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文章】关于钱谦益的一些看法

穿越梅嶺

中国人特别讲究“节”，什么叫做“节”?按照孔子的说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就叫做节;按照曾子的说法：“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这就叫做节；按照孟子的说法：“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就叫做节。其实，节的核心内容，还是“从一而终”，你最初选择了什么，就要永远忠实于什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困苦危难，都毫不动摇；即使你后来发现你的选择是错误的，或者你所选择的东西本身发生了逆转，你也不能后悔，否则就是“失节”。比如女人，你嫁了一个男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这个男人是个什么东西，无论他怎么对待你，你永远也不能背弃他，即使他死了，你也不能改嫁另外一个人——这是在伦理道德领域。在政治领域，指的则是对于一君一主、一朝一姓的忠诚，无论这个君主是明是昏，是仁是暴，这个王朝是使百姓安居乐业，还是置百姓于水深火热，是蒸蒸日上，还是日薄西山，你都要毫无保留地效忠于他。如果你中途发现，你所忠于的东西与你最初信奉时所看到的、所希望的并不一样，或者原本一样，后来对方变化了，向着坏的方向变了，你也不能改变。这就叫“好男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如果你改变了，便叫做“大节有亏”。在夫妇关系上，便叫做“**”，在君臣关系上便叫做“叛臣”，总而言之，是非我族类，人人得而诛之。

　　随着时代的进步，对于“节”的某些观念，已经有所改变，比如，在夫妇关系上，“烈女不嫁二夫”这个堤防已经突破了，现在，离婚、改嫁，已不再是有辱门庭的耻辱之事，甚至变得十分时髦；而“烈女”、“节妇”也不再是对女子的褒奖了。其实在这个领域，即使在古代，甚至在理学最为盛行的宋代，藩篱也不是那么严密，李清照不是改嫁了吗，唐婉(陆游之妻)不是也改嫁了吗，她们也并没有被当时的人所鄙视。

　　然而，在政治领域，“好男不事二主”的观念，几千年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前不久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写的是明清之际的一段历史，作者对其所写人物的评价，所持的便是这种标准。作品的主人公为大名鼎鼎的钱谦益。

　　钱谦益(公元1582～1664)生活在明清易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改潮换代之际，处境最为尴尬的，便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君臣大义、伦理纲常为安身立命之本、出处行藏之则的大臣们。拉棋造反的头儿们，如刘邦、杨坚(隋文帝)、李渊(唐高祖)、黄巢、赵匡胤、朱元璋、李自成等无所顾忌，成者王侯败者贼，豁出去赌一场。亡国之君们，如刘禅、孙皓、陈后主、李后主、宋徽钦二帝、明崇祯等，更是无可选择，气数已尽，在劫难逃，只好拱手将江山让给别人，至于自己的生死存亡，节烈点的，以身殉国，如崇祯，但几千年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其他的只好听天由命，完全交由新主子安排。老百姓更是无所谓，自古以来，只有所谓“忠臣”，

　　没听说有什么“忠民”，谁掌权，他们也是耕田种地，当差纳粮。掌权者管得松点，使他们能吃上口饱饭，过上点安生的日子，他们便是顺民；被掌权者逼得活不下去了，就揭竿而起，便成了乱民。惟独大臣们，一个“忠”字，如同思想和精神的紧箍咒，牢牢地控制着他们。“忠臣不事二主”，这是一个臣属必须奉行的基本原则，至于这个“主”是个什么样的，是昏是明，是残是暴，可以不必管他；

　　而在这个“主”的统治之下，老百姓是死是活，更是无须放在心上。原来所谓的“忠”，只是忠于君，忠于上，而不是忠于民，忠于下。如果那些被爆君压迫得活不下去的老百姓敢于犯上作乱，那就毫不留情地镇哑他，扼死他。

　　几千年来，几乎所有的臣属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得到官方和正统史学的肯定、赞扬。如果有人敢于对造反的百姓表示同情、甚至起而响应，那就是乱臣贼子，会被管方和正统的史学所否定，被口诛笔伐。

