在借助网络，大量引用了网络中已有的资料、回忆录和周有光的资料等，在此对发表了资料的网友们表示感谢。）

                      序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古代读书是师生口口相传的，不存在什么拼音，拼音是近代和当代的事。这种说法不对，中国的拼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花样多多。

奴隶社会前期，文字掌握在少数巫祝手中，父子相传，不存在什么注音问题。到了春秋时，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招徒授课，识字的人渐多，由于方言土语影响阅读，注音与拼音便开始为人们重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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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注音、拼音有关的情况大约有六种：
１假借法
指借某个字代表另一个字去书写跟它音同或音近的另一个字。只借字音，不管原义。这就是古文中常见的通借（假）字。
如:
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泊，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皮取此。 ——(帛书《老子甲本•德经》(大丈夫居于厚重而不居于浮薄，居于朴实而不居于虚华，所以要去掉后者,采取前者。)
泊:薄, 皮:彼(后者)
２形声法
一个字一部分表义类(为义符)，一部分表读音(为声符)。如:"浓",声符为"农"。 "切",声符为"七"。这种方法造出了汉字中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形声字。
　　分析声符有时也可做注音方法用，《说文》里分析了大量的形声字，形声字声符在造字之初大致是可以代表那个字的读音的，指出形声字的声符也就注出了读音。后来语音发展，很多形声字的声符不能揭示字的读音，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门外文谈》）了，而且声符注音只能适用于形声字。训诂中还有一种叫声训，这是一种释义兼注音的训诂方法，用与被解释的字音同、音近的字训释被解释字，训释字与被释字之间是音义兼通的关系。这类综合的注音有很大的局限性。
假借和形声，它们在客观上有表音的作用，但实际是起音节符号作用，而不是给另一个字注音，不算纯粹的注音方法。
以下四种才是注音或拼音。
３描写与说明法
也是一种表音的方法。古代学者对字音的描写和说明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短言，长言等用语。
４“读若”之属
古人注音,常用"读若"，也有"读如,读曰,读似,读近"。这是取其声音相近。这是注音的方法。
５直音
读音完全相同的，就用"x音x"，这也是注音方法。如"走音奏"。这是后来注疏及字典辞书普遍采用的方法。
６反切法
这是古代最通行，用得最久，也最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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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注音法
（一）直音法
最古的注音方法要算在汉代以前就出现的“直音法”了，这种古老的注音方法在现代仍然可以在许多字典中看到。它是利用同音字来注音的，如“宫，音弓。” 杨雄《方言》“所以刺船谓之篙”，“篙”，音高。这种方法简单明了，但局限性很大。“无同音字则法穷，或有同音之字而隐僻难识，则其法又穷。”（陈澧《切韵考》卷六），有的字很简单，却用很生僻的字来注音，反而不得其音。另外还出现循环互注的现象（两字互注），实际上起不到认字的作用。如《康熙字典》中“集，音箿。”“箿，音集。”“谣，音遥。” “遥，音谣。” 要读“集”字，就要读准“箿”字的音，假如“箿”字也读不来，那就束手无策了。

（二）近似音代替
为了解决“法穷”，只好用近似音代替。这是分析注音法，它是通过分析汉字音节某部分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教人读出汉字读音。
最初出现的分析注音法是复杂难懂的譬况法。这种表音的方法是通过描写与说明来进行的。
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子》，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有譬况法，就是注近似音，是具体描写某个字的发音情貌的方法。譬况法有下面几种读法：
1、急气、缓气
如《淮南子•地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高注：“旄读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 《淮南子•泛论篇》：“太祖軵其肘。”注：“軵，挤也，读近茸，急察言之。” 《淮南子•说山篇》：“牛车绝辚。”注：“辚读近蔺，急舌言之乃得也。” 《淮南子•说林篇》：“亡马不发户辚。”注：“辚，户限也。楚人谓之辚。辚读近邻，急气言乃得之也。” 《淮南子•修务篇》：“腃●哆咴。”注：“腃读权衡之权，急气言之。” 《淮南子•说山训》：“牛车绝辚。”高诱注：“辚读近蔺，急舌（“急舌”疑为“急气”之误）言之乃得也。”《吕览•慎行篇》“相与私鬨。”注：“鬨，斗也，读近鸿，缓气言之。”《淮南子•原道篇》：“蛟龙水居。”注：“蛟读人情性交易之交，缓气言乃得耳。” 《淮南子•本经篇》：“飞蛩满野。”注：“蛩，一曰蝗也，沇州谓之螣。读近殆，缓气言之。”（《吕览•仲夏纪》：“百螣时起。”注：“螣读近殆，兖州人谓蝗为螣。”与此同。）《淮南子•俶真训》：“牛蹏之涔。”高诱注：“涔读……（原文有误），急气闭口言也。” 《淮南子•修务训》：“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高诱注：“駤读似质，缓气言之，在舌头乃得。”
缓气就是所谓的徐言。 从这些例子来，急气缓气之说，似乎与声母声调无关，它们可能是指韵母的洪细。大约言急气者，多为细音字，凡言缓气者，多为洪音字。古人把字分为四等，一二等为洪音，三四等为细音，江永音学辨微辩等列云：“音韵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这就是说三四等与一二等有洪细的区别。所以凡言急气者都是三四等的细音字，凡言缓气者都是一二等的洪音字。但是为什么细音就叫做急，洪音就叫做缓？大约细音字的三四等字，都有－个介音，洪音字的一二等字，都没有－个介音。有－个介音的，因为韵母中有一个主要元音，介音是声母与元音间的过渡音，而不是主要元音，所以读这个字时，口腔之气道，一定是先窄而后宽，而筋肉之伸缩，也一定是先紧而后松。没有介音的，声母的后面就是主要元音，所以读起这个字来轻而易举，筋肉之伸缩，也非常地自然。有－个介音的，其音急促造作，口腔的气流通道较窄,所以气流通过时显得紧急，高氏便称它为急言。没有介音的，其音舒缓自然，口腔的气流通道较宽，所以气流通过时显得松弛，高氏便称它为缓言。如涔，茸，邻，蔺，腃，三等字；缪，四等字。交（古读gao），二等字；鸿，殆，一等字。
2、长言、短言
《公羊传•庄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主，伐者为客。”何休于上句注云：“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于下句注云：“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皆齐人语也。” 所谓长言之即读长元音，短言之即读短元音。也就是说，用它来表示入声与其它声调的区别，用于主动者时读非入声，用于被动者时读入声。
3、内言、外言
《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曷为或言而，或言乃。”何休注：“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
《汉书•王子侯表上》：“襄嚵侯建。”晋灼：“嚵音内言毚兔。”
《汉书•王子侯表上》：“猇节侯起。”晋灼：“猇音内言鸮。”
《尔雅•释兽•释文》：“猰，晋灼音内言●。”
以这四例子推理，所谓内外者，大概也是指韵的洪细。内言，大约指洪音(发音响亮)，洪音舌位较低，靠前，口腔内形成的共鸣腔较大，大则其音若发自口内。外言，大约指细音(发音弱小)，细音舌位较高，口腔内形成的共鸣腔小，所以听起来声音好象发自口腔外端。
外言，在何休《公羊传》注中可得到确切的解释。何休云：“言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乃，切韵音奴亥反，在海韵，是一等字。而，如之反，在之韵，是三等字。乃，属泥母，而，属日母。乃、而古为双声，只是它们的韵有弇侈的区别。“乃”既为一等字，则其音侈；“而”既为三等字，则其音弇。“乃”无－介音，“而”有－介音。所以说“乃者内而深，言而者外而浅”。这就说明外言，正所谓“其音幽细”，好像发自口腔外端。
4、横口、踧口、笼口、闭口
刘熙《释名•释天》：“风，兖、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氾也，其气博氾而动物也；青、徐言风，踧口开唇推气言之，风，放也，气放散也。”
　　《释名•释天》：“天，豫、司、兖、冀以舌腹言之，天，显也，在上高显也。青、徐舌头言之，天，坦也，坦然而高也。”
　　《地形训》：“北方……黑色主肾，其人惷愚。”高诱注：“惷，读人谓惷然无知之惷也，笼口言乃得。”
闭口之韵,如侵、覃盐咸二部,这些字是闭其口以作收韵,所以叫做闭口。笼口，我估计与今天所说的撮口差不多吧。
论发音之部位,则有横口在舌之法。论韵之洪细,则有内言外言急言缓言之目。论韵之开合,则有踧口笼口之名。论韵尾之开闭,则有开唇合唇闭口之说。论声调之长短,则有长言短言之别。
古人所说的横口、踧口、开唇、合唇、舌头、舌腹、笼口、闭口、推气、长言、短言、内、外、深、浅、急气、缓气等等术语，都是对汉字读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根据后人研究，主要涉及声母、韵头、韵尾。由于当时人们还不能切分音节，上述术语分析的对象是汉字的囫囵音节，是一段音流，包含几个音素，汉字一个字一个音节，在读的时候，各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不相同，这样一来，读一个音节，其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变动不居的，只有一个音节是一个音素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才是稳定的。古人用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描写音节而不是音素，这样导致术语众多、意义含混，这些记录语音方式,也都显得很空洞, 不具体，因此虽然教了人们掌握发音的方法，但却“益使人疑”，没有先生亲口教你如何长言短言、急气缓气之类，你只能得其仿佛，云里雾里，那能精确读出字音呢。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必斤斤计较于古人那些发音术语的具体所指了。不过，这样的分析有助于人们审辨音理、分析语音结构，对以后反切二分音节以及等韵学的发明无疑是有启发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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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若、读如
读若法，也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不加以描写。这种方法比譬况法简单，但仍然解决不了读音的标准问题，再加上有本声与转声之异，有汉音唐音之别，近似读音与标准读音的距离，而且“读若”除释音外，有时还训其义有时又是通假字使人有徘徊与释音与释义之间随着文字的增多，时代的推移，这种近似音注音的方法的弱点就越加明显。
“读若”一类的术语很多，有“读如”“读为”“读曰”“读与某同”“声近”“声同” “如字”等。
这些术语意义不完全一致，有的在某书中专用，有的在不同书中作用不同，有的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作用，有时同一个术语的含义界线模糊。下面分别做些解释。
1、声同、声近
声同、声近在《广雅疏证》中多见。《广雅疏证》用声训，即贯彻因声求义的方法，研究同族词语音关系。所用术语出现最多的是“语之转”“语之变转”“声之转”“一声之转”“声相近”“古同音”“声义同”“声近义同”；其次是“音相同”“古声同”“古声相近”“古同声通用”“古声义同”“声近义通”、“声义相近”“声义相通”“声同义同”“声近义同”“古同声同义”等等，概括起来，不外近、同、通、转四种（声近、声同、声通、声转），用来说明词语假借现象，辨析方言歧义，阐明联绵字等。由于他是因声求义，因此“声同”、“声近”等便含有注音的内容。其中，“声同”、“声近”和“声转”三个术语的语音关系包括：1、声韵全同。2、声近韵同。3、声同韵近。按说“声同”、“声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声”是声母，但由于王念孙十分重视古音，所以他用的“声同”“声近”“声转”之类中“声”的概念并不严格明确。如《释诂》卷四下：“麽，微也。”疏证：“菲与麽，声近而义同。”《释诂》卷二上：“紗，小也。”疏证：“靡、麽古同声。”这是由于王念孙使用了“声”的两个概念即“声母”和“汉字整个音节的读音”所造成的。王氏说的“古同声”是指声母相近，“声近”是指汉字整个音节的读音相近。因此“声同”和“声近”有时便混同了。
2、读若、读如
表示注音的术语。例如：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的注音全是读若法，有时用 “读与某同”,作用同“读若”,也是注音。
《说文》“媪，女老称也，读若奥。”“宄读若轨。” 《說文解字》<玉部>：「珣，讀若宣」，<宀部>：「宋，居也，從宀木，讀若送。」
《吕氏春秋•重己》：“其为饮食酏（yí）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酏读如《诗》虵虵硕言之虵。”。
  《楚辞•离骚》：“又重之以脩能。”洪兴祖注：“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若耐。”
《仪礼•乡饮酒礼》“公升如宾。” 汉 郑玄 注：“如，读若今之若。”
读若又作“读如”、“读若某同”、“读与某同”。为汉代训诂学家所创术语，并被历代沿用。传注多用“读如”,其余则见于《说文解字》。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说：“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段玉裁认为“读若”、“读如”都是用来注音的。
凡是清代学者对此多持异议。钱大昕认为:“许氏书所云‘读若’、云‘读与同’,皆古书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义，音同而义亦随之，非后世譬况为音者可同日而语也。”（《潜研堂文集•古同音假借说》）王筠《说文释例》和张行孚《说文发疑》都认为，明音、明假借二者兼有，不可一概而论。洪颐煊《说文读例》则认为“读若”除释字音、通假借外，还有训字义的作用。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说文》中“读若”的基本作用是比况被释字的读音；读若字与被释字既然音同或音近，而用以比况的字又往往是比较通行的字或人所易晓的成语方言，因此读若字就有可能是被释字的假借字,或与被释字意义相通。例如“[囟疋],门户疏窗也。读若疏”；“龢，调也，读与‘和’同”；“鴈，鸟也。读若雁”。“龢”与“和”、“鴈”与“雁”，古多通用。 这说明读若有三个作用，一是注音，一是指出假借字，一是指出异体字。
假借字例：《楚辞•九歌•国殇》：“霾两轮兮絷四马。”洪兴祖注：“霾读若埋。”
　　对传注中的“读如”，意见较为一致，即：不但拟音，而且指明假借。例如《周礼•春官•男巫》：“春招弭。”郑玄注：“杜子春读弭如弥兵之弥。”《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若‘屈伸’之‘伸’, 假借字也。”杜、郑即以“弭”、“信”为“弥”、“伸”的假借。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可见“读若”、“读如” 主要的作用是注音，除了注音功能，这两个术语有时也用来表示通假字。
读若、读如等都有以本字相释的情况。有时是该字一音数义,用读若、读如等指出该字在此处应是某义;有时该字虽然只有一音一义，也用读若、读如引出常语俗词明确该字的音义。前者如《周礼•天官、大宰》:“六曰主, 以利得民。” 郑玄注:“ 利读如上思利民之利。”《说文》：“布, 数祭也。读若舂麦为布之布。”后者如《周礼•考工记•陶人》：“ 庾实二觳。 ”郑玄注：“庾读如‘请益,与之庾’之‘庾’。”《说文》：“掔，固也。读若《诗》‘赤舃掔掔’。”
“读若”注音有时也会出问题。因为有的字有很多同音字可用来替换，但有的字不多，有的虽然有，但用来注音的那个字，比被注音的还要生僻，比如“大，读若荙。”那就不如不注。
因为是近似音，因此很难用文字把音说清，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引赵颐光《说文长笺》说：“古无音切二法，音声之道无边，而同音者甚少，故许氏但有读若，若者犹言相似而已，可口授而不可笔传也。”

