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抱诗心——诗歌之解读与创作 作者：陈永正
一 学者、诗人应具诗心
二 学者、诗人应懂得声律、吟咏，以利创作。（見上週末本版）
三 学者、诗人应懂得注释诗歌
注疏笺释，是古典之学，是中国传统治学之道。要做好注释工作，应有历史感和使命感，怀抱道心，志在千古，视之为立言之业。孔子自谓“述而不作”，朱熹《论语集注》云：“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注释之事，亦近乎述，其功虽不及作，而其难度，或有甚于作。皆以注书为美事。不应把注释之学只看作是一种手艺之学，要怀著虔敬之心，视之为心灵之学。 注释之学，在某些当代学者眼中，不是“科学”，治诗词者亦有认为笺注是雕虫小技，仅翻书摘录、检索电脑而已，非“学术研究”，故不屑为之。注诗大家钱仲联也声言“笺注是我的副业”，其心中似乎亦认为笺注低于教学研究一等，而钱氏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仍是诗词注释。近年高校形成一套模式化的考覈基制，在种种功令禁格中，笺注之作甚至不算是所谓的“科研成果”，一个注本的“得分”往往不如一篇论文，这使得不少有志于此道的中青年学者感到丧气，望而却步。
陈式《重刻昌谷集注序》云：“世固无有不能注而能学者。”能注诗，亦意味著必先把诗读通，并有能力进行注释，才能成为合格的学者。是以注家必须端正态度，认识到注释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以最大的决心努力完成。为古人诗作注，要怀有诚敬之心，秉公致正，特立独行，不为时风所左右。
广义的诗歌注释，具体内容大概可归纳为以下九个方面：
- 一、训诂字词。包括对字音、字义以及名物、地理、职官、典制等方面的解释。
- 二、揭示用事。包括使用典故及化用“成语”。
- 三、考订史实。史事的考辨、订證。包括诗人所处的时代、创作背景及其生平事迹、经历、交游等。可编纂“年谱”。
- 四、疏解诗意。疏通文字，解释诗句，阐发奥义，揭露心志。亦可作串解或今译。
- 五、探求诗法。包括字法、句法、章法以及各种修辞手段。
- 六、评论赏析。包括圈点、眉批、题解、评述、议论、鉴赏等。
- 七、补漏辨正。诗歌文本的辑佚及各种资料的汇辑、补辑、辨析、纠谬、辨伪、订正等。可编纂“资料汇编”。
- 八、校勘文字。搜集版本，条列异文，审定正误。可出“校记”。
- 九、阙疑待考。有疑未决，则付阙如，标明“待考”，以俟后来。
以上九项，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关联的。注释的要点，约言之，不外是解释与评论两端，而注释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作品中蕴涵的原意。师法前人。初学注释者，最好先有老师指导，指示门径，然后遍读历代有关注释方面的名著，吸取前人经验，总结出一套方法。切勿自恃聪明，不屑学古；冥行擿埴，必无所成。《毛诗传笺》向被学者认为是治经者首选之书，也是有志于诗歌注释的学者必读的入门书。郑玄《诗谱序》云：“欲知源流清浊之所处，则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傍行而观之，此《诗》之大纲也。”《诗》乃国诗之原，《毛传》乃诗注之始，张之洞《輶轩语》云：“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欲用注疏工夫，先看《毛诗》。’”刘声木《苌楚斋五笔》卷七引其说，谓“《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更不易得，欲通古训，尤在于兹。”“最切人事，义理较他经为显，训诂较他经为详。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诗》义该比兴，兼得开发性灵。”又引茅谦《学诗堂经解序》云：“闻之先师柳宾叔先生言，治经必先治《毛诗》。盖经义隐奥，寓诸训故，训故不明，则典制无从考见，而先圣王之微言大义，皆以盩戾而不能通。”所谓知源流，明训故，言名物，识比兴，考典制，显义理，发性灵等等，皆为注释之要义，解诗者亦当以此为务，若不解此，贸然而为之，则难免举鼎绝膑矣。《毛诗序》说明每首诗的内容，钩玄提要，纲举目张，亦堪为学诗者取法。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云：“李善之注《文选》，得自师传，颜籀之注《汉书》，亦资众解，是则寻览前篇，求其根据，语能得其本始，事能举其原书，亦须年载之功，岂能卤莽以就也。”李善之注，可为百世之法。
一 要正确理解诗意
当然，真正领会诗人最深层的用意，实在很难，但下笔前至少要把诗歌字面上的含义了解清楚，一词一句，是什么意义，全诗是在说些什么。这最低的要求，看似寻常，要做到却也不易。前人常说，读书从识字始。要明语源，始于字词的训诂，弄通每个字词的意义。注释者必须逐字逐句吃透，句栉字比，每个字词都不可轻易放过，生字僻词，固然要重视，但出问题的往往是看似普通的字词。字有多音，词有多义，要落实到具体一首诗中，此词是何音何义，须要结合全句以至全诗的语境判断。句中的“虚词”尤应注意。解决了字词的问题，进一步理解句意。大多数诗句，字面上的意义一览可了，如果觉得句子读不通，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自己真的不理解，二是句子或有误字。两种情况都是问题，不可轻易放过。对前者，只能认真思考，多方检索，弄清楚字词、典故，真的不懂，最后还是请教他人。对后者，则要认真校雠，对勘版本。理顺句子间的关系后，以自己的心思去重组全诗，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才开始正式动笔工作。 《后汉书·郑玄传》所引郑玄戒其子益恩之书云：“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二语已把笺注的目的阐述得很清楚：一是要把原作者的“元意”表述出来，二是要把各家各说加以整理，以成自己一家之言。整理和笺释经典，是郑氏的志愿，也是他毕生从事的工作。
