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怡 │ 古今诗坛“老干体”之刍议(二)

穿越梅嶺

古今诗坛“老干体”之刍议(二)

――以唐代“台阁体”为参照

杨子怡

二、当今老干体盛行之原因、流弊影响及采取对策之思考

当今“老干体”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内容之浅，文字之俗，是古代“老干体”无法与之颉颃的。“老干体”为什么产生当今社会，为什么如此迅猛发展？其原因何在？它的流弊、影响是什么？采取什么对策引导之？值得学界深思。

（一）当今“老干体”兴盛的原因

“老干体”盛行，原因自然是十分复杂的，但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原因。

1. 盛世的幻像及特殊的环境使诗人迷失了自我

无论是唐之“老干体”还是当今“老干体”，它昭示出一个现象，它产生于盛世，与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唐代，尤其是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是典型的所谓盛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歌盛世，感皇恩自然成为部分诗歌的内容。当时的“上官体”能风靡几十年就可以理解了。这种正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还影响到诗人的精神面貌，虽然诗为应制，但在歌颂皇恩中常流露出一种自豪和大气，如虞世南的“上将三略远，元戎九命尊。緬怀古人节，思酬明主恩”（《出塞》）、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正如此。

当今“老干体”的盛行亦与此相同，与时代和社会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国力逐渐强盛，“老干体”的盛行有了它的土壤。人们打着“反映时代气息”的旗号，遇事必吟，逢喜必歌，有节必咏。比如神九上天了，人们歌之；国庆佳节到了，人们歌之；党代会开了，人们歌之；名人诞辰了，人们歌之；某某大桥通车了，人们歌之；某某市评为文明城市了，人们歌之。这类诗看似贴近了现实，其实远离了诗歌之本质，诗不是成为心灵和性情的自然感发，而成为新闻时政之报道，说教连篇，空洞无物。

人们的这种自觉的应景趋时其实是古代诗坛应制的还魂和蜕变，是配合时代的主动应制。如梁继红《党庆九十周年感怀》诗：“咏唱迎华诞，诗成意未穷。千言凝一语，党在我心中。”尽管格律还严谨，用语还精炼，但终觉陈词满目，套话连篇，近乎标语口号，是典型的无盟主倡言的自觉应制诗。这类诗之产生还与整个中国唯经济利益至上、文化（文学）遭遇前所未有之尴尬的大环境有关；也与特殊的政治气候有关。在经济至上及所谓“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文化背景下，文人迷失了方向，丧失了自我，忘记了责任，忽视了诗歌刺世的本质。因此，诗歌中批判精神的缺失也势在必然。

2. 交通的便利促进了“老干体”旅游诗的发展

旅游诗包括山水诗与怀古诗、咏物诗。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古已有之。当今诗坛，这类题材的诗占了“老干体”三分之二的篇目。它的盛行自然与经济的繁荣及交通的便利有关。和平安定的环境，充裕的经济支撑以及便利的交通使诗人们的漫游成为可能。人们有游必记，有景必歌，有史必叹，有物必咏，作品之多蔚为大观。但正如节日、喜庆诗的泛滥一样，这类诗亦过于泛滥与平庸。或是拆装前人意境重新组装，或是开中药铺似的胪列意象，或是置于任何场合都可的空泛之议，或是毫无真情与感受的套话描写。

如网上有一首咏梁山的诗：“忠义堂起聚义塌，谋求招安牺牲大。北战南征折兵将，死后魂归蓼儿洼。”陈腐的描述，空泛的议论，套话的堆垛，了无诗意。其实作者完全可换一种写法，找到自己情感的寄托点。比如诗人邓世广的《梁山寨》就克服了“老干体”空泛的毛病：“替天行道几人同，俱付沧桑一笑中。我到梁山非入伙，一樽聊祭故英雄。”作者将自己的看法及性情寄于叙述之中，写得幽默调皮，诗意灵动。是旅游诗中难得的好诗，非套话连篇的“老干体”可比。

3.理论上的偏颇导致“老干体”创作上的误区

“老干体”中最大的弊病是陈言套语过多，应景趋时过多，思想陈腐，创作平庸，而这些很大程度是由于理论上的偏颇而促成的。人们往往从偏颇的理论中为平庸找到了借口。其偏颇表现如下：

第一，混淆了通俗与庸俗的区隔

殊知通俗并不等于庸俗，通俗并不等于人人一读就懂，诗毕竟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必须是有一定文化层次的人才能欣赏的，那种为适合没有文化层次的人而写的诗就不叫通俗，那叫应俗、趋俗，过份趋俗势必滑到庸俗。道理其实很简单，诗是讲究意境的，而意境是需要细心揣磨和寻绎的。如果人人一读就懂，那还要批评家、鉴赏家干嘛！人人能懂也就意味全民能写，那还要诗人干嘛！诗不可能全民皆懂全民皆能写正如飞机大炮不可能全民皆能造，它毕竟是有某专业特长的人干的事。

