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此文身地,卅年托死生。花连春腊紧,日扣雨雷清。 韩骨因争远,苏门许未成。幸无鸿鹄至,倍使怨遥声。 杜门弟子《岭南》 初读这首《岭南》,便感到字里行间充满一种默默老去的无奈,一种怀才而无为的怨气。看到作者的诠释,想从中寻找可做他解的蛛丝马迹,可惜所作诠释只指明典出,至于诗的本意,可谓不露痕迹。既然这样,我想作者将这些诗句化用在此,形成一诗,绝不会只是为了展示才学的广博,更不会是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作为一首感怀之作,应该是意有所寄。所以,所作诠释,不过是剑走偏锋。若如此,这些只言典出,不谈意旨,避重就轻的诠释,倒让我觉得有些“欲盖弥彰”,有许多“难言之隐”了。 首联“奈此文身地,卅年托死生”句。读此联,很难感觉到苏轼“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那种故作淡定的快意,倒是能真切地感受到类似于被贬至此,一居三十年,不得扬眉的悲叹,与“共来百越文身地”所表达情境相合。到底作者有无此经历或感受,不得而知,不过是借助文本推断而已。 岭南已不是唐时岭南,东南沿海更是日新月异。现在写岭南,不用其他的词,偏取历来专指偏僻蛮荒、孤苦难居的“文身地”一词,而在“文身地”之前特用一个“奈”字,一种极度无奈的情绪已在笔端,暴露无遗了。纵观全诗,一个“奈”字,早已奠定了这首诗情感基调。 二句“卅年托死生”语,只是写实之语,在第一句的基础上顺势而出,衔接自然,于平常之中,见文字之功。卅年是说时间之长;“托死生”虽是化用杜诗,在这里应该早没了杜诗那种“真堪托死生”的赞叹了,有的只怕是长期身困于此苦恼与无奈而已。 如此说来,二联写景句,最难捉摸。单从此联看,似乎与上联所言皆不相合,对于作者,这种“不合”,自是不可能的。不妨暂且搁下此联,先看三、四联。 三联所举两典,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韩、苏二人皆为文章泰斗,所谓高才之人;二是两人都有怀才不遇,身受贬谪,满腹冤屈的人生经历;三是两人都是因为性直,直言取祸。那么作者在此连用这两人之事入诗,估计不是想通过苏轼那一句偶发之言,想写此地之美吧,若如此,第三句“韩骨因争远”便不通,应该是另有所指,另有所寄托。既然这种寄托,不是“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自欺欺人,那是什么呢?只能是自比韩、苏,假借韩、苏之典,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与不满。所以“苏门”一句,作者虽说是出于苏轼“不辞长作岭南人”一句,但已与原诗的含义没有丝毫的联系了,若说有联系,不过是苏轼想在这“文身”的蛮荒之地做个“岭南”人而不能的悲哀,果如此,可见怨之深了。 四联虽借雁不过衡阳,来强化岭南的偏远,深化无奈与怨愤之情。但何尝不是借“鸿鹄”这一特定意象,而暗扣心志呢。鸿鹄不至,心志难酬,僻居岭南,终不见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语,此为一恨;怀才不遇,空有鸿鹄之志,究其根由,是不得“遥声”,此为二恨。“怨”字既遥呼首联中的“奈”字,也使首联情感得到了最后的强化与具化。所以,“遥声”表面上似指鸿鹄之声,在这里恐怕已具有了象征意义,是别有所指了,到底指什么,其意已明,不说也罢。 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再回头看看三联写景两句。用作者的话说,应该是在写花开春腊,岭南春早,或者是四季花开,兼有“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美景,真是这么回事吗?若如此,此联在全诗之中,倒显得不伦不类,与上下皆不合了,那所谓的“怨”,又从何而来呢?岂不矛盾至极!所以我认为,不妨把这两句解读成花开春腊,又是一年,时光飞逝,人生苦短的“明镜悲白发”失落与怅惘,倒是合理些。那么半晴半雨的岭南,绝不是什么“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美景了,而是虽有日光,但是伴随着风雨雷电的怪异之景了。 这样解读,或许与作者本意不合,但应该不违背这首诗文本所给与的内涵。 所以我用《以诗解诗》为题,写了“漫道文身地,如今最养生。花开春气早,日伴雨山清。致祸多韩骨,怀才难晚成。闲心鸿鹄向,听取两三声”一诗。须知解诗本是一首独立的诗,不是简单的翻译,算是一种特别的和诗吧,重在针对原诗本意,加以延伸,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离开原诗,也能独立成诗,才能称得上是诗,所以我的诗不叫《解诗》,而叫《以诗解诗》。
附:杜门弟子版诠释如下: 柳诗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第一句。 杜诗真堪托死生,化用一下,第二句。 花开四季,第三句。 刘诗东边日出西边雨,第四句。 韩诗敢为圣朝除弊事,争。好收吾骨瘴江边,骨。第五句。 苏诗,不辞长作岭南人,却去了海南,许未成,第六句。 雁到衡阳不过,第七句。 岭南一则遥,要怨,若有雁声,更要怨,故倍,张诗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第八句。 很大白,问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