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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林金建 于 2018-8-5 23:35 编辑
改革开放后,中国又出现新一轮文化论争,这场文化论争是在冲破极"左"思想禁锢背景下展开的,这场论争不同于以往,其显著特点是比较单纯的学术论争。各家各派的主张颇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儒学复兴”、“全盘西化”两种。
儒家学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两期发展,第一期是先秦到西汉,第二期是宋、元、明、清;五四以降,儒学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即便在五四运动期间,也仍然有一些不肯服输的知识分子在为儒学打抱不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当代新儒家,大多退居港台,或流寓海外,苦苦地支撑着不绝如缕的局面。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东亚工业文明的崛起等机缘,才有所转机。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经济起飞,出现了“第三种工业文明”的提法,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和儒家传统有无关系问题。欧洲中心主义和韦伯主义的失势,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的相互激励,所有这一切都给当代新儒家注入新的自信力,使得他们想摆脱上世纪四十年代花果飘零的悲苦心境,也不象五十年代那样大声疾呼“我们并没死亡”,而是大胆提出了儒学将有第三期发展的问题,甚至于以儒学第三期发展代表自许。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曾断言:“中国缺乏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基础,儒家的特点在于适应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儒学复兴论者不同意这一论断,他们认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的经济起飞,宣告韦伯理论的破产,认为儒家精神与现代化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因为东亚五地区的道路,正是“儒家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是把儒家伦理色彩揉进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把西方只重个人才能、胆略和气魄改变为也重行政工程、心理调节和人际关系调节,善于发挥群体的聪明智慧。他们还认为“五四”时代第一流的思想家面临的是一元的单线的现代化模式——西化,而现在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已逐渐被多元的思考模式所取代,据此,他们提出要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反省“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片面和极端,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作出创见性的回应,以求儒学的复兴。
儒学复兴论者的影响也深入到中国大陆,八十年代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正是这一影响的产物,随后在国内出现一股写旧体诗热潮,其热度直到今天仍有增无减,而文化界更是掀起一股儒学热浪,孔子学院走出国门,于丹女士因解说《论语》而成为“文化超女”,这些无疑都或多或少受儒学复兴论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论坛上也出现“全盘西化”文化主张。值得一提的是“全盘西化”论与其说是一个严肃的理论主张,还不如说是一个情绪化的口号,在某些持自由化观点的人那里,它基本上是一种政治主张而不是文化主张。鼓吹全盘西化的人有时把“全盘西化”当成与“全方位开放”同义的口号加以肯定,主张全方位引进西方文化,包括哲学、政治、经济等学说和制度,用以冲击中国现有的一切,冲击过后,剩下什么算什么。这种主张基本上还是胡适“全盘西化”论的老调重弹,但随着改革的力度、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这种论调已越来越有市场。具体到古典诗词创作来说,新诗词用韵逆势而生,其用心莫非是削弱古典诗词爱好者创作积极性,阻饶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的复兴,以迎合'全盘西化"的需要。(本文主要观点来自《中国文化精神》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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