　　这里所说的改朝换代，仅仅指的是江山易姓，如汉取代秦，唐取代隋，清取代明，至于一家一姓之内的帝位更迭，则不在此例。如韩愈、白居易等一生历仕多位李唐皇帝，谁也没有说他们不是忠臣。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的朱棣取代朱允炆，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你让做臣下的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作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光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名单，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二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为了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那景象，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作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如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竟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朱棣当上皇帝以后不久，就将首都迁至北京，南京成了“留都”。历史仿佛真的有着某种轮回，谁能料到，过了二百多年以后，明朝又会再一次以南京为首都呢?那是在崇祯吊死北京，明朝正式灭亡后，南方的一批明臣又挑出了个皇室后裔朱由崧充当皇帝(即所谓弘光皇帝)，在南京又支起了摊子，史称“南明”。但这个小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公元1645年6月，清兵占领南京，这个小朝廷便宣告灭亡。这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不只易姓，而且易族，由汉族的朱氏王朝，改易成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可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为这个小朝廷殉难了，留在南京城中的大臣，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其中包括礼部尚书钱谦益。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很有点影响的人物。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

　　明亡后，他作为留在南方的大臣，参与了南明小朝廷的建立，此时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当时可供作为皇帝的人选，有两个，一是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祯之弟；一是潞王朱常膟，他是崇祯之叔。按资格，应当是福王朱由崧当皇帝，可此人早已以昏聩著称，有七大劣迹：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膟，钱谦益也同意这一主张，可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先斩后奏，抢先一步将朱由崧推上台。阮大铖原属阉党，是东林党人的冤家对头，此时重新得势，要寻机报仇，准备以反对朱由崧为由，对东林党人下毒手。当正义与邪恶又一次较量时，钱谦益表现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这样，他便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成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物。

　　而当清军兵临城下时，他又参与了开城迎降的活动，这更被视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而为青史所不齿。直到今天，依然被某些史学家视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

　　笔者无意也无力对钱谦益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他最为后世所诟病的降清一事，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呢?

　　公元1645年，清兵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大举南进。此时南明的小朝廷在干什么呢?皇帝朱由崧忙着选美女；马士英、阮大皐等忙着排异己，杀忠臣；几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江北四镇”的首领们，忙于内讧；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忙于向南京进兵；被倚为国家柱石的史可法，忙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苦苦周旋。谁也没有将抗清的大事放在心上，于是，清兵一路长驱直入，四月中旬，直逼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部下纷纷投降，他以四千人之众，抗击数万清兵，处于绝对劣势。他自知难免一死，事前曾写信给家人，嘱咐他死后将他安葬在朱元璋的陵旁，又嘱托部下，兵败后，将他杀死，不要落入敌手。这一场守卫战是惨烈的，使清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终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四月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国。扬州人的坚强抵抗，使清兵十分恼火，入城后，便以血腥的屠杀进行了报复，十天之内，杀人多达八十余万。后世将这一惨案称之为“扬州十日”。五月初一，清兵列阵长江，南京群臣居然向朱由崧说什么“北马畏热，必不渡江!”当初九黎明，清兵出现在长江南岸时，江防驻军全部溃逃；当京口溃兵逃回南京时，南京大为震惊，而那个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骑马逃出南京。十一日，马士英以四百贵州兵为护卫，挟逼朱由崧的母亲及妃子逃往浙江。此时的南京，上无可忠之君，下无主事之臣，内无守城之将，外无勤王之兵，已经成为清兵的囊中之物。十五日，多铎进驻南京，于城北扎营。

　　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大臣们，应当如何是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二是逃命，三是出降。抵抗的后果是显然的，个人的牺牲固然可以博得个“忠贞”的好名声，如史可法，但南京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将可能遭到同扬州人同样的结局，甚至更悲惨；逃命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即使个人捡得一条命，南京城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难道应当置之度外吗?出降是可耻的，个人的名节从此扫地以尽，在历史上也会留下千古骂名，但南京城近百万百姓的性命也许可以得到保全。

　　以京营总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包括钱谦益在内的数百名文武官员选择了后者。他们何以作这种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贪生怕死，有些人甚至还想以此为契机，改换门庭，在新主子那里重新谋求功名富贵，但有没有避免扬州悲剧重演这个因素在内呢?