3、读为、读曰
一般是标明声训(假借)。用注音来破假借字的训诂术语，是古代注音兼释义用语。用以表示古书中的假借字。王力先生在讲解《古书的注解》(P617)时明确指出:“读为、读曰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
段玉裁《说文注》：“凡传注言‘读为’者，皆易其字也。”又：“‘读为’亦言‘读曰’。”
  《书经•尧典》：“播时百谷。”郑玄注：“时读曰莳。”
《庄子•逍遥游》：“而御六气之辩。”郭庆藩注：“辩读为变。”
《汉书•贾谊传》：“天下无倍畔之心。”颜师古注：“倍读曰背”。
《周礼》郑玄注：“政读为征，谓地守、地职之税也。”
高诱注中的“读曰(为)”和“读如(若)”是较为重要的几个术语,也是历来较有争议的术语。从对高诱注释的实际研究来看，这些术语运用中各有侧重，即各有其主要用法，“读为(曰)”主要功用是易其字（破假借），而兼有注音等功能；“读如(若)”主要读若、读如的功用是拟其音（注音），兼有明假借等功能。
在传注中，读如与读为有时混乱。例如《周礼•天官》：“胥十有二人。”郑玄注：“胥，读如谞，谓其有才知为什长。”而在《大行人》“七岁属象胥”下又说“胥，读为谞。”
4、读似、读近
作用只是注音，现在还用。
王曰:“卿所谓‘胸中正,则眸子鷁焉’。”芳云笑曰:“卿所谓‘胸中不正,则鷁子眸焉’。”盖“没有”之“没”,俗读似“眸”,故以此戏之也。《聊斋志异•仙人岛》
孔廣森詩聲類三“亨”字下曰：“案‘亨’、‘烹’、‘享’三字，后人所別，古人皆只作‘亨’字，而隨義用之，其讀似亦只有亨音。”《老子道经德校释 第六十章》
修务篇:‘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注:‘駤读似质,缓气言之,在舌头乃得。’吕览慎行篇:‘相与私哄。’注:‘哄读近鸿,缓气言之。’此皆言缓气者也。《颜氏家训集解》
汉时匈奴称“荤允”,或荤(读近“玉”)。《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18)》
【扬雄•长杨赋】逮至圣文,随风乗流,方垂意於至宁,躬服节俭,绨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无文。【注】宁,读近寅。穿,枢伦切。
高诱注吕氏春秋慎行论：‘●，斗也，读近鸿，缓气言之。’又注淮南本经训：‘蛩，兖州谓之螣。螣读近殆，缓气言之。’此所谓徐言也。又注地形训：‘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地形篇：‘其地宜黍，多旄犀。’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言乃得之。’泛论篇：‘太祖軵其肘。’注：‘軵，挤也，读近茸，急察言之。’说山篇：‘牛车绝辚。’注：‘辚读近蔺，急舌言之乃得也。’说林篇：‘亡马不发户辚。’注：‘辚，户限也。楚人谓之辚。辚读近邻，急气言乃得之也。’―――本经篇：‘飞蛩满野。’注：‘蛩，一曰蝗也，沇州谓之螣。读近殆，缓气言之。’（吕览仲夏纪：‘百螣时起。’注：‘螣读近殆，兖州人谓蝗为螣。’与此同。）―――吕览慎行篇：‘相与私哄。’注：‘哄读近鸿，缓气言之。’――――軵读近茸，（说文亦云：軵读茸。广韵而容、而陇二切。）茸，切韵（王摹第二种）而容反，在钟韵，三等字也。辚读近蔺若邻，（切韵：辚，力珍反。）―――螣读近殆，螣，广韵徒得切，在德韵，―――哄读近鸿（广韵：哄，胡贡切。）。（《音辞第十八〔一〕》）

５、如字
“如字”：用于注音，表示被注的字按它通常的读音来读，相当“读若”、“读如”等以本字相释的情况。。如：《礼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陆德明《音义》：“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意思是“前面的‘恶’字反切音是乌路，（即取‘乌’的声母路的韵母，读。）。后面的‘恶’，读它通常的音。……前面的‘好’，读‘呼报’反切出来的音，后面的‘好’读它通常的音。”

这些注音方法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过直音、读若、声训、分析声符等注音方法来描写汉字读音，这样的注音总的来说是用相同或相近读音的字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可以叫做综合注音法；一是对汉字的音节采取分析的方法，通过描写汉字某些音素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种譬况方法没有直接注出字的读音，只是描述出这个字音节的某些比较突出的特点，这样的方法可以叫做分析注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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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音法
由于汉字数量的限制，直音法、近似音法都有找不到同音字或近音字的情况，这时也许“合音法”能帮些忙。“合音法”是原始的拼音法，是反切法的萌芽。它直接用前一个字和后一个字相拼，相当于今天拼音中的声母和韵母相拼。如“花，河蛙合音。”即用“河”和“蛙”相拼得出“花”字。这种方法如果碰上前一个字正好可做声母用，后一个字正好可做韵母用，那可真的方便了。但这样碰巧的事情毕竟很少，大多数的情况将是两个别扭的字碰在一起，很难拼出音来。其次就是声调问题，很难有个标准，各地声调轻重有别，吴楚的声调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因此这种拼音法存在先天性的缺陷，使用范围小，这种方法在一些旧字典中还可看到。

（五）反切法
到了一千七百年前或一千六百年前，汉魏之际发明了“反切法”。反切法，也像合音法一样用两个汉字拼合成另一个汉字的音，但对这两个汉字要先进行分割。两个字中，前者称反切上字，后者称反切下字。反切上字与所切之字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切之字韵母和声调相同。即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调。东，德红切。取德的声母d，红的韵母ong，便构成东音(dōng)。
“反切法”当初叫“反”，又叫“翻”，唐大历后讳名“反”字，代以“纽”、“切”，后来便叫“反切”了。
４８９年（南齐永明７年）在建康（今南京）开了一个“中印联合审音会议”，定出“平上去入”四声调，定韵部为２０６个（后省为１０６个诗韵），于是反切法基本成型了。　
反切法是谁创造的？一般说法是东汉孙炎（字叔然）最早用于《尔雅音义》。但实际上孙炎并不是始创者。郝懿行曰：“案：反语非起于孙叔然，郑康成、服子慎、应仲远年辈皆大于叔然，并解作反语，具见仪礼、汉书注，可考而知。余尝以为反语，古来有之，盖自叔然始畅其说，而后世因谓叔然作之尔。”周祖谟曰：“案反切之兴，前人多谓创自孙炎。然反切之事，决非一人所能独创，其渊源必有所自。章太炎国故论衡音理篇，即谓造反语者非始于孙叔然，其言曰：‘案：经典释文序例，谓汉人不作音，而王肃周易音，则序例无疑辞，所录肃音用反语者十余条。寻魏志肃传云：“肃不好郑氏，时乐安孙叔然授学郑玄之门人，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叔然驳而释之。”假令反语始于叔然，子雍岂肯承用其术乎？又寻汉地理志广汉郡梓潼下应劭注：“潼水所出，南入垫江。垫音徒浃反。”辽东郡沓氏下应劭注：“沓水也，音长答反。”是应劭时已有反语，则起于汉末也。’由是可知反语之用，实不始于孙炎。唐人亦谓反切肇自服虔。如景审慧琳一切经音义序云：‘古来反音，多以旁纽而为双声，始自服虔，原无定旨。’唐末日本沙门安然悉昙藏引唐武玄之韵诠反音例，亦云：‘服虔始作反音，亦不诘定。’（大正新修大藏经）是皆谓反切始自服虔也。服、应为汉灵帝、献帝间人，是反切之兴，时当汉末，固无疑矣。然而诸书所以谓始自孙炎者，盖服、应之时，直音盛行，反切偶一用之，犹未普遍。及至孙炎着尔雅音义，承袭旧法，推而广之，故世以孙炎为创制反切之祖。”　
谈谈反切的来源。它的直接来源是我国古代的“二合音”。宋•沈括《梦溪笔谈•艺文二》：“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若某字’，未用反切。然古语已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之类，似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原也。”反切的原理已含其中，只是还无法说清。而前人对汉字注音的探索，特别是对汉字字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分析也为汉字反切注音的发明打下了基础。
《说文》继承我国古代民间“二合音”来注明汉字读音，如“铃，令丁也。”令丁切铃。又“鸠，鹘鸼也。”鹘鸼切鸠。他还创立“皆声”来标明字的读音，如“竊，盗自中出曰竊。从穴从米，卨廿皆声。廿，古文疾；卨，古文偰。”“二合音”和“皆声”字都包含着反切原理，黄侃《声韵说略》认为“皆声”：“以两声作字，是作字时且含有反切之理矣。”不过许慎没有也不可能将这些方法普遍运用于他所解说文字的注音。
但是，即便是有了这样的反切原理的萌芽，没有佛教传入、梵文影响，反切注音也难以发明。因为在梵文传入我国以前，我国人们还不会自觉切分汉字音节，古代的“二合音”还只是偶然的应用，并没有有意识地将所有的汉字分声、韵两部分，直到齐梁时期，人们认识双声、叠韵还有困难，《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庄：何为双声？何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没有汉字音节的声、韵二分，反切就不可能出现。
西域人别音，在音不在字，中国人别字，在字不在音。西域有拼音法，因此西域人学习语言比中国人方便。佛教传入中国，人们接触到梵文字母，悟出汉字音节也可以分析为声、韵两部分，才将我国原有偶然的不自觉的“二合音”反切原理发展到自觉分析声、韵的实践阶段，这样，反切才具有了普遍意义，使反切注音成为比较科学的“自觉运用拼音原理，建立在对汉字的读音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唐作藩《音韵学教程》）汉字注音方法，能够应用于一切汉字的注音，使汉字读音冲破“口耳”限制，为汉字书面记音和韵书出现准备了条件，也为汉语汉字的语音规范提供了依据。
反切的具体方法：
反切的拼法是“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切须归本目，韵须归本等。”即取上一字的声母（即要认的字与参与参加拼的上一字是双声关系），下一字的韵母（即要认的字与参与参加拼的下一字是叠韵关系）和声调（即要认的字与参与参加拼的下一字是同调关系）。如“高，古牢切。”即取古的声母，牢的韵母和第二声，拼出高字，高与古同母，就是“切须归本母”，高与牢同韵，就是“韵须归本等”。切能归本母的叫“音和”，碰到不能同母的叫“类隔”。如“锦，武延切。”“类隔”也须“似其类”母乳唇与唇类，齿与齿类。
这种方法很像今天的拼音，当时是很先进的。反切注音法是利用汉语双声、叠韵的原理，用两个字来拼出另一个字的读音。反切虽然是比较科学的注音方法，但是它的缺点是用于反切的字没有限制，因此不便于人们掌握。而且那时并没有今天的声母韵母之称，也难从一个字中分拆出声母韵母来，只能靠悟性，靠揣测，靠熟能生巧，而且不先认识许多指定的字也办不到。
于是人们又想出种种办法来为反切服务，完善反切法。首先是完善声母。
梁朝沈约创立纽字之图，以阐明反切拼合与双声叠韵之关系的原理，但“借以平书碎寻难见。”（《韵镜》神珙序）“纽字图”今已失传。这些字母还停留在借字表音，但它使反切简明化了。
唐末守温和尚参考印度梵文字母，对“反切法”进行了修改，给汉字制定“三十六字母”（即标准汉字）。它是类集双声的字，成为声类。方法是把各种双声关系的字一类一类的分开，从每一类中各取出一字来做代表，就成为声类的标目。但是从魏晋到隋唐的反切，实际上有四十一个声母，因此守温的三十六声母不安全适用。但在反切的规范化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守温的著述残卷已经被发现，上面只记述了三十个字母，而且和“三十六字母”有很多的不同。因此“守温三十六字母”当出于后人的伪托。至于 “三十六字母”究竟何人所创，至今未有定论。 “三十六字母”如下：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见溪群疑
晓匣影喻
日来
“三十六字母”的第一行“帮滂并明，非敷奉微”被称为是唇音，更细一些的划分是，“帮滂并明”是重唇音，“非敷奉微”是轻唇音。从现代语言学的说法来看，重唇音就是双唇音，轻唇音就是唇齿音。为什么叫轻重？大抵人类嘴唇结构是上唇较下唇突出，发唇齿音远较双唇音放松，因此，唇齿音“轻”，双唇音“重”。第二行“端透定泥，知彻澄娘”称为舌音，和唇音一样，舌音也分为两类，“端透定泥”称为舌头音，“知彻澄娘”称为舌上音。实际上两者都是舌尖或舌面的塞音，不同之处是，前者是舌尖音，后者是舌面前音。第三行“精清从心邪，照穿床审禅”称为齿音。齿音亦分为两类。“精清从心邪”称为齿头音，“照穿床审禅”称为正齿音。它们彼此间的关系类似于舌头音和舌上音，发音部位一个靠前，一个靠后。在现代语言学上，实际上舌音和齿音的发音部位没有什么不同，都是硬腭或齿龈和舌尖或舌面所发出的，不同的是，舌音都是塞音，而齿音都是塞擦音或擦音，将同一位置的塞音和塞擦音或擦音归为不同类也是古人的一贯做法。第四行“见溪群疑”称为牙音，此名较为怪异，许多人搞不清楚牙音和齿音有何区别。其实这里牙指的是舌根处的大牙，就是臼齿。古人审音不细，将舌根音的发音部位误认为是臼齿，于是就有了这个不确切的名字。第五行“影晓匣喻”称为喉音。但它们还需要具体分析。“晓匣”的发音位置其实与舌根音相同，但由于它们是擦音，故没有和是塞音的牙音放在一起。喻基本上是一个半元音，类似今天汉语的y声母。而影是声门擦音。这些发音位置歧异的声母，古人未加细审，皆归为一类。第六行“日来”分别被称作半齿音和半舌音。这两个称呼多少有些误会的成份。原本两者分别被放在齿音（日）和舌音（来）里，但由于某些原因，音韵学家将它们从各自的位置取出来，合成了一个新的音种，称为舌音齿。其实意思是从左边念是舌音，右边念是齿音。后人不明此理，以为两者和舌音齿音发音部位有所不同（不过确实也不同），便分别称之为半齿音和半舌音。不过将日来二母单独列出也是有其根据的。按照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日来二母属于无擦通音，音色接近元音，而与其他声母的情况不同。各组内部声母的排列也不是随意的。除齿音外，每种音都由四母组成。这四母的排列正好是按照全清，次清，全浊，次浊来排列的。齿音略有不同，因为齿音没有次浊，排列方式为全清，次清，全浊，全清，全浊。清浊也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由于古代学者所用词语的紊乱，清浊的意思在许多场合并不相同。不过最常用的意思就是指所谓的带音或者不带音（声带振动与否）。带音者为清，不带音者为浊。汉语的声母按照前所述，分为全清，次清，全浊，次浊四类。
随着声类的出世是完善韵部。韵部的出现应归功于诗歌创作。韵部创始于魏晋，盛行于六朝。韵部是把各种叠韵关系的字一部一部分开，从每一部中各取一字作为标目，就成为韵目。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韵书是隋朝陆法言的《切韵》（６０１年），陆法言是对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互相参照写成的，孙纳言对这本书作了笺注。以后刘臻、颜之推、郎魏渊、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郭知玄、关亮、薛峋、王仁熙、祝尚丘、孙愐、严宝文、裴务齐、陈道固等重订《切韵》增加字数，加详注释，部目也略增加和移动，比如孙愐的《唐韵》。
但反切的困难仍然很大。郑樵说：“江左始为韵书，然识四声而不识七音，知纵有平上去入四声，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征羽半征半商为七音，纵成经衡成纬，经纬不交，所以失立韵之原也。” 沙门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序》说：“反切为初，一字有讹，馀音皆失。”“欲反字，先须纽弄为初，一弄不调，则宫商靡次。”因此又有许多人继续完善反切。唐朝杨宁公，南阳释处忠，撰《元和韵谱》，但“词理稍繁，寻求难显。”于是又有沙门神珙“列五圆图为五声图，每图皆从五音字，行皆左转，中有注识之，又列二方图为九弄图，图中取一字为头，横列为图。”取名《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自神珙之切行，而韵字明矣。”
到了宋朝，集前人的成果，出现当时最好的韵书陈彭年的《广韵》，书中反切共收１１８８条，２６１９４字，注解十九万一千多字。此书是宋景德祥符间（１００７－１００８年）重修的，意思是把隋唐韵书加以增广，所以叫《广韵》。这样，反切便定型了，一直通用了一千多年。（自后又经丁度加修为《集韵》，司马光为《类篇》，又作指掌图，以３６字母列其上，推四声相生之法。李涛作《类韵篇》，黄公绍作《韵会》。）
《广韵》乃抄袭隋唐韵书而成，因此与当时的口语已不相符合了，于是代表北方方言（雅言――普通话）的《中原音韵》应时而生，它所分的韵母只十九部，这样就更简便了。
唐宋的韵图就是为分析反切的声、韵、调服务的，但这样一来，使得反切越来越繁复，而且，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汉字字音发展了，而反切上下字与被切字的读音也在变化，后人为了维护并读出古代反切，给反切规定出种种法门，这样以来，使反切这种本来简单明了的注音方法逐渐脱离实际，离普通人越来越远，一般人更难以掌握了。
在宋元之际，已发明科学化的语音学――“等韵”，除规定反切法３６声母外，也规定了１６个韵母字，这些代表字叫“韵摄”。到清朝《五方元音》更合并为１２韵母，渐和现在注音字母接近了。
等韵学是中国古代的语音学，帮助人们准确拼读反切。它用“等”的概念来区分汉语的声类和韵类，用“五音”、“七音”、“清、浊”分析字母（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用“等、呼”来分析韵母的开合圆展，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汉语音节和声、韵的认识。劳乃宣《等韵一得•外训》：“等韵之学，以审音为主，不尚考据，专重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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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朝的拼音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在拼音上的创举。世祖时，巴思人的佛氏遗教，制蒙古字，以平上去入四声之韵，分唇齿舌牙喉七音，字母很简约，凡人言语，只要其音，便能拼出。有人评论说“元盛时，此字为一代之文，与苍颉史籒斯邈凡四矣。”可惜，元亡而功亏一篑，这种拼音也终止了。否则，中国文字也许早已走上了拼音化的道路了。

