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赋斟要7 賦与骈文

三余草堂 · 发表于 2015-3-24 10: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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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赋斟要7 賦与骈文

文：三余草堂

骈文就是骈体文，两马并驾一车叫骈，这里是比喻，就是文章构成基本上是俪辞偶句，两两相对，这种形式除了文风和社会原因外，也与汉字的特点相关联，单音独体的方块汉字，一字一音，一音一意，这就给‘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的骈文，造成特别有利的条件。骈文在语言形式方面主要是对仗、声律、用典和藻饰。骈文在句式方面一般是骈四俪六，也就是四字句和六字句。文心雕龙·章句说：“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后人所谓‘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就是这种句式的说明。骈文在晚唐就称为‘四六’。李商隐有文集就称《樊南四六甲乙集》。早期骈文句式尚无限制，齐梁后形成四六，到唐宋就定格化了。依据对仗的要求，‘四六’的基本结构是；四四（四字对四字），六六(六字对六字),四四四四（上四下四对上四下四），四六四六（上四下六对上四下六），六四六四（上六下四对上六下四）骈文不仅要求句法结构、词性相对，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的复句，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连词、介词对连词、介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一般是异字相对，连词、介词是同字相对。做的骈四俪六，而且要求分别事类，对仗工整，也就是对对。骈文的对仗和诗词一样，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相为对仗，这是正格。词类相对，同类词相对是工对。同义词相对在骈文中也不少。出句与对句完全或基本同义，叫做‘合掌’，是诗文家的大忌。同时也要避免同字相对，善于运用对仗，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性，太拘泥了，又会束缚思想，影响内容的表达。

声律是与对仗紧密相关的，除了上述的要求外，还有平仄相对。以四六四六为例，四字句，一

般是七言律句的上四字，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六字句是四字句的扩展，在平起的四字句前加仄

仄，在仄起的四字句前加平平。声律的要求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或者“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其他类推。四字句的句法，一

般是二二；六字句的句法，一般是上二下四，还有一字句，虚词；‘但、正、又、渐、更、甚、

乍、尚、况、且、方、纵等，有些是动词，对、望、看、念、叹、算料、想、怅，恨，怕、问等等。

二字句，平仄、平平，或叠用。

三字句，一般用五律、七律的尾三字，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还有仄仄仄，仄平仄两式。

五字句，就是普通五言律诗的律句。一般是上二下三，也有上一下四的。

七字句，就是普通七言律诗的律句，其节奏有上四下三，上三下四。

八字句。往往有两句复合而成，一般是上三下五，上一下七。

九字句的句法一般是上六下三，上三下六，上四下五。

十字句，一般不多见，句法是上三下七。

十一字句，句法一般是上六下五，上四下七。其原理与律诗相同。骈文的声律形成于梁陈，到唐定型。

用典和藻饰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正今者也。”这说明用典的目的是援古以正今，本是修辞的一种，可骈文为了委婉、含蓄、博雅，就大量用典，成为骈文表达上的一大特点。为了适合骈俪对偶的需要，骈文用典讲究剪裁、融化，因此看不出典故的原貌。不熟悉者，就读不懂他。藻饰，是骈文的又一特点。所谓藻饰，就是把辞藻修饰得很华丽，妍丽，因此多用风花雪月、美色金玉、丽人香草、珍禽异兽妍丽辞藻：“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隋初李谔上书请革正文体说）往往少实感而流于浮艳。由此骈文是特别注重形式美的文体。形式整齐、音节和谐、语言典雅、辞藻华丽。但过于追求形式，往往影响内容的表达，过多的用典，冗繁累赘，丽靡过甚，又与情理相悖，因此四六文不及骈散相间显得活泼灵动。

骈文起源于辞赋，反过来又给辞赋以影响。范文澜先生说过：“赋体句法多用整句，影响到散体文，东汉时散体文渐变为骈体文。反过来又影响到赋的句法，整句渐变为俪句。班固《两都赋》有‘周以龙兴，秦以虎视’等句，张恒《东京赋》有‘声与风翔，泽从云游’等句法都是有意识地造成对偶句，借以增加词句的色彩。此后逐次增饰，到南朝时，对偶既极工整，音节又复谐和，古赋渐变为俳赋。由于声律的运用愈益熟习，到南朝末年以庾信为代表又变俳赋为律赋。（《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247页）骈文肇始于汉，形成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经过唐宋两次古文运动，骈文的正统地位为古文所代替，但仍有人写骈文，并且出现了《啊房宫赋》，《前赤壁赋》等文赋，可见骈文对我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崇尚骈俪，诗文总的趋向是追求对仗、声律、用典、藻饰的形式美。魏晋的骈文还是‘体兼骈散’到了南朝，就偏重词采，非对偶不成句，非用典不成言，尽管形式华美，可是瘠义肥辞。齐梁时代已臻成熟，但语言形式对仗、声律尚未完全固定，要求亦不太严格。齐梁以后，更是刻意求工，逐成四六，范文澜先生说：“士族过着腐朽萎靡的生活，反应在文学上，就是只讲求形式的美观，也就是用事务求繁富，对偶务求工整，声律务求和谐，说到内容则几乎是空乏或者是污秽。但是，但就形式美来说，对文学发展上也还是一个成就，因为没有南北朝文士的讲求，便不能有盛行于唐朝的文学，至于真正代表东晋南朝文学的，显然不是这些形式美的文学，而是违反当时文学习尚，较为朴素的作品。”（《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409页）一般的骈文多以华美的形式掩盖空虚的内容，以流于绮丽而柔弱。但到赋，也有一些好的作品如《芜城赋》、《别赋》、《哀江南赋》、《与陈伯之书》、《情采》、《文选序》等。从语言风格来讲，‘体兼骈散’的作品一般高于典型的四六，范文澜先生又说：“魏晋骈文，句法整而兼有疏散，色彩淡而兼有华采，气韵静而兼有流荡，声调平而兼有抑扬，大至论说，小至柬札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境界之高，难可追攀。” （《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415页）

辞赋骈文声律对仗，其原理与律诗相同。汉魏六朝诗主要是五言，也有四六七言。五言，有古诗十九首；四言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七言，曹丕的《燕歌行》。六言极少，乐府还有杂言。汉魏六朝诗和散文的区别不是很大。谢灵运的《登池上楼》、谢朓的《晚登三山还望京邑》都是对仗很多的。这也不能成为特点，因为受辞赋、骈文的影响，文人都喜欢用对仗，有很大的随意性，不是格律上的固定要求。诗歌的口语化是汉魏六朝诗的特点。这是优良传统，唐诗宋词都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到元曲，就更加口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