正如老诗人童明伦先生在批评有人高喊“诗词大众化”时所说：“任何一门科学技术，任何一种文学体裁，任何一类艺术形式，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全民皆懂。相对论、剩余价值论、形象思维论、声韵学、训诂学、交响乐、京剧其至白话诗，都无法‘化’到那一种程度。”因此，“大众化”、“通俗化”不过是那些平庸化作品的遮羞布和护身符而已。再通俗的诗也是作者对语言与意境进行提纯过的，没提纯过的诗不叫通俗而叫庸俗。对比下面两首诗就明了什么是通俗与庸俗了。

一首是老诗人臧克家的《老黄牛》：“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语句虽通俗，但意境经过了作家提纯，诗人寓志于物，借牛自况，议论精警，读来饶有兴味，自是好诗。一首是“老干体”的《咏牡丹》：“国泰民安看牡丹，青春润泽现金男。短裙紧裤新时代，乡镇风光靓几番。”“国泰民安”，陈言叠出；“短裙紧裤”，俗之又俗，浪费空间，诗人之情思亦未提纯，平庸之至。同是咏物，高下判然。

第二，模糊了写实与应景的区别

“老干体”作者还有一层护身符，那就是打着“写实”的旗号。诚然，“老干体”题材确是十分丰富，诚如笔者前面所言，逢节必写，逢庆必志，出现了不少的诸如喜庆、节日、诞辰、成就一类的诗。看似热闹，实则平庸；看似有内容，实则空泛无物。因为作者每事都要评论，基本是表态诗，作者不过是把套话、废话、评论换装成韵语罢了。可人们则美其名曰写现实重大题材。其实这里也存在一个重要的理论误区，那就是模糊了写实与应景的区别。

以上所说的实在称不上是写实诗，不过是作者的应景趋时诗。诚然，写实确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但是所谓写实诗那是作者有感于事，一时触发了其创作冲动而写下的作品，即《汉书·艺文志》所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并非本无真情，遇喜则贺；本无感愤，遇事则志的毫无选择与提炼的新应制之作。可见真正的写实是作者“情动于中”并有所选择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才能传之久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比如安史之乱虽离我们久远，但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反映战乱的作品之所以到现在还能感动人心，就在于那是作者用心写出且有所提炼和选择的作品，换句话说是渗透了诗人生命体验的作品，并非“老干体”诗人事无巨细有躬必录的应景似的作品。诗之本质是表现人心灵的，诗中的客观现实只有渗透了诗人的生命感悟与体验才能感人。

前几年有位名叫王兆山的“老干体”诗人据说曾以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词名噪一时，感动了不少网民。全词如下：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地震离我们才几年，说实在的，笔者现在却感动不起来。因为诗中太多的套语与官腔，制作也太粗劣，连平仄等词律也不顾，像这样的诗词怎么能传之久远呢？也许当初在举国悲戚之时感动了不少人是真的，但随着事过境迁还能像杜诗一样感人么？实在不敢恭维。总之，没有真情感悟与体验的写实，只能堕入应景趋时的恶趣中。

4.长期的官员生涯，养成了讲套话习惯

“老干体”群体的主体是从企事业岗位上退下的老干，他们曾长期处在官场，官场文化的应景趋时、套话连篇风气势必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思维，加上大多文化修养并不高，因此，在诗词创作中把套话官腔带进来也在情理之中了。因此讲套话、打官腔成为其诗词的最突出的特色。他们创作时也许有真情有渴望，有欲止不能的冲动，但问题是套话过多自然也就泯去了真情，至少是冲淡和稀释了真情，因而成为套话诗、报告诗。

比如在香港回归时，出现了不少回归题材的诗，不可否定其中也有好诗，但更多的是套话连篇的诗。如下面李经历的一首《回归颂》：

妄占香江久蓄谋，走私鸦片入神州。销烟烈火惊熊豹，媚外阴风引鹫鸠。共处和平天下愿，孤行霸道世人仇。实施两制黎民福，一统中华展伟猷。

也许作者写作时有真情与冲动，但过多痛史的铺陈显得提炼不够，过多陈言套话的使用使得真情被掩。如何找到自己的情感渲泄载体，找到最佳渲泄点这一类问题作者没处理好。而一位名叫陈振东写的同类题材的诗解决了这问题：

当年炮火震渔村，爆竹今朝万户闻。同是硝烟长不散，两番心事最撩人。

尽管诗歌语言很通俗，但诗意浓厚，意境深婉，耐人咀嚼。因为作者把“硝烟”作为自己情感的载体与渲泄点，无须太多的胪列与铺排，通过昔日的硝烟与今日的硝烟对比，写出诗人“撩人”的情感体验：同是硝烟，昔时的“硝烟”“撩”出了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一语而道尽上面李诗所铺陈的所有内容；而今日的“硝烟”“撩”出了回归的喜悦之心，屈辱的历史终于结束了，诗人欣喜之情自在“撩”字之中，无需套话道出。可见，去掉套话，回归含蓄是当今“老干体”要思考的问题。