（七）“小经”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八）直音法的改进　　　　　　　　　　　
人们在运用反切注音的同时，直音法仍然适用，它简单明了，人人可用，是一种十分方便快捷的注音方法，也便于人们读音，不需要任何特殊训练就可以掌握。从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五经正义》、朱熹《四书集注》、《诗集传》、陈彭年《广韵》、丁度《集韵》以及《康熙字典》等等，直到建国以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直音法一直广泛应用。
汉语声调“四声”发现以后，人们将直音法加以改进，创造“纽四声法”，增加了直音、譬况的准确度和适用范围。纽四声法是对原来直音法的改进。唐•唐玄度《九经字样》多采用纽四声法注音，如“亨，音赫平”，即“亨”的读音就是“赫”字读平声，再如“亥，孩上”，“贯，关去”，“鬰，氲入”。纽四声法打破声调的束缚，来给一个汉字注音，所受的限制要比直音法少，可以比较自由的选择常用字，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没有限制。如“三”几乎没有同音字，如果要注音，就只好用比它不常用的“伞”或“散”之类，《四角号码新字典》注“三”就是“伞阴平”，达不到注音目的。
反切是在汉字音节声、韵二分的条件下产生的注音方法，纽四声法是在声调能从汉字音节中切分出来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注音方法，这些注音方法与当时的学术背景、人们对汉字音节的认识和分析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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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音标化注音的探索与成熟
汉字音标化注音的探索开始于明朝。明朝中国与西洋各国通商，万历年间，一些天主教徒为传教来到中国，将西洋的语音学知识带到中国。为了学习汉语，这些天主教徒常用拉丁字母和罗马字母给汉字注音。第一个创制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读音方案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05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一书，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第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罗常培根据该书的汉字与拉丁文对照的译文，整理出一个包括26个声母和44个韵母的汉语拼音方案。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金尼阁，字四表，原名尼古拉•特里戈，1577年3月3日生于今法国的杜埃城，当时为比利时领土，故金尼阁自称比利时人，而陈垣等人亦称其为“比利时人”。 1594年11月9日入耶稣会。1607年往远东传教，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即利马窦卒年）秋抵澳门，翌年春诣金陵。随郭居静、高一志二神父学习华语（另一说从郭居静及王丰肃）。），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他的拼音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后人称之为“利、金方案”，这些本是为西洋人自己学中文而造的拐杖，却打开了汉字音标化、音素化注音的大门。它比“直音”“反切”简便和精密多了，但离开汉字便看不懂也听不懂（因中文是文言，罗马字只能注音），因此它不是拼音文字。１７２３年一传教士与清政府发生纠葛，这种方法被禁止使用。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１８４３年，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传教士在香港开会　，决定“将圣经译成中国文字”，来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出版了十几种方言译成的汉字圣经和罗马字圣经。罗马字本来是容易学的，但由于各国用本势力范围内的方言译，没有作为全国性文字的企图，因此，没有发生标准音和方音的问题，流通面也不广。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起初是作为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由于他的方案接近英文，扩大了用途，成为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不但外国人用它，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用它叫做“威妥玛式”。 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根据汉字古代读音《广韵》设计的拉丁字母汉语注音方案。它试图利用古代汉语的声韵比现代汉语多得多的条件，使一个方案在不改变字母的情况下可以读各地方言的方音，以此解决方言的分歧问题，成为一种"方言际"的汉字拼写方案；同时，它又试图对同音汉字采用不同的拼音法式，解决拼音文字中的同音词问题。设想似乎周到，可是拼写法和读音法很复杂，实用价值不大。方言际辣体汉字方案的尝试是失败的。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外国侵略者带来的洋字母启发了中国文人。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２０世纪末到抗战前，注音和拼音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式各样的拼音方案如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经过清朝、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几百年间出现了几十种拼音方案。比较著名的音标化注音的探索还有清末“切音字运动”、民国“注音字母运动”、“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三十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等。
这些音标化注音的注音字母主要有汉字笔画式、速记符号式、拉丁字母式、数码式、自造符号式等等形式；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声韵双拼制、音素制、三拼制等。
根据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记载，自《一目了然初阶》到1910年郑东湖的《切音字说明书》，总共有28种汉语拼音方案。从字母形式看，有以下几种类型：汉字笔画式14种，速记符号式5种，拉丁字母式5种，数码式2种，自造符号式1种，还有一个康有为的方案(未见原稿)；从音节的拼音方式看，有17个是声韵双拼制，4个音素制，1个三拼制，6个拼法不详；从拼写的语音看，有10个是拼写官话音的，9个是拼写方言的，9个拼音不详。从总体上看，切音字运动的主流是拼写官话音的双拼制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这些切音字方案中，字母采用汉字笔画的最多，包括独体古文在内，共有15个，占总数的42％。这是受日本假名影响。
这些尝试大约可分为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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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音字运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切音为字的拼音文字有三大优点：①容易学。“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自序）。②容易记。“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同上)。③容易写。“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同上）。日本虽然也用汉字，但是在汉字之外创制了一套表音的“假名”文字（日本拼音文字是利用王羲之父子的草书搞成的假名），与汉字合用。汉字只表实词，虚词和词尾等都用假名表示，同时还用假名给汉字注音，这样大大便利了学习。于是当时一些有维新思想的人也纷纷创制中国的拼音文字，用来辅助汉字和普及教育。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是宋恕。他在1891年成稿的 《六斋卑议》 中提出“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并且主张仿效日本，实行强迫教育，儿童入学，先教拼音，后教汉字（《变通篇•开化章》）。
戊戌变法以前，全国共有5人提出切音字改革方案，其中闽省士人就占据了三席，他们分别是同安人卢戆章、龙溪(今龙海)人蔡锡勇、永福(今永泰)人力捷三。另有一位闽籍官员安溪人林辂存主动将这5人的方案汇集起来上奏光绪皇帝，呈请推行。
清末“切音字运动”以卢戇章为代表。卢戇章是中国清末第一个提出改革汉字和制订切音字方案的人。卢戇章字雪樵，清咸丰四年生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12月28日在厦门去世。18岁考秀才未中，移居厦门。后到新加坡谋生,兼学英文。25岁回厦门,以教华人英语和西人华语为业。当时正是提倡维新变法的时候，很多人主张普及教育以求国家富强。卢戆章受到民间方言韵书《十五音》和厦门话教会罗马字(白话字)的影响，认为要普及教育必须先有一套“字话一律”的切音字（拼音文字）。他经过10年研究，于1892年拟成一个 “两字合切成音” 的厦门话拼音文字方案，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和它的变体，取名《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出版课本《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在厦门传授。该书是中国人编著的第一本拼音著作。该书是中国提倡汉字改革、提出拼音化的主张、研制拼音方案、出版拼音读物的开端。它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这一年被认为是中国汉字改革运动的开始。早期的汉字改革运动也因其“切音新字”而被称为“切音字运动”。据说“只须半载，便能持笔抒写其所欲言”，“旅闽西人亦多传其学，称为简易”（1898年都察院代奏文）。其《一目了然初阶》，以音标形式讲述厦门音、“官话”音和其他方言语音，其字母有汉字笔画式的，有拉丁字母式的，还有速记符号等其他形式，是一种混合式的注音字母，在福建厦门一带十分流行。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而是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认为推行拼音方案可以“统一语言，以结团体”，可以普及教育，并认为“若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不但能识切音字，亦可无师自识汉字。”（《一目了然初阶》序）这是利用注音识字的最早倡议。
１８９２年卢戇章出版《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即“天下第一快切音新字”），这是中国人第一个拼音方案，共有55个字母,以拼写厦门音为主。可他一方面要照顾汉字形式，又要迁就罗马字母，就不免不东不西，怪僻难认而归于失败。
1898年卢戆章把他的方案呈交清政府审查。戊戌变法失败被搁置下来。1905年他到北京,再次呈交方案。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字母采用独体篆隶，有的或作省笔，或加变形。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１、假名式
王照(1859-1933) 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县人，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1901年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是“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49个字母(声母)，15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50个字母(声母)，12喉音(韵母)。声母，称作“音母”或“字母”，包括单声母和声介合母，不列单声母b、p、m、f，而用声介合母bu、pu、mu、fu来代替；韵母（称“喉音”），包括单韵母、基本复韵母和鼻韵母；拼法：左声母，右韵母，拼合成音。标调：在韵母的四角加点。
　　王照把汉语语音的i、u、ü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在切音字运动中，他的官话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绩。据说是“各地私相传习，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抒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官话字母从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个省（“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王照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官话字母通行极广,其根本原因是使用了汉字偏旁式的字母。
王照的汉字偏旁式切音字方案《官话合声字母》在北方流行，因此卢戆章放弃原来的方案，又用汉字笔画另订了一个新方案，写了一部京音的《中国切音新字》，第三次呈交清政府。但清政府不予采用。他只好回到厦门继续在民间推行。
《中国切音新字》是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邀请卢戆章去台湾主持总督府学务课，卢戆章想借此推行他的切音字，于1899年到台湾任职，对台湾历史及日本文字颇有研究。受假名的影响，采用汉字偏旁的简单笔画写成这本书，有声母25个，韵母102个，以京音切音字为主，也可拼写福建的一些方言。
劳乃宣(1842-1921字季瑄，号玉初，又号韧叟。浙江桐乡人。)中国近代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为了弥补王照所提倡的官话合声字母只能拼写北方话的不足而在其基础上增加了6个声母、3个韵母和一个入声符号，以拼写下江官话，这就是宁音谱（后以《增订合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在此基础上再增加7个声母、3个韵母、一个浊音符号，以拼写吴语，这就是吴音谱（后以《重订合声简字谱》为名在南京出版单行本）。在吴音谱基础上再增加20个声母、2个韵母，制成闽广音谱（未出单行本）。1906年劳乃宣出版拼南京音的《增订合声简字谱》和拼苏州音的《重订合声简字谱》。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7年出版的《京音简字述略》和《简字丛录》，阐述了王照的官话字母，同年出版的《简字全谱》则包括了京音、宁音、吴语和闽广音四谱，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1909年，劳乃宣与赵炳麟、汪荣宝等一班名流，在北京成立了研究文字改革的最早的群众性团体之一“简字研究会”。他的合声简字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从而使他成为中国拼音运动史上正确解决方言与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工作对后来注音字母方案的研制具有很大的影响。劳乃宣推行"简字"，成绩很显著，与王照南北呼应，形成了"南劳北王"的局面，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高潮。
　　1903年，陈虬出版拼温州音的《新字瓯文七音铎》和《瓯文音汇》，字母采用独体古文（蝌蚪文）。1904年，李元勋的《代声术》成稿，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刘孟扬提出他的拼官话音的第一种方案《天籁痕》，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5年，杨琼、李文治出版《形声通》，字母采用汉字笔画。
田廷俊出版他第二种拼湖北音的方案《 拼音代字诀 》和《正音新法》，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7年，马体乾出版拼官话音的《串音字标》，字母采用汉字笔画。1909年，宋恕拟成拼温州音的《 宋平子新字 》，字母模仿日本假名，采用少笔画的汉字为基本字形，再加以演化。刘世恩出版拼官话音的《音韵记号》，自造字母。1910年郑东湖发表《切音字说明书》，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二十年中，切音字的方案和著作连续拟订出版，形成了汉语拼音运动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官话字母和合声简字的推行，曾经得到社会名流如翰林院编修严修，桐城派古文名家、第一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以及袁世凯、周馥、端方等大官的赞助。吴汝纶于 1902 年去日本考察学政，深受日本教育普及、国语统一和假名文字简易的影响。他在日本看到王照的著作，极为赞赏，决心回国推行，曾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建议小学四年都教官话字母拼音，第五年再教汉字，可惜他回国不久就去世了。为了争取清廷推行官话字母，1910年资政院开会，各地纷纷递呈说帖，资政院组织了以严复为首的小组，审理这些提案，提出了报告书，同意推行切音字，作为“范正汉文读音”和“拼合国语” 的工具， 但不采用王照的官话字母，而另订方案，这是因为官话字母已被摄政王载沣查禁，不能再提了。1912年民国成立，汉语拼音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２、速记符号
速记在日本曾被称为“写言术”、“旁听笔记法”。在英、美叫做shorthand（缩略字），是1888年，美国人John Robot Gregg 发明的，所以English Shorthand往往也被称为Gregg Shorthand，共有20个基本速记符号。德、法、俄等国，对速记的称谓中大都包含有快、简、短的意思。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文字改革的先驱，为了改革汉字，把外国速记符号介绍到国内时，也曾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把速记称作字或字母，有的把速记称作记音符号，还有的把速记叫做识字新法，
蔡锡勇(1850～1898年)，字毅若，福建龙溪人。他曾到美国法庭旁听讼诉，对法庭当场记录的周详和齐全感到很诧异。询问之后，才知道他们用的是速记法，“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时，能作二百余字”。⑩从此，他对拼音文字发生了兴趣，想通过创造一套易学易用的中国拼音字母来普及教育，使中国人也能够达到美国那样“自上而下，由男及女，无事不有学，无人不有学”(注11的程度。他以美国凌士礼(Lindslyn)一派的速记法为基础，花费了十余年的功夫，研制出一套速记式的中国拼音方案。他的方案包括24个声母，32个韵母。声母用的是横、直、斜、正、粗、细直线；韵母用的是小孤、小点、小画；切音以北京音为准，采取一声一韵的双拼制。1896年，他在武昌出版了用该方案写成的《传音快字》一书，声母称“声”或“声母字”；韵母称“韵”或“韵母字”；拼法：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标调：用小圈标在字的两边，“偏左而近者为平声，偏左略远者为上声，偏右而近者为去声，偏右略远者为入声。上平则声与韵连笔，下平则声与韵分笔”。写法：多音词可以连写。。当时清政府拟聘请《中国速记术》的作者、日本人熊崎健一郎来华培训资政院的速记员，知道了蔡氏的《传音快字》以后，特改聘蔡的长子蔡璋出任教员。于是，蔡璋根据他父亲的方案，编写《中国速记学》一书，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教授过2000多个学生。从清末资政院到民国的历界国会，都是蔡璋和他的学生在会场上主持速记工作。因此，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成为了中国速记学的滥觞。
力捷三，字子薇，福建永泰人，光绪甲午举人。1896年，他阅读了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书，深感蔡氏的快字的确是“精益求精，简字求简”的方案，但是他又认为“闽俗土音与正音迥不相侔”，闽人很难领会快字正音的奥妙所在，“非另制榕腔，快字索解无从”。(注12他回忆起童年时学过的《戚林八音》中记载了许多闽腔俗字，可取来与《传音快字》相参合，用以拼写闽方言。次年在武昌出版了福州音的《闽腔快字》，实际上它只是蔡氏《传音快字》的“闽音谱”。他在《凡例》中也说到，该书只不过是“阐圣言，述而不作”而已。1902年，他又出版了第二种拼官话音的方案《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二卷。字母仍用速记符号。
沈学(1873-1900近代科學與民主先驅)发表拼苏州音的《盛世元音》（即《天下公字》）。他认为"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从此他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全心全意去推行他的方案。他每星期天到上海"一林春"茶楼向群众传授拼音方法，直到财产用尽，穷饿而死。
1897年，王炳耀出版拼广东音的《拼音字谱》，字母采用速记符号。他的方案虽然用速记符号，但是有拉丁字母对音，这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方案，而且是一套相当系统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提倡电报和旗语采用拼音，扩大拼音方案的用途。
　　此外还有张才的“汉文快字全书”；李良材的“简易记音法”；唐穗田的“识字新法”。
蔡锡勇等人由于对速记符号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因此便企图把简单的速记符号作为普及群众教育的拼音文字。