　　至少在钱谦益那里是有着这种考虑的。南京百姓保住以后，钱谦益在给苏州等四郡长官的亲笔信中提出，如今是“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有人以为这是为虎作伥的劝降书，钱谦益自认为此举有保全江南百姓生命财产之功。我们又如何来评价其间的功过是非呢?

　　让我们还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吧!儒家说过“君君，臣臣”，这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的核心。首先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然后臣才应该和能够尽到臣的职责；如果君不君呢?臣也就难以为臣了。钱谦益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历仕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帝，这四个人，哪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国君?万历、天启向来以昏聩著称，我们姑且不论；就是那个自诩为“朕非亡国之君”的崇祯，他初时了了，后则不佳，听信谗言，用人一再失误，枉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的灭亡他难辞其咎；至于朱由崧，他连称昏君都不够资格，他根本就是一个出身皇家的流氓无赖。这样的君，难道还应该忠、值得忠吗?

　　有的论者以为，“在当时，南方半壁江山尚在，江南各地军民都在浴血奋战，共同的信念是宁死不做亡国奴。那么，钱谦益以江南缙绅文人领袖与降清大臣的双重身份，写信差人到各地劝降，究竟是在帮谁的忙呢?即使他当时的动机确实是保护民力生齿，而客观上则起着瓦解南方抗清志士的斗志的作用。历史上每次爱**卫战中，都有举城投降与血战到底两大类型。主动请降则可保生齿，血战到底则全城遭屠，对这两种方式几乎无法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主动请降固然有保全民生的客观效果，但我们能说这比血战到底更明智、更可取吗?何况在钱谦益晓谕四郡速降免戮之时，还很难说当时的抗清斗争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了。”(张仲谋《贰臣人格》)

　　的确，南京沦陷后，又一批明朝大臣先后拥立了几位皇室后裔唐王、鲁王、桂王，在浙东、福建、云贵一带，各自称帝，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达十几年之久，钱谦益的得意门生郑成功、瞿式耜便是这些抗清势力中的中坚力量，直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桂王朱由榔被俘身死，这场抗清斗争才算最终结束。

　　对这场斗争，钱谦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钱谦益降清后，被送到北京，清廷授他以礼部右侍郎之职，可他投降而未投靠，只干了半年，便借口有病还乡，从此隐居不出，一直到十八年后病逝。在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倾全部的财力物力，支持抗清势力，以及那些在抗清斗争中牺牲者的家人。他本来有个颇为殷富之家，到他临死时，竟然家徒四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操办后事的钱财。他在自己的诗文里，更是抒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清政权的敌对情绪，也正是因此，使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令为明朝降清的官吏创修《贰臣传》。中国的“二十四史”没有“贰臣传”这个名目，直到清朝才出现，而这可以说是专为钱谦益等人而设的。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钱谦益所说的“为保全百姓之计”，并不是一种自辩，而是可信的。亚圣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儒家要义之一。笔者以为，对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像样的，到了崇祯，它也该寿终正寝了。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弘光帝朱由崧，在明朝皇帝系列中，是一个编外人物，却集中了明朝皇帝的一切劣根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在那国难当头的严峻岁月，他毫无抗击清兵、重整帝业的打算，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宫中有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是一个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小朝廷，连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都没有，只是一派尸居余气，难道还应该要求人们为它而殉葬吗?为保留它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保留黑暗，保留腐朽，这难道值得肯定吗?如果那种节操是值得肯定的，那么，独擅南明小朝廷大权的马士英倒应该算是一个具有节操的人了，因为他始终没有投降清人，南京危机之时，他挟弘光帝的母亲出逃，最后被清兵捕获，斩首而死。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奸臣。