5.当今网络的发达促进了“老干体”的流行

当今网络的发达促进了包括“老干体”在内的大量网络诗词出现，网络的好处在于打破了权威的垄断，带来了平等性；打破了诗坛的圈子，带来了互动性；打破了诗坛的封闭性，带来了个性化。但是网络也给诗带来了副面影响，那就是随意性，人们可以不需权威的许可随意贴上自己的作品。这种随意性自然也造成诗坛庸俗作品的泛滥。“老干体”在这种网络语境中发展壮大甚至气势如虹，也就不足为怪了。

“老干体”之所以能借网络发力，是因其趋俗媚俗的创作宗旨正好迎合了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网民的欣赏趣味，因此，网络无疑是“老干体”诗词当然的推手。

（二）当今“老干体”流敝及影响

诚然，老干部为诗歌复兴的贡献不可否定，他们热情高，干劲足，退闲之后，倡社结盟，为筹措经费，到处奔走呼号，为诗集的出版，为新人的扶植功不可没。但是，“老干体”作为一种诗体在诗坛的副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1. 造成虚假的繁荣

当今诗坛十分热闹，就诗社社团而言，各省、地、县都成立有诗社，成员少则几十，多则达数百人；就人数而言，全国作家上百万，涉及到各行各业的人员，一次诗赛稿件据说可达十万之众；就刊物而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词刊物、个人诗词集、集体诗词选集、各种诗词网站以及朋友之间的手机诗。人数之众，作品之盛，刊物之多，诗社之滥可说是史无前例。但据此就说诗歌繁荣，那就大错特错了。

据笔者对地方一些诗社的考察研究，其成员三分之二以上是“老干体”群体，真正懂诗写得像诗的少之又少，真正称得上诗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了，至于年轻人则更少，往往出现断层现象。如果抽掉“老干体”，诗坛虽然不是沉寂，但显然是另一种景象。因此，由“老干体”填充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2. 违背了诗歌抒情写志、比兴寄托等传统

如前所述，“老干体”的主要毛病是直白浅露，情感苍白，套话连篇，陈言满目，应景趋时，空洞说教。这些违背了诗歌抒情写志、比兴寄托的传统。殊知情志是诗歌的灵魂，诚如邵雍《伊川击壤集序》所言：“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诗是怀时感物发志扬情之作，是诗人“自写其悲愉，旁抒其美刺而已”。而写志抒情不宜直露，宜用比兴寄托，即所谓“感激悲伤，忧时悯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通过比兴可以曲折达意，通过寄托可以委婉传情，曲折则含蓄，委婉则境深。

总之，无论是忧时还是悯己，都须曲折达情，才能发挥诗歌使人“太息流涕”的审美效应。“老干体”诗恰恰有悖于此。如一位台湾诗人林炳堂先生写的《寄望新政》诗：“政党轮流喜万分，还期治国立殊勋。招贤组阁廉施政，心血频输夙夜勤。”[1]诗人有感台湾选举，政党轮替，属于“旁抒美刺”类，但比兴全无，流于叫嚣，立意浅露，无法感人。“老干体”这种倾向不加以纠正，诗就会沦为时政的附庸，成为时政的传声筒。

3.“老干体”影响了诗歌雅正发展的方向

唐初以宫体诗人为核心的“老干体”应制唱和，艳语满目，富丽华赡，后来发展成为“绮错婉媚”的“上官体”，时人竞相仿效，风靡一时。这种诗自然阻滞和影响了唐诗的发展方向。因此首先是四杰起来扛旗反对，王勃就曾指出其流弊是“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因此，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把诗从应景趋时的宫廷、台阁中解放出来，以“骨气”和“兴寄”为旗号高扬时代精神，使诗复归雅正。后又经过陈子昂的努力，终于彻底廓清了宫体之余弊，为盛唐之音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唐诗的发展也值得我们今人借鉴。

当今“老干体”内容的的歌功颂德，题材的应景趋时，语言的直露浅白，风格的叫嚣粗疏，目的的媚俗趋俗，手法的单调呆板等等，都严重地偏离了雅正的方向，阻碍了诗的健康发展。所谓雅正，即典雅淳正，它一直是中国诗歌的传统，是中国诗歌的主流。那种过份强调以大众喜恶为标准的所谓大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庸俗轻薄；那种追求人人能懂的所谓通俗化必然导致诗歌的叫嚣粗疏。

诗歌虽然不能写成需带着字典词典才能读下去的作品，但也不能写成一览无余毫无回味的口号。只有顺口溜、标语口号才无须注家与鉴赏家。取媚大众，必然导致诗走向死胡同。

杨启宇在其《新旧诗之我见》中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不禁要问，大众能选总统，但大众能选李杜么？”一语破的，真为灼见。因此，不能为了媚俗而改变诗词的雅正方向。

小重山

来学习，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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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重山 发表于 2015-12-8 08:36
来学习，问好。

謝謝來訪，早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