刚刚

二、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
1、注音字母的讨论
注音字母的产生，与清末的切音字运动有关。清末二十年间，在民间产生了28种以“言文一致”和“普及教育”（后来又加“统一国语”）为目的的拼音方案，这些便是“切音字”。其中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合声简字》推行最广,影响最大。1910年，清政府查禁了官话字母，封闭了"拼音官话书报社"，堵塞了切音字运动的主流。1910年冬,清朝政府为了筹备立宪,成立议会式的机构“资政院”,同年年底，王照邀合同志，纷纷上书请愿于资政院，共提出了六个“说帖”(提案)，要求颁行和推广王照、劳乃宣的《官话合声简字》，实施国语教育，他们得到切音字运动支持者的响应，资政院的议员江谦以及保定、江宁、四川各地学界和京官等三百余人也向资政院请愿推行官话简字。资政院的专门小组研究以后认为："简字足以补汉字之缺，为范正音读、拼合国语之用，亦复无疑。"并决定会上成立一个“特定股员会”，由严复任会长，审查提案。审查的结果，提出 4点意见：①“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②“将‘简字’正名为‘音标’，由学部审择修订,奏请钦定颁行”。③“音标用法有二:一、拼合国语。以开中流以下三万九千万不识字者之民智，而合蒙藏准回二千万里异语民族之感情；二、范正汉字读音。学校课本每课生字亦须旁注音标”。④“请议长会同学部具奏，请旨饬下迅速筹备施行”。学部把这些意见推到第二年(1911)夏天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讨论。当时的中央教育会议议长是张謇，副议长张元济、傅增湘。会议经过讨论，议决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提出5 项办法 ：①设立“国语调查总会”。 调查国语的“语词、语法、音韵”。②选择“雅正通行之语词、语法、音韵”作为标准,编纂“国语课本及语典、方言对照表等”。③审定“音、声、话之标准”。音“以京音为主”,声“以不废入声为主”，话“以官话为主”。④选定音标。“音韵须准须备，拼法须合公例，字画须简，形式须美，书写须便”，并“须兼备行楷两种”。⑤“先由学部设立传习所,再由各省会设立,以次府厅州县",“各学堂之教职员不能官话者应一律轮替入所学习”，“学堂各科亦须逐渐改用官话教授”。10月发生辛亥革命，清朝政府被推翻，这事就搁浅了。
　　民国元年(1912),蔡元培任教育总长。 7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8月7日，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先从统一汉字读音着手,实施国语教育,把清末资政院提出的“音标”改称为“注音字母” ，用来给汉字注音。以“国语”取代“官话”。决议案内容共 7点：①“教育宜普及，文字宜适用于一般人民，不得专为少数才俊计”。②“全国读音宜归一律”。③“读音一律，宜先定字音标准”。④“字音标准宜召集于音韵之学（不论中西）素有研究之人及通欧文两种以上之人，共同决议，并于各省城召集方音代表以备谘询”。⑤“字音既定，宜将一切音韵纳于少数母韵（字典等韵有三十六母、十二韵，母者辅音，韵者主音），凡一母一韵，皆用一韵表之，名曰字母（与日本假名功用相同）”。⑥“字母形体，但凡笔画简易，便于书写，由教育部征集各种字母形体，酌取其一”。⑦“编成切音字典，发行全国应用”。
　　同年12月，教育部根据这个决议案，筹备召开“读音统一会”，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先成立筹备处，由吴敬恒任主任。筹备处制订和公布会议章程 8条，如（1）"审定一切字音为法定国音"，审定国音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2）"将所有国音均析为至单至纯之音素，核定所有音素总数"；（3）采定字母，"每一音素均以一字母表之"，“记音字母”（“注音符号”）为古体篆文。并由吴敬恒起草《会议进行程序》一份，印寄受聘会员。
1913年 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开会，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会员80人，每省派两名代表，除了各省选派的代表外，还有特邀代表30多人、部派代表10多人，实到44人。会期 3个月（后来延长一星期）。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
会议第一步审定“国音”。为了进行审音工作，会议决定把章太炎的纽韵文加以修改，作为会上的记音字母，审音的办法是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同音字作为"备审字类"，印发给会员，用会上规定的记音字母注音，由会员审定读音。开审音会时，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每省为一表决权，各省交注音单，由记音员逐一比较，以最多数为会上审定的读音。经过一个多月，共审定了6500多字。
第二步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制定方案。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上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主要有三派：（1）偏旁派。仿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笔画为字母。如王照、汪荣宝、汪怡安、蔡璋等的方案。（2）符号派。自定符号为字母。如卢戆章、马体乾、李良材、吴敬恒、邢岛、王崔、胡雨人、杨麴、高鲲南、陈遂意、郑藻裳等的方案。（3）罗马字母派。如杨曾浩、刘继善等的方案。各种方案的设计者互相竞争，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争论了两个月而无结果，当时在场的鲁迅曾在《门外文谈》里记道:"王(照)先生(读音统一会的副议长)是亲自到场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先生(读音统一会的议长)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最后接受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部员周树人（鲁迅）等的提议，把会议审音用的“记音字母”作为正式字母通过。这套字母共38个，都是笔画很少的古字，其中15个采自1908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迳省之形”制订的《纽文•韵文》。３８个字母并依章炳麟定的原则制定。于是，这套汉字形式的拼音方案产生了。由于拼注的是“国音”，所以又叫“国音字母”。 字母通过后，议决《国音推行方法》 7条，规定将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或另添“国语”一门，小学课本一律在字旁添注“国音”，中小学教师必须以“国音”授课。会议于5月22日闭幕。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2、注音字母的公布
注音字母方案通过后，并未立即公布。原因是政局变动，教育部领导换人，同时也因为保守势力反对，所以方案被束之高阁。虽然王璞等于1915年两次呈请教育部"即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皆无结果。1917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呼吁"请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但仍无结果。直到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文学革命兴起，汉字改革呼声高涨起来，教育部才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议决高等师范设"专教注音字母和国语"的"国语讲习科"，将26个省区的学员培训任务分配于7个高师。在这种以下促上的形势下，教育部才于同年11月23日正式公布"注音字母"（老国音）。从此，注音字母以法定形式正式成为我国人民拼切汉字的工具。
注音字母公布后，陆续进行了若干项重要的修改，包括：（1）注音字母音类的重新排定；（2）增加"ㄜ"母；（3）"儿"母兼作的声母；（4）"万、广、兀"实际不用；（5）标调法的改变；（6）"币"的补充；（7）名称改为"注音符号"等。
3、注音字母的特点
　　（1）字母形体是汉字笔画式，符号选自古代简单的汉字。注音字母是在章太炎的汉字笔画式方案"纽韵文"的基础上吸取当时各种方案的精华修改而成的。它包括：①从章氏方案中选定15个字母（ㄇㄈㄅㄌㄏㄕㄊㄙㄧㄩㄛㄟㄠㄥㄢ）：声母，介母，韵母；②依据"原字"，采作声母的只用它"发声"，采作韵母的只用它的"收音"的原则，改造了23个字母。
　　　注音字母与章氏方案的区别是：章氏方案全部用篆文，注音字母则是用篆文楷写；篆文字母楷写后，有些字母容易和汉字形体相混，注音字母则另换古字，如"b"母，章氏用"八"，注音字母用"ㄅ"（古包字）；"t"母，章氏用"土"，注音字母用ㄊ（古突字）；章氏的浊音字母，注音字母一概不用而改用符号；章氏方案的韵母22个，注音字母把它并为15个。
　　（2）虽然注音字母不是纯音素字母，但它的表音功效比直音法和反切法强多了。注音字母规定不作拼音文字用，只作汉字注音用。
　　（3）注音字母的拼音法为声、介、韵三拼法，如"标"字拼作ㄅㄧㄠ。这比清末双拼制的切音字进了一步。
　　注音字母运动是切音字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注音字母已经不是个人方案，而是在政府领导下制定的集体方案；虽然也是汉字笔画式的，但已经不是双拼制而是三拼制了。
注音字母的方案原为38个字母，公布时增加一个“儿”，成为39个。
声母二十四
ㄍ（见一） 古外切,与浍同,今读若格，发音务促。
ㄎ（溪一） 苦浩切，气欲舒出有所碍也，读若克。
π（疑） 五忽切,兀高而上平也，读若愕。
ㄐ（见二） 居尤切，延蔓也，读若基。
ㄑ（溪二） 本姑泫切,今苦泫切,古畎字，读若欺。
广（娘） 鱼俭切，因崖为屋也 ,读若腻。
ㄉ（端） 都劳切，即刀字，读若德。
ㄊ（透） 他骨切，义同突，读若特。
ㄋ（泥） 奴亥切，即乃字，读若讷。
ㄅ（帮） 布交切，义同包，读若薄。
タ（滂） 普本切，小击也，读若泼。
ㄇ（明） 莫狄切，复也，读若墨。
ㄈ（敷） 府良切，受物之器，读若弗。
万（微） 无贩切，同万，读若物。
ㄗ（精） 子结切，古节字，读若资。
ㄘ（清） 亲吉切，即七字，读若疵。
ム（心） 相姿切，古私字，读私。
ㄓ（照） 真而切，即之字，读之。
ㄔ（穿） 丑亦切，小步也，读若痴。
ㄕ（审） 式之切，读尸。 ㄏ（晓一） 呼旰切，山侧之可居也，读若黑。
ㄒ（晓二） 胡雅切，古下字，读若希。
ㄌ（来） 林直切，即力字，读若勒。
ㄖ（日） 人质切，读若入。
介母三
一 於悉切，数之始也，读若衣。
ㄨ 疑古切，古五字，读若乌。
ㄩ 丘鱼切，饭器也，读若遇。
韵母十二
ㄚ 於加切，物之岐头，读若阿。
ㄛ 呵本字，读若疴
ㄝ 羊者切，即也字，读若也。
ㄟ 余之切，流也，读若危。
ㄞ 古亥字，读若哀。
ㄠ 於尧切，小也，读若傲，平声。
ㄡ 于救切，读若讴。
ㄢ 乎感切，嘾也，读若安。
ㄤ 乌光切，跛曲胫也，读若昂。
ㄣ 古隐字，读若恩。
ㄥ 古肱字，读若哼。
ㄦ 而邻切，同人，读若儿。
浊音符号
于字母右上角作[’]。
四声点法
于字母四角作点。

