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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习惯就是特别注意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否定传统文化的其矛头所指莫非是儒家,比如“五四”时的打倒孔家店,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而持肯定态度的,其捍卫的对象也是儒学,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抛弃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其分析的对象也主要是儒家。虽然对这一习惯不乏质疑的声音,但不得不承认,儒家思想、儒家文化虽不能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但它确实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于儒家的学说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儒家学说中。为了更好地说明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相反相成做一些简单分析。
今天先来简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汉民族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相反相成以及汉民族内部各区域文化的相反相成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化自成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包含多民族文化系统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汉民族文化系统是最为完整、发展水平最高,一直居于主导地位。汉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表现在它是历次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核心,华夏文化的基本格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到秦汉时期随着统一中央集权政权的建立和统一文化、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的实行,出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局面,也就是这时已基本上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统一的汉民族文化。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融的高潮。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第二次是宋辽金元时期;第三次是清代,这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融,有的是在汉族政权领导下进行的,有的是在少数民族政权领导下进行的,但融合和交融的结果都差不多,即每次融合、交融后形成的仍是汉族文化。也就是说,虽然每次融合和交融都为汉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为汉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但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汉民族及其文化的基本格局,这就表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确立起来的汉民族文化是中国历次文化大融合的核心。
汉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它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强大吸引力上。这种影响力和吸引力使得汉民族文化成为将许多民族文化凝聚成一个大系统的核心。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都大量吸收了汉民族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招纳了不少汉族能工巧匠和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发展农业、手工业,营造宫室城郭,创建各种政治军事制度等,这种情况,既决定了历史上一部分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后,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最后都与汉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但在肯定汉民族文化的主导核心地位的同时,也应指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汉文化在历史上大量消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士对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汉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创造。还应当指出,华夏文化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上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既有激烈冲突、对峙,也有友好交流、交融,也就是说,它们是相反相成的。
在华夏文化与其他各族文化的相反相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华夏文化与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的相反相成。华夏族文化是发展水平最高的农业文化,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文化是典型的畜牧业文化,二者从生产生活方式到制度习惯,进而到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有明显的差异,二者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斗争的主线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存在以华夏的农业文化与西北地区的畜牧业文化相反相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华夏的农业文化居主导地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国家,是以除了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相反相成外,事实上汉民族内部各地区的文化也具有相反相成特色。这不仅表现在方言的各异、风俗的不同文学艺术风格和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甚至深入到心态习惯方面。比如,南北朝时,北方乐府粗旷豪放,南方乐府缠绵悱恻,北方宗教重“禅定”,南方宗教重“义理”。文学艺术和宗教的这些差异,就反映着心态习惯的不同。地区性文化差异的集中表现,是思想学术流派的地域背景,在先秦,华夏文化按地域差异,可分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关中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儒、法二家就诞生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的母胎之中。在隋唐,禅学分为南北二宗,在宋代,理学分为镰、关、洛、闽四大家。在清代经学中,有“吴派”和“皖派”的分歧。
以上等等,足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是汉民族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以及各地域间文化相反相成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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