　　明末东林领袖钱谦益在无数野史笔记里，仿佛就作为一块笑料存在着：

　　清兵入关后，柳如是让他蹈水殉国，他试了一下水说：“不行，水凉。”他写给柳如是的《催妆诗》被世人当做艳诗嘲讽“谦益愈放废”了；清廷招他北上做官，他就答应了，动身那天，柳如是特地穿上象征“朱明”的红袍为他送行，把钱谦益和同行的降臣们羞的无地自容；经清廷朝议返乡后，和柳如是坐船出游，被砸得满船都是砖头瓦块；七十多岁时，他被恶名摧煎地要寻死，柳如是嘲讽他“现在才想死，晚了！”……不可全信，但终归是无风不起浪。

　　初知“秦淮八艳”的故事，最喜欢的是李香君，侯方域投清后李香君与他毅然决裂，死前遗言“国土已亡，悬棺而葬”，真是亮烈难犯的扬眉女子。而柳如是虽然也性情刚烈，和李香君相比还是太弱了，感觉她之所以包容了钱谦益的一切，是一个疲惫不堪的欢场女子对“救风尘”的男子心存的一份恩情。

　　直到看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和其他一些资料，才觉得柳如是其实更是“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的女中丈夫。南宋洪迈曾这样评价女子英烈：“能以义断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视死如归，则几于烈丈夫矣！”王书奴曾称赞柳如是“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歌可泣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到的。”河东君柳如是当是受之无愧。

　　国难当头时，南明小朝廷的文武官员们骑坐墙头“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其无耻丧德不说也罢。既同样在去国怀乡的悲凉与屈辱中苟活下来，钱谦益作为东林领袖不得已用自己的变节避免了江南文化界更大的浩劫。晚年的钱谦益更是在柳如是的鼓励下倾尽家产资助反清力量，秘密策划反清的战略。可惜得不到人们的丝毫原谅，生前故后，毫无尊严，墓碑上甚至连名都不敢刻，只有“东涧老人之墓”几个字，“孤坟接蒙叟，鬼唱夜为邻”。

　　柳如是最有名的诗是崇祯14年与钱谦益同游黄山时所做：

旌心白水是前因，觑浴何曾许别人？

煎得兰汤三百斛，与君携手祓征尘。

　　“我们的因缘是前世注定的宿约，今生理应携手，或许还许有来世吧！”

　　钱谦益的回赠是“试听同声山乐禽，何如交响频迦鸟”。

　　佛经《正法念经》上释说频迦鸟：“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妙音”。知己之音，应是如此。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钱谦益的这首《后秋兴》表明了他心迹与寂寞，他的痛苦忧欢应是都在柳如是心上，患难夫妻其实更象是知己。

　　柳如是陆续写给钱谦益的信是如此耐读，字里行间透着一份看尽浮华的淡定情长：

　　“古来才子佳妇，儿女英雄，遇合甚奇，始终不易。如司马相如之遇文君，如红拂之归李靖，心窃慕之。”

　　“自悲沦落。堕入平康。每当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时，亦不鲜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绸缪缱绻，无尽无休。但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觉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负不赀，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

　　“自从相公辱临寒家，一见倾心，密谈尽夕。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入世尚有此生欢乐。复蒙挥霍万金，始得委身，服侍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长。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山河变迁，家国多难。相公勤劳国事，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之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这么幽微清丽的文字，这么朝暮绵长的思念，这么一往无悔的爱与悲悯，在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日子里，他们的年纪仿佛是倒过来了。只是“相思枫叶丹、一帘风月闲”的儿女情事同家国天下相比，实在太微末渺小了。在亡国之人悲凉的末世情怀中，曾经灯影桨声的秦淮河已是无限伤心地，记忆中的坟茔，荒草漫芜，无处凭吊。钱谦益死后多年，柳如是以自杀来解决钱氏家族的矛盾，是她最后“以死谢君心”的方式。钱谦益与发妻合葬，柳如是则孤坟独葬于虞山脚下，因为她只是钱谦益的妾。