　　方案公布后，从1919～1932年，十四年中又进行了以下修正。 　　　　
　　①排定字母音类次序。1919年4月6日，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把39个字母按照发音部位排成以下次序： ㄅタㄇㄈ（唇音）， ㄉㄊㄋㄌ（舌尖音），ㄍㄎπㄏ（舌根音）， ㄐㄑ广ㄒ（舌面音）， ㄗㄘㄙ（齿音），ㄧㄨㄩ（介母），ㄚㄛㄝ（单韵母），ㄞㄟㄠㄡ（复韵母），ㄢㄣㄤㄥ（带声韵母），ㄦ（特殊韵母）。
　　②增加韵母ㄜ。1920年 5月22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审音委员会认为ㄛ母兼标 [ο]、[γ]两音不便，决议标“质”、“日”、“陌”、“职”、“缉”等韵母时，在字母上方加小圆点，作“ㄜ”，以示区别。但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ㄜ”上面的圆点与字母相连，成为“ㄜ”，形成了另一个字母，使“注音字母”从39个字母增加为40个。
　　③韵母ㄦ兼作声母。1920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临时大会决议,韵母“ㄦ”可兼作声母,与西文“ R”和日文“ラ”相对应，译音时“ R”与“ラ”都可转写为“ㄦ”。
　　④改变标调方法。1922年教育部公布《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把原来在注音字母四角加点的标调方法改为在韵母上端加 －（标阴平，可不用） 、怚（标阳平）、ˇ（标上声）、惽（标去声）、•（标入声, 后不用）五种符号。
　　⑤改变拼音标准。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议，成立“修订《国音字典》委员会”，改注音字母的拼音标准为北京话的普通读音，不再拼“读音统一会”议定的“国音”。新的拼音标准（1920年“京国之争”，1924年决定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后称“新国音”或“京音”）与“国音”（后称“老国音”）有以下6点不同：a.万、兀、广3个声母不用。b.取消尖音。ㄗ、ㄘ、ㄙ不再与ㄧ、ㄩ拼，凡与ㄧ、ㄩ拼的字音，都按北京语音用ㄐ 、ㄑ、ㄒ拼成团音。 c.ㄛ除作叹词外，分为ㄜ和ㄨㄛ两音，不过与ㄅ、攵、ㄇ、ㄈ拼时，ㄨㄛ可省去ㄨ，作ㄅㄛ、攵ㄛ、ㄇㄛ、ㄈㄛ。d.ㄧㄛ改拼为ㄩㄛ。 ㄧㄛ只作叹词用。 e.ㄝ拼音时只作ㄧㄝ和ㄩㄝ。f.入声不用，原有的入声字分入平上去各声。从1923年起，注音字母就一律按北京音拼了。
　　⑥万、广、兀列为闰音字母。1928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印行《国音字母》单张，把标志万、广、兀三个字母读音的汉字“复”、“尼”和“额”周围加方框，表示“北平无相当的字可读”。1930年重印，又在字后用括号注明“苏”（苏音），并在 3个字母的右上角加*号，注明“国音不用来拼音的字母”。从此这3个字母就专作闰音字母用了。
⑦改变方案名称。1930年 4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十八次常务会议议决, 改“注音字母”名称为“注音符号”，认为这个方案的功用“仅适注音，不合造字，称为字母，徒滋歧误，所以应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副名实”。
　　⑧增加注音方式。 1930年改“注音字母” 名称为“注音符号”后，注音方式也从单注“国音”变为在必要时可以“字右旁注国音”，“左旁注方音”（1930年7 月23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制定的《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第十九条），以利方言区人民识字。
⑨添补“币” 母。 1932年 1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订《国音常用字汇》特组会议”决定，为了说明上的方便,添补一个注音不用 、单为说明音理用的“币”母，作为ㄓ、ㄔ、ㄕ、ㄖ、ㄗ、ㄘ、ㄙ 7个声母单独成音节时的省略韵母（虚母）。
4、注音字母的推广情况
　　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订注音字母，同时议决"国音推行方法七条"，包括：请教育部通知各省设立"国音传习所"，各县派人学习，回去传播推广；请教育部从速公布注音字母；制国音唱片，以便教学；请将初等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中小学语文教员，必须用国语讲课；小学课本和通告、公告等文件，一律于汉字旁添注国音。这个推行计划由于政局多变，一直未能认真执行。1915年，王璞等人一方面呈请教育部"即将公制之注音字母推行全国"，同时又呈请在北京成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并亲任所长。1920年，全国各地继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推行国语。同年，全国小学国文（文言文）一律正式改为国语（白话文），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注音。此外，北京注音字母传习所附设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发了一些用注音字母注音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
1919年，东北四洮铁路局开始用注音字母代替四码翻检汉字电报。
1920年，注音字母发声唱片灌制成功。在盲字、哑语、旗语等方面，人们也用注音字母作了试验。
1928年,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一段城墙上,十分醒目地书有一份文件:最右侧是"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八个大字,随后是文件标题"注音字母",接着写上了注音字母表的40个字母,落款是"教育部国语统一会".在天安门城墙上油刷"注音字母表",其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５、注音字母的历史意义
“注音字母” 属于假名式，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汉语拼音字母。这是真正的汉语拼音方案。这套字母采用的是汉字笔画式的自制符号，基本做到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素，但是还有一些表示多音素的字母，还没有完全音素化，所采用的声、韵双拼制，是对我国传统的“反切”注音、记音的继承和发展。注音字母现在在字典附录《汉语拼音方案》中还有。
注音字母的推行，“注音字母”公布以后，曾经作为汉字正音、传播“国语”、帮助识字和代替汉字的工具，推行了四十年。 作为汉字正音的工具，就是用它来给汉字拼注“国音”，首先用在字典上。 作为传播“国语”的工具，就是用它来拼写和学习“国语”，首先用在小学教科书上。 作为帮助识字的工具，就是把它注在汉字旁边，帮助不识字的人识字。由于目的在识汉字,不在学国语,所以既注国音，也注方音。 作为代替汉字的工具，就是在民众和儿童不识字的情况下，先学注音字母，后学汉字。碰到不识或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注音字母代替。如识字太少，也可以全用注音字母。
　　四十年中这 4个方面的推行,除了代替汉字以外,其他都很有成绩，特别是在正音和推行国语这两个方面。《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前的字典和词典注音，几乎都用注音字母注音。推行国语方面最成功的是光复后的台湾省，直到今天，台湾省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课本和教材都用它来注音，还有1000多种儿童读物，以及今天台湾省的第四大报《国语日报》，都用带有注音字母的铅字排印，台湾省注音字母一直沿用至1990年代。台湾省只用了十年多一点的时间，就通过注音字母在全省普及了“国语”。
可惜当时是用多数表决的方法，与议政立法同，这种方法不适用于讨论学术，因此其结果“老国音”的出台，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认为是“折衷南北，牵合古今”的“联合音系”，也有人称之为“人造音系”。

刚刚

小资料
章炳麟（1869―1936年）
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音韵学家、文字学家。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后来又起来反对康有为的保皇派。1903年被捕入狱，1904年和蔡元培等联系，发起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本来对文字改革并不热心，但是1908年的一场论战，使他成为切音字运动的支持者。当时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发表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汉字迟早必废，应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鼓吹废除汉语、汉文。章炳麟在《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的长文，与吴稚晖等展开论战。他并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认汉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办法，于是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而制定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这个方案有15个字母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注音字母
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汉字形式的拼音字母。又称国音字母。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1919年又公布“注音字母音类次序”，重新排列字母顺序。字母共有39个。1920 年审音委员会增加“ㄜ” 字母，成为 40个。即：ㄅㄆㄇㄈ万、ㄉㄊㄋㄌ、ㄍㄎ兀ㄏ、ㄐㄑ广ㄒ、ㄓㄔㄕㄖ、ㄗㄘㄙ、ㄧ（直行作一） ㄨㄩ 、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注音最初以读音统一会所定字音为标准，故有万、兀、广三个字母。后来以北京音为标准，万、兀、广3个字母用来标注方音。1922年教育部公布《 注音字母书法体式》，改订标调法，废除四角点声法，改用标调符号。注音字母的特点是：字母选自古汉字，音节拼字法采用三拼制，主要用来标注汉字读音。1918～1958年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一直通行，对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有很大贡献。1930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把注音字母改名为注音符号，在台湾通行，改称为国音符号。

