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上海人口普查，调查的要求很细致，其中有一条令我妈非常高兴，那就是登记户籍人口的出生地。她在统计表出生地栏填写下了上海江宁区这几个字后，颇为满意。这表情好像在说：我是个如假包换的上海人。

江宁区即现在上海静安区的一部分，上海的市中心。

她祖籍浙江慈溪，但她不会说老家话，她也从来没有去过老家，也没有会见过老家的人，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她的同辈人大都是跟随父母来到上海打工，而她是出生在上海的，她的母亲，也就是我外婆，是上海七宝镇的本地人，这就让她感到很自豪。原来，如今网友们说的上海人的傲娇，从我妈那时候起就有了，只不过在当时没有这种说法而已。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的听到她跟我说，上海怎么怎么好，外地怎么怎么艰苦。尽管如此，她还是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军，随着部队来到山东的一个偏远农村工作。那时候全国刚刚解放，农村的条件尤其艰苦。她放弃了在上海的生活来到农村干革命，她的精神至今还在鼓舞着我。

她有文化，在部队里被安排担任了文化教员这一职务。建国初期，解放军战士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部队就是一座大学校，除了学习军事，还要学习文化，需要大量的文化教员。

每天早上指挥千军唱军歌，是她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她唱歌：“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她出生的时候家里很富有，外祖父严志章是宁波慈溪名门望族，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煤炭公司。我的太外公严忱热，是拥有良田千顷的豪门。从家里保存着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严忱热老先生的墓地非常气派和壮观，墓碑上刻有“严忱热志士之墓”，当年送葬的队伍非常的浩大。

外公在他青年的时代，怀着一颗实业救国的热情来到上海，创立了“复生煤号”燃料公司，经营煤炭等能源项目。我妈小时候，富裕的家境有好几辆私家车，还有众多的仆人，每天都有好几桌工人吃饭。

但是好景不长，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了128 和 813两次侵略战争，苏河两岸枪炮声，爆炸声不断，到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到了晚上，她站在家门口，隔着苏州河，看见对岸的大火烧了好几夜，心里面很难受，在她的心里，燃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仇恨的烈火，这也她参加革命队伍报效祖国的思想基础。

侵华日军的暴行，让我妈家迅速的衰败，外公的公司也破产了。外公整天愁眉不展，一家老小要等着要吃饭，外公无奈，在“天一保险公司”当了保险代理人，但在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会买保险呢？最后外公只能摆一个书摊度日。

到了上海解放，外公家才摆脱了窘境，我妈妈光荣参军，舅舅在厂里当了工人，阿姨因为读过几年会计学，到税务所里上班。

妈妈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和同学们经常在一起偷偷的晚上集会，号称“菁华同乐会”，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她因此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张芬彦小姐。

张小姐是上海“人和雪茄烟厂”老总的千金，家住上海安远路129号，离我妈上海新闸路家不远。在张的引导下，她积极向往革命。有一次她差一点北上革命根据地，那天，她应约收拾好行李，准备渡江去投奔新四军。只因没有等到同伴而没有成行，错过了一次参加革命的机会。

她对参军报国有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上海解放以后，她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上海解放在四九年的五月份，我妈参加解放军是在10月1号以后。耽误了好几个月，她经常为此感到很懊恼。她说如果在建国之前参加革命工作，那有多大的光荣啊。

不过她也说革命不分先后，我参加革命虽然是在四九年建国以后，但是也一样的光荣。以此来鼓励自己的革命斗志。

她以革命的强烈的热情，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就参加了造反队，被称为“老造反”。没想她的这一称呼，耽误了她入党。她是人不是神，她以朴素的革命感情来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运动。

她对于自己的这种盲从的行为，也后悔不已。她好几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也是因为参加了造反派组织而与党失之交臂，为此她很懊恼。

文化大革命当中做错事、说错话的人，包括说错事做错话的党员干部，比比皆是。只有她因为这些事没有能加入党组织，成为终生的遗憾。

她更加努力的工作，忘却这些烦恼。她中学毕业，报考了苏州铁道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成为一名白衣天使。从部队退役以后，她被分配到“上海安乐人造丝厂”医务室，从事医务工作。

回到了老本行的她，如鱼得水，她的业务能力本来就很强，她打针不疼，工人师傅们都喜欢找她打针。

为工人师傅们服务，是她最高兴的时候。她在此岗位上一直干到 55 足岁才退休。她是个专业人员，比普通女职工多为社会工作了五年，我一直都在为她骄傲。在她的精神的感召之下，我退休了以后一直没有闲着，继续为社会服务，帮着家里开的饭店“港式烧腊紫云路店”没日没夜工作了四年，直到最近饭店转让出去，我才真正的退了休。

我用我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妈妈的理想，这是对我妈妈最好的纪念。我要像她那样，多为社会做贡献，作为自己人生最大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