　　所谓士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意义不同。在狭义语境下，士人指的是学习研究并信奉儒家学说经典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常来讲是西方概念，侧重点在公共责任感，而中国的士恰恰与此相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士人是脱离了物质生产，转向精神层面而以政治、文化为己任的人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学对士人的道德准则，而士人时刻没有忘记这一点，尤其是后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之后，治国平天下才是士人的终极目标。

　　凡是研究明末这一段时期的士人思想、士人心态、或者社会发展等等，都不能规避钱谦益，其重点就在他的降清。作为士，作为儒学的信奉者，钱谦益不可能不知道节义两字怎么写。而且对于一个自尊的士人而言，死节远比活下去容易。清议力量庞大，而且史笔无情，任谁都知道贰臣的名字将是万世的耻辱。那么他为什么会投清，就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事情了。

　　而若我们仔细探讨南明小朝廷在南京期间的作为，以及钱谦益在其中的心路历程，就可以很自然的得出结论，其实原因在于绝望。

　　钱谦益在福王监国之后立即赶赴南京，意图投身报国。但是当时的弘光小朝廷沉迷于秦淮河的几朝金粉，完全不思进取，一心依靠长江天堑划江而治。钱谦益几次请见不得，向弘光投诗投书都没有音信。到最后竟然只能忍下屈辱，向当时主政的佞臣马士英行贿，才得到了礼部的位子。

　　东林党魁向权臣行贿，一时舆论哗然。但他的求见求位很可能不是为了一己私利，除了几个奸佞无知小人还在擅权，天下人都知道大树将颠，明朝的官位已经不值钱。他要求一个机会陈述政见，要求一个机会施展才能，事实上是要求一个机会来救**民。但是此时，朝廷又忙于和左良玉内讧，管不了什么天下。

　　清政权的势如破竹的前进，之前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投清后的待遇，使钱谦益有理由相信，在清政权里有他施展才华的余地。所以他离开，义无反顾。但是投清之后，钱谦益又失望了。清廷给他的位置依然是礼部右侍郎，二十年前就坐过的位子。有清望，但是没有实权，依然不能推行自己的理念，不能造福苍生。所以他辞官回乡。

　　据陈寅恪先生考证，钱谦益在乡居后竟又投身到反清复明的运动中来。和黄宗羲来往，甚至和郑成功来往。在郑成功一度攻下了福建的某个小港口之后还做诗庆贺。而且我们看他晚年做的诗，对自己没有死节还是后悔的。

　　既然钱谦益的降清是出于对明朝的绝望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是无可厚非的，他现在为什么又后悔了。我以为他事实上面对了士人思想深处的一个矛盾，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私，社稷为重民为重还是君为重。一听之下自然应当是天下为公民为重，但是实际上士人普遍的思想里存在着误区。为一个朝代的灭亡死节，就是放弃了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就是把天下万民抛下，把社稷抛下，实质上就是承认君为重民为轻；为一个朝代的灭亡守节，就是在道义上不认同新朝，就是认为天下为旧朝所私有而他人的染指是对其的侵犯，实质上也就是否认天下为公。但是若说要以社稷为重，以天下为己任，要以人民为转移，就要有选择或者说就可以有选择。良臣择主而侍，就是择一个对社稷更有好处的政权，择一个自己能够真正使自己处于有为之地，从而能够给万民以更好的生活的政权。

　　反观历史，在西汉以前，士人从来没有这种矛盾。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但是罢官之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有哪一国君支持他的政治理念，能够行仁道，能讲礼，能够爱人，他就可以出仕于斯。在他心里，不曾有一日存过曾受鲁国君恩所以不能改仕他国的念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以一己忽略公利。而只要对天下人，甚至只要对一国之人有利，就可以改仕。孟子更进一步，游历各国，意图在使某国君接受自己的理念从而统一全国。当时周天子尚在，孟子事实上就是唆使诸侯下克上，他这样做，是他认为大一统的局面对人民有利。天下为公，王位是天下公器，士对君王负责本质上是对天下人负责，所以君王无德可以取而代之；民为重，所以残民独夫可得而诛之。

