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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得糊涂郑板桥
一般说来，人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涉世未深，遇到事情，也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与自己有关还是无关，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甚至灾祸，总是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弄得明明白白，即弄出个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来，北方话管这叫较真儿，实在是因为头脑太聪明的缘故。等到这聪明，或者说只不过是自以为的聪明在冷酷的现实面前碰了一鼻子灰，甚至于碰得头破血流，知道了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与错可以说清楚的，便只好闭起眼睛、摇着头说出四个字“难得糊涂”，从此以后便甚至会无论对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把“难得糊涂”这四个字说的最为精采的莫过于清人郑板桥了。他在乾隆十六年，即他59岁时将这四个字写成了匾额，四个大字下面的32个小字更称得上是脍炙人口。所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是解其意，而“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是述其法，这实在是在阐释着一种哲学，虽然有一些消极，但也实在是一种很有效的逃避麻烦甚至灾难的妙法。只是郑板桥在59岁时才悟到这一点，实在是太晚了些。 郑板桥名郑燮，字克柔，号板桥。他出生在江苏兴化一个塾师家庭，自小丧母，家境清贫，其父给他取名“克柔”无非是希望他成为一个不软弱的人。但他的性格却是太过于刚烈了，因此虽然天生聪明又刻苦自学而终成奇才，并于乾隆元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山东范县、潍县任县令，终因一些施政措施触动了地主豪绅们的经济利益而遭诬陷，最后不得不乞病以归，重操旧业，去扬州卖画为生了。 据说郑板桥是很被乾隆皇帝喜爱的，之所以没有被重用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于刚烈的缘故。到了清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已入穷途末路，甚至可以说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由贪官污吏们粉饰出的虚假的景象而已。对于封建统治者们来说，只要能维持住自己的统治，老百姓的死与活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事。乾隆喜爱郑板桥的才气也许不假，让他去做县令却未必是要让他去扭转乾坤，或者不过是让他去通过“横征暴敛”来发一笔也说不定。但郑板桥也许不理解这一点，到了任上便认起真来，虽然史述他在饥荒之年开仓赈济“活万余人”，但也终因“以请赈忤大吏”而给自己招来了灾祸。又据说在他向乾隆皇帝“以病乞归”的时候，乾隆皇帝说他“糊涂”，他却接着话茬说自己是“难得糊涂”，乾隆皇帝便让他将这四个字写了下来，于是便有了这个举世闻名的匾额。当然，这也许只是个传说而已。
二、怪中之怪郑板桥
在二十五、六岁时，郑板桥为了养家糊口继承父业而设馆教书，三十岁以后则因为生活贫困而卖画扬州。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一个画家要想让自己的画变成钱都不是很容易的事，郑板桥也是一样。传说他当时经常是把画放在驴背上，让驴自己走到街上去，谁喜爱谁就拿去，钱的多少是随意的，即便一文不给也肯定是无所谓的。但到了他丢官罢职再回到扬州卖画时便不同了，他的好友金农曾说：“郑板桥进士亦擅画竹，皆以其为七品官，人争购之。”他自己也曾不无得意的说：“不入仕途，鬻书卖画，收入多于廉俸数倍。”因为当了几年县长画也卖得好了，画画竟然比当官还容易发财，这恐怕是郑板桥没想到的。这一切所应该归功的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 在宋代以前，绘画是画工们的事，由于大多是画在墙壁上，所以也是很辛苦的事，那些成天想着读书作官、升官发财的文人们大多是不屑于为之的。到了北宋时，皇家画院的设立使画工变成了画师，文人们便也加入了进来，还由苏东坡提出了“诗画一律”说并创立了以写意为法的文人画。但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人画大多只是文人们的闲余雅事。而文人们不再作官而成了文人画家，画画成了他们的主业，则是从扬州的画家们开始的。最早到扬州卖画为生的是石涛和尚，然后便是所谓的“扬州八怪”，而在这“八怪”之中尤以郑板桥成就最高，被称为“八怪之首”，也就自然应该称得上是怪中之怪了。 扬州古称广陵，地处大运河入江口，为南北东西交通枢纽，因此商贾云集，其中尤以经营盐业的商人为多。雍正乾隆年间，扬洲的盐商有“豪奢甲天下”之称。官场是由政治主宰的，商场是由金钱来左右的，人们有钱了，便把目光关注到艺术，于是便有了扬州的书画市场。市场一经形成，便会遵循市场所特有的规律运行。扬州“八怪”的画家们均以卖画为生，因而他们必须迎合主顾——盐商们的爱好。太高雅了是不行的，于是便有了“雅俗同赏”的扬州画风。据说扬州人不喜山水，而画山水太繁复了也划不来，于是他们便多以画人物和花鸟为工。而且据说扬州人还有“喜新尚奇”的民俗，于是他们的绘画便有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奇崛”，这“奇崛”与所谓的“正统”相对立，也就是“怪”的来由。 郑板桥作为“八怪”之首是当之无愧的。他在绘画上直接继承了由苏东坡创立的文人画传统，以诗法入画，注重表现所画物象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往往通过画面上的题词明确地阐释出来，由此文学与绘画被结合在了一起。