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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由于佛禅与诗学主体及诗歌创作的相互融通,带来了诗学理论上诗禅交融互渗现象,产生了新的理论方式和理论学说。具体而言,唐代诗论在佛禅影响下产生了意境说和意象式批评方式。具体表现为:
一、意境说的诞生:
佛家色空观直接启示文论家对虚实关系的研究及其解决。虚实关系的对立统一又直接促成了意境说臻于完善。意境说是托名王昌龄的《诗格》中提出,其曰:“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心,则得其真矣。”。这里描绘的三境:物境、情境、意境,主体之意次第增长,意境因此得到推崇。
对意境说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作用的是唐中叶的诗僧释皎然。“境”本是佛家用语。佛家认为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如色为眼识所游履,谓之色境。法为意识所游履,谓之法境。根据唯识论,又认为外境只能依存于识而显现,当它产生后又转变为新的识,所以外境是无自性的,是空的。释皎然在诗论中,源于佛学的“境”字使用频率很高,据查《皎然集》中含有“取境”、“造境”、“缘境”等佛教术语,而最突出且与诗学最密切的“取境”,皎然在《诗式》中生动论述了诗人获取“诗境”的心理状态,他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大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偏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可见,他强调“取境”时主体“心境”的积极参与,需要“心境”对“物境”的游履攀缘,才能使得“境”开始获得一个结构性艺术心理空间,即“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诗境,就这样,释皎然借用佛教之“境”创建了自己的诗境理论。此外释皎然还借用佛家色空观,阐发诗中“虚实难明”的意象给人带来的“但见性情,不见文字”的美妙意境追求。他在《诗式》中说:“夫境象非一,虚实难明。有可睹而不可取,景也,可闻而不可见;风也,虽系乎我形,而妙用无体;心也,义贯众象而无定质;色也,凡此等,可以偶虚,亦可以偶实。”这样,他的取境说也就是真正切实地在论证诗歌意境的创作问题了。有人这样评价:“皎然以诗禅兼行的诗僧特有身份,借用禅宗(南宗禅)理论来阐发诗理,在这种新的视角观照下,诗歌创作和审美规律更为清晰和透彻,而这又为中国诗歌美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最终发展为严羽以禅喻诗的的独特诗歌理论。”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晚唐时,司空图将佛、道禅思想融合,吸收并发展了皎然等人的理论,提出“韵味”说并归纳出二十四种诗境形式,推动了意境说的发展和完善。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司空图提出“长于思与境借,乃诗家之所尚”的创作理念,认为诗人在诗歌创造中,只有意和物,情与境相触相融,才可能创造出有意境之作。以“思与境偕”为基础,司空图又提出了“韵味”说。“韵味”说是以“韵外之致”“韵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为代表性表述的对于诗境形态特征的总体归纳。司空图在阐述“韵味”说时运用了佛教的色空观,在《与李先生论诗书》中,他说:“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在《与极浦书》中又说:“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哉?”。司空图已经意识到意境是多层次,立体的,其中有能为人的生理感官所感受到的“实象”,更必须调动人的创造性的审美想象才能领悟“虚象”。要从理论上阐明“虚象”的各种特征及其与“实象”的关系,却非易事。因此,他对“虚象”的难以把握,不可琢磨发出了深深的感慨。尽管如此,他却并没知难而退,而是进一步对由“实象”诱发“虚象”所具有的不即不离特征作了探讨。在《与极浦书》中,他进一步指出:“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图对意境中虚与实关系的深刻认识,标志着意境说在唐代的发展与成熟。
可见以释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的唐代诗境理论是在佛禅影响下形成的,它融摄了色空、虚实、情景、形神、韵味、言意等诸多范畴,成为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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