　　矛盾的开始于西汉。其时情况开始改变。先是士人的地位下降了。战国时，大名士多与国君保持半友以至半师的关系。但是大一统的条件下，士人只有唯一的选择，这使君王对士人的尊敬成为不必要。而以泗水亭长而一统宇内的刘邦不学无术，所以对于士人没有学术上的敬意。于是士人开始沦为附庸和臣下，或者说奴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下降很快在学术上体现，董仲舒篡改了儒家的思想，杂糅了各家理论以迎合皇帝，甚至接纳了秦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点，从而模糊了公天下与私天下的界限。之后到贞观政要，就发展成天下为公，一人庆之。这就已然很模糊。到朱熹以及其后对朱熹的曲解就更进一步。

　　所以说自董仲舒开始，孔孟的传统就被破坏以逢迎帝王。明末士人的矛盾就在于此，他们从孔孟从经典知道天下为公民为重，但是又受到西汉以来对儒学的扭曲的影响认为应当守节忠君。事实上，稍后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位民本遗民思想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提出天下非一家之天下，非一族之天下。他们并不反对自己的弟子后人出仕清廷，就是实践上的证明。

　　但是思想的火花很快又被扑灭了，清廷大力推行程朱，大兴文字狱，之后的学人纷纷转向训诂，不复有几个能直指本源。钱谦益所以为英明的清朝实际上比明朝更保守而倒退。乾隆修贰臣传，禁了降臣的书，这样来继续鼓吹忠君，鼓吹节义论。帝王首先都是利己的，他要的永远是绝对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忠臣，而不是心怀天下以苍生为己任的贤臣，不是能够择主的良臣。

　　近来又有人把钱谦益拿出来，当作无耻文人的典型，和胡兰成放在一起。我以为是不恰当的。钱谦益是文学家，可以算政治家，但不是思想家。他能够勇敢的跨出这一步，在当时而言是进步的，但是内心深处实际上没有完全摆脱忠君节义的影响。所以他是值得赞赏的，也是悲哀的。

总体评价

　　钱谦益是个思想和性格都比较复杂的人。他的身上，不乏晚明文人纵诞的习气，但又时时表现出维护传统道德的严肃面貌；他本以“清流”自居，却而为热衷于功名而屡次陷入政治漩涡，留下谄事阉党、降清失节的污名；他其实对忠君观念并不执着（《陆宣公墓道行》诗有云：“人生忠佞看到头，至竟延龄在何许？”），却又在降清后从事反清活动，力图在传统道德观上重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进退维谷、反复无常的尴尬状态，给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涩，虽取得南明诸王及明遗民的谅解，但仍被后世清朝皇帝所憎厌。尤其在乾隆时期，乾隆帝的一道道谕令，将钱谦益打入最低谷，不仅彻底否定了其人品，也否定了他的学问“文章哪有光？”首开对钱评价中“以人废言”之先例。此后，不仅钱本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著作也被禁而长期不能流传，甚至和钱同时与之有交往的人，其著作中有钱氏一序，或者有酬和之诗文，“亦在禁毁之列！“钱基博在《明代文学》中评价“钱氏以明代文章钜公，而冠逊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际一些文士人生态度的矛盾。

　　但他在学界文坛的宗主地位，未因此而动摇。当其八十华诞时，归庄仍送寿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黄宗羲在钱逝世后所作的《八哀诗》中，仍将其引为“平生知己”，且肯定其“四海宗盟五十年”的学术地位；即使是像顾炎武至死不仕清廷，不愿列名于钱的“门生”的人，仍肯定其是“文章宗主”。

　　近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曾撰写了一部百万字的史学名著，以钱谦益小妾柳如是为书名，叫做《柳如是别传》，表面上是柳如是的传记，实际上写的却是钱谦益在降清之后如何与郑成功合作反清复明。当然，也有很多人质疑、挑战陈寅恪的观点，至今仍无定论。

历代评价

陈子龙：“阁下雄才峻望，薄海具瞻，叹深微管，舍我其谁？”