如他的《扎根乱岩图》画一枝翠竹生于两岩石之间，所题诗云：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竹已经被人格化了，也正是他理想中的自我形象。 他的墨竹时常将竹干分组纵列，上下顶天立地，如同散乱的篱笆，且竹干竹节满纸，竹叶却只寥寥几丛，这些本是正统画竹的大忌，但当他在竹干的空隙处用他的“六分半书”题写上数行诗文之后，整个画面便展现出了一种神奇的景象，而笔墨的精湛则更是在每一枝和每一叶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将诗文题写于画面上，虽然在郑板桥之前就有许多人如此做了，但如此大规模地将诗文和书法与绘画结合在一起，而且几乎使诗文和书法成了画面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在是从郑板桥才开始了的。由此继苏东坡的“诗画一律”和董其昌的“书画本来同”之后，诗书画最终相聚在了一起，形成了中国画诗书画三位一体的独特景象。 诗书画之所以能在郑板桥这里熔为一炉，首先是因为他在诗书画三个方面都有着极高的造诣，正所谓“三绝”。 他的“六分半书”也称“板桥体”，主要以隶（八分书）掺入行楷，有时还杂以草、篆和画法。在书体结构上，多为扁形，转折处多用蹲笔，有力透纸背之感。其行款又创“乱石铺街”法，横不成行，纵不成列，大大小小，方方圆圆，浓淡疏密，错落有致，有道是“意之所之，随笔挥洒，遒劲古拙，另具高致”。有人指为“野狐禅”或“魔道”，实在是对书法艺术太缺少理解的缘故。 郑板桥除了有“三绝”之称外，还有“三真”之称，曰真气、真意、真趣，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真切。如他的《沁园春•恨》云：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 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 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 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 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 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 细写凄清。
此诗将一个恨字写得入木三分。 郑板桥的书法和诗歌既可以与绘画结合在一起，也可以独立出来，就是说他在是一个杰出画家的同时也是杰出的书法家和诗人，历史上虽然也不乏通才，但在诗书画三个方面的水平都能达到如此高度的并不多见。
三、竹商兰贩郑板桥 文人画的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条又有苏东坡开辟的古木怪石；一条是由米襄阳开辟的云山墨戏。石涛是以山水为主兼及花鸟，朱耷是以花鸟为主兼及山水，都算得上是全能了。到了“八怪”则不同了。由于扬州人不喜山水他们便不画山水。扬州人喜爱花鸟人物他们便只画花鸟人物。扬州人“喜新尚奇”他们便奇崛怪异。要画的人多了，他们便可以把一幅画画上无数遍。于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谁和谁都不一样，千招会不如一招绝，一招先吃遍天，这就是市场。郑板桥的只画兰竹几乎不兼及其它正是进入市场之后的必然结果。与其他扬州画家所不同的不过是更多了一些倔强而已。这从他的自书笔单中或可领略一二。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 两，扇子斗方五钱。 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 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 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 陪诸君子作无意语言也。 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 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乾隆己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
书画成为商品的历史已很久远了，为自己写过笔单的书画家也会大有人在。但能像郑板桥这样将笔单写得如此直截了当的能有几人？或许有人要问：不是已经“难得糊涂”了么，怎么又认真起来了呢？不要忘了，那是在官场，而这是在市场。在官场需要的是糊涂，在商场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官场上的非在商场里却成了是，所谓的斤斤计较是很正常的事。郑板桥没有改变自己的爱较真儿的性格，——因为那是本性，改不了的——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即从官场来到了市场而已。但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倔强，画便卖得更好了也说不定。一个书画家要打造自己的市场，是要多向郑板桥来学习的。 文人雅士一时间成了竹商兰贩，对此，也许有人会谓之太俗。郑板桥却说：“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事养生民，而以区区之笔墨供人好，非俗事而何？”先把自己放在大俗之处，然后于大俗之处凭着诗书画三绝和将诗书画融为一体的高超手段，以及从作品中焕发出的真气、真意和真趣，自然而然地升华出可以称之为大雅的东西来，使雅与俗可以共赏，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是“扬州八怪”们以及后来许许多多书画家在艺术创作上共同的追求。郑板桥做得更好，所以他伟大。 2005-09-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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