注音符号来源(参考表)
符号        今字        来源/备注        本字读音        取声切韵
ㄅ        包        说文解字：“勹，裹也，象人曲行，有所包裹”        ㄅㄠ        取其声
ㄆ        扑        说文解字：“攵，小击也。即手执竿轻敲”        ㄆㄨ        取其声
ㄇ        幂        遮蔽覆盖之意        ㄇㄧˋ        取其声
ㄈ        匚        说文解字：“匚，受物之器。”（但字型取“匸”），古代一种盛物的器具。        ㄈㄤ        取其声
?        万        “万”之简体（但另有?念ㄇㄛˋ），今读ㄨㄢˋ，苏音        ?ㄢˋ        取其声
ㄉ        刀                ㄉㄠ        取其声
ㄊ        突/凸                ㄊㄨ        取其声
ㄋ        乃                ㄋㄞˇ        取其声
ㄌ        力                ㄌㄧˋ        取其声
ㄍ        浍        说文解字：“巜，水流浍浍也。”川之小者，田间的水道        ㄎㄨㄞˋ        取其声
ㄎ        丂        说文：“丂，气欲舒出，勹上碍于一也。”        ㄎㄠˇ        取其声
?        兀        今读ㄨˋ，苏音        ?ㄜ        取其声
ㄏ        厂        （非“厂”之简化）        ㄏㄢˇ        取其声
ㄐ        纠        说文：“丩，相纠缭也。”        ㄐㄧㄡ        取其声
ㄑ        畎                ㄑㄩㄢˇ        取其声
?        广        今读ㄧㄢˇ，苏音        ?ㄧㄢˇ        取其声
ㄒ        下                ㄒㄧㄚˋ        取其声
ㄓ        之                ㄓ        取其声
ㄔ        彳        正字通：“左步为彳，右步为亍，合彳亍为行。”        ㄔˋ        取其声
ㄕ        尸                ㄕ        取其声
ㄖ        日        象形。        ㄖˋ        取其声
ㄗ        节        今不分尖团读ㄐㄧㄝˊ        ㄗㄧㄝˊ        取其声
ㄘ        七        今不分尖团读ㄑㄧ        ㄘㄧ        取其声
ㄙ        私                ㄙ        取其声
ㄚ        丫        广韵：“丫，象物开之形。”        ㄧㄚ        切其韵
ㄛ        呵        说文：“ㄛ，反丂也。”        ㄏㄜ        切其韵
ㄜ                “ㄛ”之转化，由“ㄛ”添笔而成。        -        　-
ㄝ        也                ㄧㄝˇ        切其韵
ㄞ        亥                ㄏㄞˋ        切其韵
ㄟ        ㄟ                ㄨㄟ        切其韵
ㄠ        么        说文：“幺，小也。”        ㄧㄠ        切其韵
ㄡ        又        握于手之象形字，        ㄧㄡˋ        切其韵
ㄢ        含        说文：“ㄢ。艸木之华未发然。”        ㄏㄢˊ        切其韵
ㄣ        隐        又作“乚”。        ㄧㄣˇ        切其韵
ㄤ        尢        玉篇尢部：“尢，跛、曲胫也。”        ㄨㄤ        切其韵
ㄥ        ㄥ        说文段玉裁注：“ㄥ，古文厷，象形，象曲肱。”        ㄍㄨㄥ        切其韵
ㄦ        儿                ㄦˊ        切其韵
ㄧ        一                ㄧ        切其韵
ㄨ        五                ㄨˇ        切其韵
ㄩ        凵        说文：“凵，饭器，以柳作之。”        ㄑㄩ        切其韵
语调
注音声调采用黎锦晖的提案，调号标在最后的韵母上。
阴平声不标号，重读或延长时可用“－”
阳平声标为“ˊ”
上声标为“ˇ”
去声标为“ˋ”
入声标为“•”（注：自国语定了以北京音为标准后，已取消入声）
一般而言注音标号标在最后一个字的右上方；横写时则是左上方或是最右侧（方便电脑输入）。
另有轻声，标为“•”，标在最上方（横写时最左方）；轻声只是将字轻读，一般而言不列入四声当中。
注音符号的排序
1918年注音字母公布时，次序大致依三十六字母的传统，以“见溪”开始，“来日”结束。字母的顺序规定如下：
声母：ㄍㄎ?ㄐㄑ?ㄉㄊㄋㄅㄆㄇㄈ?ㄗㄘㄙㄓㄔㄕㄏㄒㄌㄖ
介母：ㄧㄨㄩ
韵母：ㄚㄛㄜㄝㄟㄞㄠㄡㄢㄤㄣㄥㄦ
1919年重新排定注音字母，依发音部位排列，即
声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
介母：ㄧㄨㄩ
韵母：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
注音符号与汉语拼音的转换
注音符号和汉语拼音都能表示汉字的读音，因此它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一般来说，从注音符号转换为汉语拼音，可以直接将每个注音符号转换为对应的汉语拼音符号即可，具体的对应可参见注音符号的表格，其中括号内即为对应的汉语拼音符号。但是有几点需要注意：
•        “ㄜ”和“ㄝ”同时对应于汉语拼音中的e，尽管它们的发音并不相同。在汉语拼音的写法中，“ㄝ”永远是复韵母的最后一个，这点可以用来根据汉语拼音辨别两者。另一个特殊情况是“ㄦ”汉语拼音写作“er”，但作韵尾时仅写“r”
•        当既作声母又作韵母的“丨”、“ㄨ”不作声母时，“ㄨㄥ”在汉语拼音中写作“ong”，“丨ㄡ”写作“iu”，“ㄨㄟ”写作“ui”，“ㄩㄥ”写作“iong”，“丨ㄥ”写作“ing”，“ㄨㄣ”写作“un”。
•        单成音节的“丨”、“ㄨ”、“ㄩ”分别写作“yi”、“wu”、“yu”。“ㄩ”在很多情况下写成“u”，详见汉语拼音方案。
•        在注音符号中，“ㄓㄔㄕㄖㄗㄘㄙ”等声母可以单独成音节。但汉语拼音中必须添加韵母“i”方可组成音节。故这些音节在汉语拼音中写作“zhi chi shi ri zi ci si”。附注：zhi在旧式注音中需加空韵“?”注成"ㄓ?"，新式中则不需，注成"ㄓ"，故汉语拼音以类似旧式的拼法，zh要加空韵i

刚刚

三、国语罗马字运动
1、国语罗马字的讨论
罗马系：采用罗马字母作为拼音符号。
１９０６年朱文吉采取罗马字母造出拼音方案，又用无声字母附在拼音字之后分辨声调。这个方案可说是国语罗马字的雏形了。
五四运动期间，研究国语罗马字的人更多了。成就较大的有钱玄同、蔡元培和赵元任。但由于他们的方法繁难，再加上推广者不深入群众，因此在群众中的影响并不大。
国语罗马字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白话文兴起，推动了新国音的产生。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封建势力掀起了一股否定民主共和、否定自由平等的反动思潮。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向反动思潮的反击，冲决精神网罗的斗争，倡导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于是汉字改革大讨论和国语罗马字运动形成了。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以写给陈独秀的信的形式发表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文章提出废孔学，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陈独秀的答复是：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极赞成”陈独秀的意见。认为“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自从陈独秀、胡适表示了赞成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后，汉字改革的讨论就围绕着这个问题深入地开展了，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在讨论中，赞成罗马字母拼写汉语的意见居多。钱玄同在讨论中也放弃了用世界语代替汉语的主张，表示对用罗马字母拼写汉语有信心。吴稚晖则仍然坚持用世界语代替汉语，反对用罗马字拼音。傅斯年针对吴稚晖的观点，发表一篇长文《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主张用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写汉语。他认为：汉字绝对的应当用拼音文字替代；汉语绝对的能用拼音文字表达；汉字绝对的不可能无须改革而用别种方法补救，“只有根本推翻，没法补救”（这点说得不对，我们现在的简化字就说明可以补救）。对于制定拼音文字，他认为：字母，以罗马字母为本；字音，用“蓝青官话”；文字结构，以词为单位；先从编写拼音文字字典开始着手。他的文章对促进国语罗马字运动有积极作用。
　　从1918至1919年，开展读者讨论汉字改革的刊物，除《新青年》《新潮》外，还有《东方杂志》《学灯》《国语月刊》等十种。
　　五四运动后，汉字改革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了。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使汉字改革的讨论达到高峰。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都发表了长篇论文，为制定国语罗马字和开展国语罗马字运动在理论上和技术上打下了基础。
　　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竭力否定汉字。他批判清末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他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他认为，“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之根本改革”就是将汉字改用字母拼音，“像现在的注音字母就是了”。“汉字之根本改革的根本改革”，“就是拼音字母应该采用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长文，强调了“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他认为过去拼音文字的失败在于不知道实行词类连书。他认为词类连书是汉字革命军通向拼音文字的一条大路。文章对词类连书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这是词儿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
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特点是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这是比切音字运动和注音字母运动时期任何一个拉丁字母式方案都要完善的方案，这个“草稿”给后来拟定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论文中提出了25条“凡是拟国语罗马字的应该注意的原则”。汉字改革的主流也由汉字笔画式逐渐转为拉丁字母式。
在《汉字改革号》上发表的文章还有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他也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罗马字母）。他强调说，如果用拼音文字，就不用注音字母，一定要用拉丁字母。
　　随着讨论越来越深入、具体，制订一个统一的罗马字母式方案的条件逐渐具备，汉字改革的主流也由汉字笔画式逐渐转为拉丁字母式。
2、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订经过
　　（1）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成立。
　　1923年，教育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五次常年大会，钱玄同提出《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方案》，论述了26个罗马字母的世界通用性；主张在推广注音字母的同时，兼用罗马字母，“将罗马字母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论述了国语罗马字的用途和具体研制的方法、步骤。这个提案由黎锦熙、黎锦晖、汪怡三人连署。大会于8月29日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指定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赵元任、周辨明、林玉堂（语堂）、汪怡、叶谷虚、易作霖、朱文熊、张远荫11人为委员。
1924年，“国语统筹委员会”决定放弃“老国音”，改为以北京语音，即活着的“国音”为标准音。
（2）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产生和公布。
　　1925年9月，刘复在赵元任家发起组织在京的音韵学家学术讨论的“数人会”，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除刘复外，其余的都是“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开了22次讨论会，“数人会”终于议决了一份《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开“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决议通过，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作非正式公布。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两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
　　“国语统一筹备会”非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之后，倡导者就开始编写读物和写宣传文章，形成了一个国语罗马字的宣传活动。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公布说：“该项《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以唤起全国语音学者之注意，并发表意见，互相参证；且可以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以便一切注音之用，实于统一国语有甚大之助力。特予公布，俾利推广而收宏效。”
3、国语罗马字的特点
　　国语罗马字的技术特点是：（1）完全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用新字母，不加符号，也不用字母横放、倒放的办法；不够的字母用变读法，如用j、ch、sh代表今j、q、x和zh、ch、sh两组声母，字母的用法比较接近英文。（2）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详细的拼调规则。但规则太繁琐，是个大缺点。（3）注重词儿连写。国语罗马字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来设计，一开始就重视解决"词类连书"的问题，黎锦熙在《汉字改革号》上提出的《复音词类构成表》，就是比较系统的国语罗马字词儿连写的规则。1934年，为了推行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提出了“规定极详备的《词类连书条例》案”，并建议以肖霖编的《怎样连写复音语词》作为草案。
4、国语罗马字的推行
1928年9月，国语罗马字正式公布后，就开始做推行工作。当时正值土耳其政府颁布《新文字法》，大力推行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这对推行国语罗马字起了鼓舞作用。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对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上拼写规则繁琐、难学，妨碍了普及、传播；尽管在宣传、推广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却总是进展不大，始终没有走出知识分子的圈子。在社会上，没有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在教育部门，连小学也进不去。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就走向低潮了。代之而起的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 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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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拉丁字母式方案（卢戇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是第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为"五四"以后的拉丁化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第一个音素制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它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提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最早提出“新文字”和“中国文字之改革”的概念，也是最早提出“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的人。
　  1908年，江亢虎拟成拼官话音的《通字》，字母采用拉丁字母。