黄道周：“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

黄宗羲：“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烟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阎尔梅：“绛云楼外凿山池，剪烛春宵念昔时。鼎甲高题神庙榜，先朝列刻党人碑。邵侯无奈称瓜叟，沈令何言答妓师。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

归庄：“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耄耋矣。”

徐鼒：“谦益负文章重望，羽翼东林，主持坛坫；百年后，文人犹艳称之。论者徒诮其不死国难，而余事无述焉。而不知其名辱身危者，非一日之积矣。献台之媚，瓦砾盈舟；同乘之羞，招摇过市。身死未寒，破巢毁卵。夫岂无罪而获斯报于宗族乡党也！纯庙之谕曰：‘谦益一有才无行之人’。真万世斧钺之公哉！”

乾隆帝：“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至钱谦益之自诩清流，腼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等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犹假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魄。”

纪昀：“首鼠两端，居心反复。”

邹镃：“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

周星誉：“时我世祖定鼎已六七年，而牧斋谬托于渊明甲子之例，于国号纪年皆削而不书，已悖甚矣。”“是时残明遗孽，犹假号岭越间，江浙遗民，与海上之师互为影响，故牧斋自附于孤臣逸老，想望中兴，以表其故国旧君之思，真无耻之尤者也。”

赵尔巽：“钱谦益……博学工词章……为文博赡，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明季王、李号称复古，文体日下，谦益起而力振之。”

刘声木：“自知大节已亏，欲借此以湔释耻辱，此所谓欲盖弥彰，忏悔何益？”

张鸿：“先生以外家顾氏之产，置红豆山庄，托迹啸咏，人不措意，实则密使往来，传达消息，招募志士，调达军令，特为枢钥。读集中时有流露，否则吕留良、黄宗羲、归庄、邓起西、吴之振及松江、嘉定诸遗老，志节贞介。若稍有异趣，必至割席，何肯往来如家人兄弟乎？”

章炳麟：“郑成功尝从受学，既而举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则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且言新天子中兴，己当席蒿待罪。当是时，谓留都光复在俾倪间，方偃卧待归命，而成功败。后二年，吴三桂弑末帝于云南，谦益复和《秋兴》诗以告哀。凡前后所和百章，编次为《投笔集》，其悲中夏之沉沦、与犬羊之俶扰，未尝不有余哀也。”

徐世昌：“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

柳亚子：“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斯土，方闭户吟虞山《秋兴》诸诗，以当铙吹。”

陈寅恪：“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顾诚：“降清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钱谦益就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例子。”“幕后联络东南和西南复明势力高层人物的正是钱谦益。”

钱仲联：“有清一代诗人，工七律者无过牧斋……然则牧斋志节，历久不渝，委曲求全，固不计一时之毁誉也。”

钱海岳：“谦益清流领袖，首先迎附，皆为国罪人，乃失身于前，归正于后。”

吴晗：“人品实在差得很，年轻时是个浪子，中年是热中的政客，晚年是投清的汉奸，居乡时是土豪劣绅，在朝是贪官污吏。一生翻翻覆覆没有立场，没有民族气节，除了想作官以外，从没有想到别的。”“就钱牧斋对明初史料的贡献说，我是很推崇这个学者的。二十年前读他的《初学集》、《有学集》、《国初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证》诸书，觉得他的学力见解，实在比王弇州、朱国祯高。”

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早在1965年就曾发表长文——《钱谦益与清朝的经学》，文中指出：“钱谦益是明末清初17世纪前半叶中国文学或文明史的巨人，他不仅是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也是政坛巨子，但他却未能受到重视，研究论著很少。”

————————————

关注微信公众号：诗评万象

八卦掌付

欣賞學習，早上好。敬茶。

北窗

学习！

穿越梅嶺

八卦掌付 发表于 2015-11-29 08:19
欣賞學習，早上好。敬茶。

下午好。

穿越梅嶺

北窗 发表于 2015-11-29 10:40
学习！

謝謝來訪，下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