同年，刘孟扬出版第二种拼官话音的方案《中国音标字书》，字母采用拉丁字母。声母（称“仆音”）； 声介合母（称“副仆音”）； 单韵母（称“主音”）； 复韵母和鼻韵母（合称“复主音”）； 标调：用 / (阳平)、\/ (上声)、\ (去声)、∧(入声)四种符号标在“字尾主音之上”。阴平不标。大胆地冲破西洋字母的使用习惯，用b、d、g这三个浊音字母来表示北方官话中的清音声母ㄅ、ㄉ、ㄍ。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以及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都继承了这一用法。《中国音标字书》是切音字运动中第一个拼写官话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190９年黄虚白拟成拼官话音的第一种方案《汉字音和识字法》和第二方案《拉丁文臆解》,前一种采用汉字笔画字母,后一种采用拉丁字母。
三十年代开始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1、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兴起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五四"时期文字改革的拉丁化方向，受苏联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启发而兴起的。发起人主要是旅苏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刘长胜)等。那时，苏联远东地区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在苏联的瞿秋白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早在1921年，就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文字改革方案，着手研究中国字的拉丁化问题，写成了《拉丁化中国字》的草稿。后来他回国搞革命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再度到苏联，与在苏联的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等人继续研究文字改革方案。经过几年的研究，于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在莫斯科出版。
　　《中国拉丁化字母》的出版，引起苏联学术团体的注意。中国文字的拉丁化问题成了大家关心、讨论的问题。1930年5月23日，苏联语言学家龙果夫在“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会上，作了关于瞿秋白《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的报告。会议原则上同意这个方案。1931年，瞿秋白回国后，吴玉章、林伯渠、肖三、王湘宝、龙果夫、郭质生（苏联语言学家）等继续以瞿秋白的方案为基础，拟制了一个新文字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 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
　　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有87人，参加开幕式的有1500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和1932年内以拉丁化字母完全化除远东华工的文盲的决议案；选出“远东边区新字母委员会”，作为远东地区扫除华工文盲的执行机构。王湘宝（刘长胜）任主席团中国部的主席，委员有王昌希、林伯渠、肖三等29人。委员会成立后，利用《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在旅苏的十万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由于拉丁化新文字具有不标声调、拼写方言、分词连写等特点，简单易学，适于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进行扫盲和普及教育，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发展便更具有广泛性和群众性。1932年，苏联远东的两张汉字报纸《工人之路》和《码头工人》增辟了新文字栏；识字班和传习所开始普遍建立，光是海参崴一地，三个月一期的识字班就有三十多个。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2、拉丁化新文字传到国内与初期推行情况
　　1933年8月12日，中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际每日文选》转载焦风译的文章《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第一次向国内介绍了苏联远东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情况。
　　1934年6、7月，张庚、叶籁士先后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文章，介绍拉丁化新文字。应人在《言语科学》杂志上详细介绍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鲁迅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他评论说：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那么，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儿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
　　1935年3月，茅盾在《拥护新文字六日报》上发表《关于新文字》一文，拥护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文字运动。12月，郭沫若在《留东新闻》第12期上发表《请大家学习新文字》，他说：“现在已经不是讨论新文字要不要的时候了，而是我们赶快采用的时候了”，“我们应该群策群力来使这项事业完成”。
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书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他们的经验学理的结晶，便是北方话新文字方案。……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 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
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倪海曙统计：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从1934年4月到1937年5月，出版了书籍61种，约12万册。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有36种新文字刊物创刊。1935年，延安设立"农民新文字夜校"100所，苏区教育部又曾大批举办"拉丁化干部训练班"，经常派遣拉丁化教师到农村和工场去教新文字。红军士兵能写新文字的约有2万人。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3、抗日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在各机关、学校、工厂，广泛建立“新文字学会分会”“新文字小组”，积极开办新文字讲习班、研究班、学习班、训练班等约150期。培训了一批新文字师资和宣传骨干。
　　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倪海曙等人在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显著成绩。教育家陈鹤琴大力支持这一工作。他利用各种场合、各种活动，热情宣传和推广新文字。难民称颂他是“孤岛上文盲大众的救星”。语文学家陈望道当时也积极支持这项工作。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部分新文字工作者也云集武汉，于1938年1月组成武汉新文字教育促进会，与抗战教育促进会联合举办新文字研究班，宣传、推广新文字。
　　1938年3月，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发表关于拉丁化的全文，认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在纯学术之立场上，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正式宣布了拉丁化解禁。同月，在汉口的拉丁化新文字工作者叶籁士、焦风等与国语罗马字宣传者王玉川等交换了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得出共同结论，使拉丁化新文字宣传者和国语罗马字宣传者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促进了语文联合战线的发展和巩固。
　　1937至1938年，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广州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成为华南地区拉丁化运动的中心。
1937年4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广州分会出版陈原编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编的《新文字研究》创刊。5月，广州新文字书店出版《广州话新文字检字》。　　　　　　　　　
1938年1月，广东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制定了《广州话拉丁化统一方案》。1938年年底，广州失陷，华南新文字运动中心转移到香港。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1939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海语言教育学会寄去由陈望道起草的"请试验拉丁化以期早日扫除文盲"的提案，呼吁在国语区和方言区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
1939年，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张一麟、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会上提出“动员全国知识分子，扫除文盲，以利抗战建国”的提案。提案中说，要扫除文盲，则要用“适合现代生活的语文工具，即不费时、不费财、不费力的拉丁化新文字”。同年9月，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化除全国文盲。1940年3月，在第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张一麟、沈钧儒、任鸿隽、胡景伊、史良、陶行知、邹韬奋、董必武、黄炎培等10位参政员联名向教育部提出关于扫盲问题询问案一件，要求“召集有经验之新文字专家，开一讨论会，实验已往成绩，以达全民总动员之速效”。但教育部拒绝实验新文字，新文字运动在重庆无大发展。
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得到了边区民主政府的重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1938年1月，延安边区新文字促进会成立，出版新文字刊物《抗战到底》，举办讲习班，边区教育厅负责人徐特立亲自编写新文字课本，亲自教授新文字。1938年冬延安普遍设立"新文字冬学"。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1940年1月15日，吴玉章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文学革命与文字革命》。接着又发表《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他在文章中指出汉字改革必须走拉丁化、国际化的道路；同时指出，研究汉字改革、制订拼音方案必须尊重语言的科学性、逻辑性、历史性。
　　1940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20年间中国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仍然很落后的原因，认为除了落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汉字的难于学习，确是最大的原因之一"，指出："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新文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到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
　　在“缘起”上署名的发起人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罗迈（李维汉）、艾思奇、茅盾、周扬、肖三、丁玲、田军、吴亮平、杨松、张仲实、胡乔木、默涵……等99人。署名的赞助人有：毛泽东、朱德、王明、洛甫、康生、王稼祥、邓发、任弼时、李富春、高岗、肖劲光、王震、陈伯达、张鼎丞、范文澜、何思敬、张庚、肖向荣、傅连璋、董纯才……等52人。
　　1940年11月7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中央礼堂召开成立大会。
　　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规定：（1）从1941年1月1日起，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法律地位；（2）从1941年1月1日起，一切上下公文，买卖帐目，文书单据等，用新文字写与用汉字写同样有效；（3）从1941年1月1日起，政府的一切法令、公文、布告，一律新文字与汉字并用。
　　194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边区中央局发布《新施政纲领》，其中第14条规定："要使边区的人民人人都识字，就必须积极推行边区过去消灭文盲的办法，就必须大力的推行新文字……"。
　　1941年12月7日至9日，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在延安召开第一届年会。
　　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解放区也推行新文字。
4、解放战争时期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情况
　　1945年9月，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创刊，先后发表了周建人、吕叔湘、郭绍虞、倪海曙等人宣传拼音文字优越性和必要性的文章。
　　1946年7月，《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发表了200封征求各界对中国文字拼音化意见的信。
　　1947年3月2日，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在上海成立。
　　1949年春，倪海曙编辑的《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共收论文150篇，60多万字，16开本，582页）和《鲁迅论语文改革》（三辑）先后在上海出版。随后不久，吴玉章的《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华北大学重印出版。
1949年7月，周建人、陈望道、倪海曙等68人在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关于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提案，要求文艺作品语言口语化，并尝试用拉丁化新文字来写作和翻译。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和新中国即将诞生，人们预见到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离不开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大普及。怎样使文盲占绝大多数的基本群众迅速掌握文化，汉字改革问题--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较之“注音字母”晚出，它们克服了“注音字母”的非音素化弊病，完全采用音素化字母，而且，由于采用的是拉丁字母，有利于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和国际文化交流，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应用打下了基础。
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1931年身在苏联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了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而国际上对于汉语的注音又普遍采用早年英国人威妥玛根据北京读书音制订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威妥玛式。在语言学家、人大中文系教授胡明扬看来,这些拼音方案自身都存在着致命缺陷。“北拉”曾经在解放区广泛推行,甚至取得了与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当地农民学会了这套拼音文字后,都能用它写信、读拼音报。但是,由于“北拉”没有标调,无法解决同音词问题,人们只能靠上下文揣测词义,经常闹误会。瞿秋白认为中国的拼音文字要根据方言来定，中国就要定许多种方言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不是一种国语运动，而是很多种方言。“国罗”虽然有四声的区别,但它有一套很复杂的变读法则,一般人很难掌握,因此使得它始终只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转。威妥玛式虽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但很多音都拼不准。上世纪40年代,胡明扬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他记得,英国老师用威妥玛式注音点名叫道:“枪枪枪。”“枪枪枪是谁?我们谁也不知道。其实,威妥玛式里‘枪’、‘张’、‘江’都是一个拼法。张长江,就变成了‘枪枪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黎锦熙任文字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坚持用拼音字母书写记录达三十年之久, 而后当他重读这些笔记时, 许多地方竟不知所云。汉语的同音词太多了, 黎氏不胜感叹, 自知汉语要改用拼音文字是万难之事。

刚刚

五、《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于是,从1952年3月起，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开始了制订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
但何谓民族形式，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有些委员认为能用一套字母把汉语的特点拼写出来就是民族形式，而有些委员认为字母形式必须接近汉字，方可称为民族形式。
具体方案也分成了三派。曾经参与制订注音字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主张把注音字母略加改动作为新拼音方案，委员丁西林等人倾向于重新创制一套字母，而吴玉章则主张打破窠臼,采用现行汉字和一部分外文字母共同制订。
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和设计，1953年初一套新的汉语拼音字母表呈现在毛泽东面前。但是,这套集合了多种意见的方案并不让毛泽东满意。他认为这套方案虽然拼音方法上简单了，但是笔画太复杂，有的比注音字母更难写。他认为,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连写。汉字就是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一边倒，不要复杂。
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后，委员们又开始分头制订拼音方案。1953年年初至1954年年底的2年时间里，拼音方案组共提出了5个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草案，但这些草案所需的字母都在40至60个之间，在学习使用上都很不方便。新构造出来的汉字笔画式字母，看起来与汉字有很大差别，经过草书连写以后就更看不出方块汉字的特点了，所谓“民族形式”也无从谈起。就连这些方案的制订者本身也对它们不甚满意。
委员们非常苦恼，民族形式拼音方案的制订陷入了绝境。
1950年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
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纷至沓来，令委员们感到茫然。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汉字简化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当讨论6种汉语拼音方案时，与会代表却保持了礼貌的沉默。
九天的时间过去了，会议通过了汉字整理部提供的汉字简化方案，可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供的6种拼音方案，却没有议定。散会时，专家们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着，谁都不想最先离去。最后,吴玉章先站了起来，拍了拍身边人的肩膀，缓缓走了出去。
这里，我们不能不介绍一个纯属偶然的人物―――周有光。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笔名王仁、徐进文、Y•G、雷简、丁乙、未几、徐行等，起先“周有光”是他给《语文》杂志写文章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经济学的文章就用原名周耀平。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时年49岁的周有光是上海复旦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经济学界他早已卓有成绩。虽然老本行是经济学但在中国语言文字界，周有光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就爱好语言学，特别对文字改革有兴趣（吕叔湘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沈从文是他的连襟，赵元任是他的同乡，大几岁，在美国时对周的思想影响很大。二十世纪现代中国致力於文字改革的三位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和周有光还有瞿秋白都是常州人，而且都住在同一条巷青果巷。），他在读大学时，主修经济，选修了语言学。具体到对文字改革产生兴趣也是在大学里面萌生的。上海正兴起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周有光觉得好玩，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语法问题》的文章，投给《语文》杂志，没想到不久后就刊登出来了。此后他便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汉语拼音化的研究，并写过很多篇有价值的论文。在复旦校长陈望道的鼓励下，1952年出版过一本《中国拼音文字研究》，是关于拉丁化的一些文章。1954年，一直对语言文字感兴趣的周有光，又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薄薄的小书，笔调活泼，深入浅出。对于字母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对这本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4年应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邀请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
1954年,在拼音方案小组的委员们对“何谓民族形式”争论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什么是民族形式》的文章。指出：“民族形式的形成，要经过一个习惯培养的时期。经过培养，胡琴可以变成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外来的字母可以变成民族字母。对于英语来说，拉丁字母也是外来的字母，用它来拼英语，便成了英国的民族形式了。汉字的形式不适合字母要求，世界上最通行的是拉丁字母。我们与其另起炉灶，还不如采用它。”
周有光的独到见解引起了吴玉章的重视。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周有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正准备赶回去上课的周有光，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让他留在文改会。“当时我说，不行呀！语言文字我是外行，就是业余搞搞。可是，吴老说，这是一项新工作，我们大家都是外行。”回忆往事，周老哈哈大笑。
以后，他便被吴老留下了。当时,，而且。此时选择改行，他的想法很简单：“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中国很大，好多方面都缺少人。这样子我就同意留下来。”周有光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后半生竟成为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本应写出大量的金融专著，而他笔下流淌的却是一个个优美的字母。他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
文改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以研究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心，第二研究室主要研究汉字简化。这两个研究室是做具体工作的，下面还有小委员会。一个是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周也是委员。拼音方案委员会中，有文改会的人，也有外面的人来开会讨论。第一研究室的中心问题是要设计拼音方案。周有光被分配到第一研究室，任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员、第一研究室主任，主管制订汉语拼音方案，与叶赖士、陆志伟一起负责汉语拼音方案的起草工作。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具体工作由3个人来做：叶籁士（语言就是语言，文字就是文字。语文两个字连起来用并作为杂志的名称，是叶籁士开创的。）、陆志伟和周有光。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周有光就一心搞这个事情，全程参加了汉语拼音文字方案的制定工作。他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周有光提出了方案的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汉语拼音方案通过后又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后来他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向国内外广泛征求意见，却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
　　周有光谈到当时的一个笑话：反对新字母最厉害的就是JQX，当时都是笑话，有人说你用JQX我反对，为什么呢，我姓邱，那我就是阿Q先生了。许多人反对，那么我们跟他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也是Q开头的，当时是一个笑话。后来呢，从这个利与弊争论了很久。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
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吴玉章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发言后，毛泽东突然接过话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转引自郑林曦《论语说文》）。
毛主席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几年中关于字母形式的反复争论最终尘埃落定。
其实《胡乔木书信集》中显示，知识分子会议前胡乔木就已经起草好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而关于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决定，是更早时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是毛主席一个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采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经过慎重讨论的。
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七天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其中明确表示“中央认为，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比较适宜”。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
　　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内有拼音方案委员会、方案起草小组、拼音化研究室）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是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原草案”。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这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方案，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在总结注音识字和拼音字母运动经验、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并参考国外拼音文字长处的基础上制订的，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原草案”正式公布后，很多人发现原题目中“汉语拼音文字方案(草案)”的“文字”二字被删掉了。而且，“原草案”中明确指出：“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目的，是要设计一套拼音字母和写法规则，来拼写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此后，吴玉章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做的报告中也强调，“现在我们提出讨论的是‘拼音方案’，还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拼音方案和拼音文字方案到底是两回事。”
文改会之所以反复强调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而非取代汉字，主要是缘于社会上对于“原草案”的巨大争议。
“原草案”中对于汉语拼音的制订有非常详尽的考虑和规划。专家们在设计中甚至考虑到，字母在连写、草书时怎样写，会不会彼此混淆。
“原草案”最初确实是瞄准制订一套“拼音文字”方案设计的，但一下子用拼音文字取代汉字，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为了能赶快制订出一套给汉字注音的系统，以利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文改会在发表“原草案”时删掉了“文字”二字。
当时，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最初也是以“拼音文字”的标准，看待这套“原草案”的。虽然当时没有人明确说汉语拼音是要取代汉字的，但大家都知道。如果，它在制订之初就像国际音标一样是一套注音系统，那么就不会涉及那么多介音了！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中，韵母i和u拼“一”和“乌”音的时候，前面本来没有声母，为了好看就加上两个声母，写成yi和wu。如果单纯是注音系统，这种改变根本就没有必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草案”公布之日起，就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和争论。
有人担心，拉丁字母是外国字母，用它拼出来的声音也跟外国话一样；有人怕，用拉丁字母来拼音，今后我们汉语里也会出现单数、复数和第一格、第二格。当然这些担心，都显得有些业余。但在知识界，人们担心的却是拼音是否真的会取代汉字。
“原草案”公布后，吴玉章经常请社会各界人士，到文改会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而融洽。章士钊反对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的形式，说到激动处甚至还拍桌子。其实章士钊反对的并不是汉语拼音采用拉丁字母，他是怕拉丁字母有一天真会取代汉字。
相比大知识分子中的反对声音，民间对拼音文字却采取欢迎的态度。
汉语拼音方案同年修改成“修正式”（两式）。
  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当时每年大约有二千万小学生学习拼音，现在每年学习拼音的小学生可能已经超过一万万。
《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能够很好地适应汉语注音和记音的需要，是一个比较完善的记录汉语语音系统的拼音方案。《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使汉字注音、记音走上了音标化道路。
全过程可概括为方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内有拼音方案委员会、方案起草小组、拼音化研究室）提出，经“国务院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审订，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产生程序：1955年提出“草案初稿”；1956年发表“原草案”；同年修改成“修正式”（两式）；1957年形成“修正草案”；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有人开玩笑说，几个字母搞了三年，太笨了！其实何止三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审查和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又经过三年。
  《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
  ①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③尽量不用变读；
  ④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⑤采用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
  ⑥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
汉语拼音方案不采用汉字作为注音字母,主要原因是:
第一,作为注音工具,符号应该简单,使用才方便,而汉字笔画结构十分复杂,认识一个汉字已经不易,再用作注音符号,掌握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第二,拼音字母作为推广普通话的工具,应该具有统一读音标准的作用,由于汉字是非拼音的文字,读音往往随方言而异,很不统一,所以如果采用汉字作注音工具,难以起到统一语音的作用,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第三,理想的注音工具,应具有精确描写和分析语音结构的功能,然而汉字是以一个囫囵的整体代表汉语音节的,所以用汉字注音,无法准确细致地描写汉语语音系统。
为什么要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基础呢 ？　
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形式的选择,在制定方案的过程中是几经争论,在切音字运动中也有不同的主张.当时征集到的拼音方案,字母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汉字式的,斯拉夫字母式的,拉丁字母式的.最后确立以拉丁字母作为基础制定汉语拼音方案.选择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拉丁字母是国际性文字.拉丁字母是目前世界上最通用的字母,全世界有117个国家采用拉丁字母作为全国性正式文字.拉丁字母历史上先后经历了罗马帝国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殖民扩张三次大的传播,使其足迹遍布全球六大洲.世界上有五大文字体系,其中汉字和印度文字都只在亚洲,阿拉伯文字主要在亚洲和非洲,斯拉夫文字主要在欧洲和亚洲,而拉丁字母则遍布全世界!
　　第二,拉丁字母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字母,许多现代科学技术术语广泛使用拉丁字母作为代号.当然,拉丁字母这一功绩与英语的国际上的广泛通行分不开,当今世界上大量的科技出版物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计算机程序语言几乎无一例外都以英语编写.因此,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注音工具,无疑为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方便之桥。从今天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所取得的成就看,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构成的汉语拼音方案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汉语拼音字母成为外国友人学习汉语离不开的拐棍。
　　第三,拉丁字母笔画简单,构形清楚,对于阅读和书写都极为方便。
　　第四,拉丁字母是音素制字母,便于对语音作精细的分析和描写,采用拉丁字母,无论是分音还是合音都是非常方便的。
　　第五,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在我国有相当长久的传统,从十七世纪初年开始,三百多年来,拉丁字母就先后被用作汉字注音符号,拼写各地方言,制订中国的拼音文字,所以拉丁字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既可以借鉴前人经验,又便于推广应用。
　　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和组成：
　　字母表中各个字母的读音也是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方案》规定了每个字母的名称读音,并用当时人们比较熟悉的注音字母注出了音值,便于认读掌握。
　　汉语拼音方案中的26个字母,有21个是辅音字母,发音不响亮,不便称说,所以一般都要加上一个发音响亮的元音构成名称音。各字母的名称音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该字母所代表的汉语音值,考虑到它在汉语中的区别能力,避免混同,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国际习惯。因此,汉语拼音字母中的元音字母,一般就以其代表的汉语音值作为名称音,例如母的读音,则根据国际习惯采用了引申音域,个别属于借用读法,主要还是考虑到了汉语音值问题,例如z,c,h这类字母的读音。单韵母ê在字母名称音中使用相当广泛,实际上这个音在汉语普通话语音系统中并不与其它辅音相拼,而是自成音节的,所以有人对字母名称音所构成的音节不符合普通话语音特点而提出了质疑。字母表中这样运用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是遵从国际上命名的惯例；第二是朗读押韵,便于记诵；第三是突出字母名称的独特性和区别力。
　　26个字母又按照七,七,六,六格局分成四句(后两句中间有停顿,仍然相当于七言),末尾一个字母读音代表的音节的韵母都是ê[],每句末尾都押韵,每行均押“皆”韵,前后连起来诵读,念起来音韵和谐,琅琅上口,就像一首诗歌,这使得拉丁字母在汉语拼音方案中的念法,排列又具有了一定的民族形式。
从197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开始，周有光多次代表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会议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这一提议在1982年获得通过。从此，经联合国批准，用汉语拼音拼写人名和地名在全世界推广使用。
　　５０年来，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不断扩大，人们给它起了许多有趣的外号，通行证、指路牌、钥匙。原来主要应用于教育领域，现在显著地应用于工商业领域。原来主要是小学的识字工具，现在广泛地发展为信息传输的媒介。原来是国内的文化钥匙，现在延伸成为国际的文化桥梁。不仅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工具，也成为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的桥梁，更是为中西方语言交流发展搭建起沟通的平台。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有70万部中文书籍，在20世纪的最后三年中，全部改用拼音编制索引。新闻报道：我国在世界各国开设100所“孔子学院”，在国外传播华语华文，适应国外华语热的需要。“孔子学院”用什么字母作为注音工具呢？拼音。人们戏说，孔子周游列国，宣教拼音。

刚刚

小资料
周有光谈汉语拼音方案在国际标准组织通过
当时，法国热心支持我们，日本也支持。日本很有意思，他支持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我支持他们的训令式（那是日本关于日语的拼写方案）。不过英美反对我们的拼音方案。
他们为什么不同意呢？美国说，他们本来用英国的拼音方案。一改，我国会图书馆要用2000万美元来修改，我们钱也没有。我就说，没有关系，你可以暂时不修改，你就原则上同意我们，再慢慢地改。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三年，他们有了钱就改了。
　　外交味道颇浓的工作做了后，就要拟个草案，呈交ISO通过。争议又出现了。法国人认为草案中要将正词法写进去。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而正词法却是以词语为单位的。
　　但对中文和日文来说，正词法是不适用的。我们和日本提的方案中都没有正词法。我就去说服那个法国专家，我说中文和日文有共通性，与法文不一样。最终那个法国专家被我说服了。
　　1982年，国际投票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我回来以后，开始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
沈从文反对 傅汉思赞成
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沈从文和我，都是一家人。我娶了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他娶了三妹张兆和。沈从文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后来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了，也就不反对了。很有意思，我们一家子里，沈从文最初反对的同时，四妹的丈夫傅汉思却很赞成。傅汉思是德裔美国籍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是洋姑爷。我搞拼音，他很赞成。傅汉思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拼音方案出来以后，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个用拼音的。
结语
汉字注音的发展是人们对汉字音节认识的发展，反切出现以前，人们认识字音是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读音、注音、记音都是以一个音节为基本单位，不能切分（或者说不能自觉地切分）；反切出现，表明人们已经能够主动地将一个汉字的音节分为声、韵两部分；纽四声法是人们能将一个音节分析为声、韵、调的条件下出现的注音方法；而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方案则是在人们将语音切分到音素、音位时出现的注音记音方法。
外国文化的传入（如印度、罗马、拉丁、日本等），不同文明的碰撞是一种学术得以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从汉字注音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没有拼音化的梵文的传入，汉字反切注音难以产生，没有日本假名的借鉴，没有表音文字拉丁字母、罗马字母的传入，汉字音标化、音素化注音也难以出现。
五四运动以来，因为汉字难认难写，许多人总想由此而过渡到拼音文字。例如,1956年3月吴玉章在对罗马尼亚广播稿《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中就明确指出:“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将在这个拼音方案的基础上产生我国的拼音文字。”1979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高等院校文字改革研究会筹备组会议上,吕叔湘先生还说过:“要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首先实行汉语拼音化,不能让汉字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1981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倪海曙同志在哈尔滨全国高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大会上还发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中国的拉丁化拼音文字”的言论,并声称要向国人进行拉丁化启蒙教育。这些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实践结果又是怎样的呢?黎锦熙用拼音字母书写记录达三十年之久,因同音词太多而后当他重读这些笔记时,许多地方竟不知所云。黎氏之后,尝试使用拼音文字的,也无不以失败而告终。实践证明,汉语拼音方案只能用来注音和推广普通话,或用于某些汉字不便( 或不能) 使用的场合的拼写,企图作为取代汉字的新文字是行不通的。
当时汉字拼音为了拼音文字化，曾在次词儿连写分写上作了许多探索，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模糊不清，汉语要拼音化，这就是一个大难题，又例如助词“地”，什么情况和前面的词连写，什么情况和前面的词分写，也无规律可循。用汉字拼音方案来注音已很先进了，但要用它来文字拼音化，还有许多理论过不了关呢，尤其是同音词同音字是最令人头疼的。
1979年，钱伟长先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有人对他说：“你们这个文字应该改为拼音文字，只有拼音文字才能救你们。因为你们的文字是无法进入计算机的。”钱伟长很生气，回来就成立了一个“中文信息学会”。他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国家的文化文字三千年了，还要叫三百年这样国家的人来帮我们，这伤了我们的自尊心。这个学会成立十年了，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英文还好。”
各国有各国的语言特点，汉语拼音文字化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胡适所说，古文单音词太多，不能改为拼音文字。白话文也有不少单音词，更主要的是同音词太多，无法用拼音文字代替。否则就会出现黎锦熙用拼音文字写日记而不知所云的情况。原来使用汉字的越南朝鲜的文字改革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汉字的改革只能到注音为止。特别是解决了汉字的电脑输入法后更没有在注音上跨进一步的必要（1983年77岁的周有光发表了一篇名为《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的文章，这让我们现在常用的各种拼音输入法在理论上找到了方向。同年，日本的一家公司按照周有光的理论，研制出以拼音的方式，将汉字输入电脑的软件。）。其实汉字优点多多，一是节约资源，一万字的汉字文章，用英语写，起码要多用两三倍的纸张。硬盘上用汉字可多贮存许多东西。二是时效快，一万字的汉字文章，别看英语字母简单，但它词儿长，汉字比英语写得快多了。日本的假名虽然简单，但表示语法和虚词等的尾巴太长，书写仍然比不上简化字后的汉语，何况它仍然解决不了词和词组问题，因此还得保留一千多个汉字，成为一种不伦不类的文字。
汉字的问题倒是应回到简化字上，偏旁简化是成功的，个体简化则问题很多。我以为现在重点应放在声旁简化类推上，这样可解决汉字难写的根本问题。到时，汉字将是世界最先进的文字了。现在一股恢复繁体字的思潮汹涌澎湃，这种复旧是不对的，恢复繁体字将使我们回到难认难写的老路上去。

刚刚

                                    写作过程介绍
       1977年恢复大学考试，终于上了大学，一时如饥似渴，不管好丑，见书就读，可是图书馆中空空如也，书在文革中烧的烧了，更多的是被学生借造反名义偷走了，书架上就只有解放初有关文字改革和拼音的小册子。有书胜无书，我把这些同学们都不借的书全看遍了，于是写了一篇《拼音简史》，发在校刊上。
       2002年开始上电脑，便把它打进了电脑，2004年办学校失败，经济损失甚大，心情郁闷，女儿哄我上网络，于是把这篇文章发在论坛中，反响很大，大家纷纷收藏、转载，这就是我说的“网上有不少收藏家2010年前收的便是此文。”
       2010年后，我偶然看到网上还有人转发我这篇文章，我看了后感到很惭愧，文章确实太“简”了，“史”也太少了，于是借助网络资料，重新写过，洋洋洒洒，居然成了本小册子了。
      本文文采不足，也没有什么重要的观点。但史料真的很丰富，有助于研究者翻阅。大家可以收录，以备不时之需。

聂笑民

史料真的很丰富，有助于研究者翻阅。大家可以收录，以备不时之需。为文不易！收藏学习点赞了！

刚刚

聂笑民 发表于 2020-11-5 18:42
史料真的很丰富，有助于研究者翻阅。大家可以收录，以备不时之需。为文不易！收藏学习点赞了！ ...

谢谢点赞

安铜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安铜川

汉语拼音方案，不可能一夜从天上掉下来。

如观

稀缺精研论文，刚刚首版的功力渐渐显露。

孤鹤

如观 发表于 2020-11-8 21:42
稀缺精研论文，刚刚首版的功力渐渐显露。

刚刚从年轻时代就兴趣广泛，涉及到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