元意，即原意，本意，是诗人创作时所确立的主旨。孔子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认为语言、文字是有意图的，注释家也希冀与作者的意图同一，并传达给读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云：“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故史注可明述作之本旨，其为用甚钜。诗歌注释也是专门之学，所传者唯诗人之心志而已。诗，是很奇妙的文体，即使能认识每一个字，弄通每一个典故，考證出每一个有关史实，还是不一定能真正理解诗意。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上云：“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四云：“同一诗也，此解之而通，彼解之亦通，则无为定论。”同一诗，理解亦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云：“文学史，就其最深层的意义来说，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然而企图“用学术的方法来复活那个已逝的世界”，已是奢望；企图返回历史的原点，“还原”古人的真实生活及思想，更属妄作。
学诗者只能努力进入诗人之精神世界，尽可能去理解其主体意识，揭示隐藏在诗句深处中的孤独的灵魂。至于能否确立客观的、标准的诠释？当代学者似乎是一边倒地作出否定的答案，而在中国古代所有的注释家都在做那似乎是不可为的事情。
诗人的“本意”，有如谜底般深藏于捉摸不定的言辞中，《诗·蒹葭》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惝恍迷离，可望而不可即，这也是每位读古诗者都会有的感受。邓实《谢皋羽〈晞发集〉后序》云：“谈胜国事，辄悲鸣不胜，所为诗文，多廋词隐语，人莫能识，而大抵皆伤心之作。”代异时移，百千年后的学诗者、读者，对这些廋词隐语又能猜到多少？古人诸多辩论，其中不少在今人看来，是显得那么偏执，那么可笑。
而今，当代诠释学的理论输入中国，学者们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对传统诗歌文本展开新一轮的探索，并努力建构出“现代意义”上的注释学体系。也许是因为知道本意难寻，学者们放弃“揭穿谜底”式的努力，转以产生新的意义为目的，原诗在诠释过程中“灵魂转世”而“重生”。文本已被彻底“操控”，全失本真，化身千万，不断轮回，扰扰攘攘，重入春梦。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当代以“解构”精神颠覆传统的后现代主义者，是否真的如小说家高阳所嘲笑的，企图“用一把欧美名牌的钥匙”来开“中国描金箱子上的白铜锁”呢？在批判或否定传统注释学的同时，是否也想到，他们也将会落入那轮回不息的怪圈中呢？
所谓“本意”，也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有的诗歌原意是非常分明的，一望可知的，有些是原意隐藏在诗句中的，有些原意是模糊不清的，也许作者本来就没有什么很确定的“原意”，诗歌是一种很特殊的文体，诗人创作时只是一刹那间的灵感，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所谓“信手拈来，无非妙境”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提出“机神”之说，谓“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是以“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诗的语言，有时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逻辑的。诗句的结构，有“语”而无定“法”，因而不能套用当代白话语法去分析它。“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诗中所表现的，每是一种意象，一点感触，目击道存，天然妙悟，惟妙手方可偶然得之。若学诗者过于追求原意，一定要作出明晰确定的解释，往往求深反浅，求显反晦。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其一云：“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七云：“此言最妙。然须知作此诗而竟不是此诗，则尤非诗人矣。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此语甚益人心智，“解诗必此诗，定知非解人。”笺学诗者当由此悟出，如果一个诗人，每首诗都是为时、为事而作，他往往就不是真正的诗人，翻开每一个诗人集中，更多是即景生情，兴感而作的，即使杜甫也不能每饭不忘家国，元、白诗也不全是“合为时而作”的。 刘将孙《新刊杜诗序》云：“自或者谓少陵一饭不忘君。于是注者深求而僵附，句句字字必傅会时事曲折；不知其所谓史、所谓不忘者，公之于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第知肤引以为忠爱，而不知陷于险薄。凡解诗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为甚。”可谓语语中的。甚者如姚正燮之注李贺，一部《昌谷集》，被解释成篇篇皆忠君爱国之辞，这更是无法使读者信服的。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自序》所云 “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发千古之覆，固然是所有学诗者的最高目标，但能有几人真正做到呢？杜甫《偶题》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许只有作者才能真正知道诗歌创作动机以及用意。
即使诗人自己，事隔多年之后，要重检当时具体情事，恐亦多已淡忘。本人喜好作诗填词，最怕的是别人要求讲解己作，曾有学生持我数十年前所写的诗词询问，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在焉。我执卷重读，有如梦影波痕，茫然怅然，无言以答，也就只能一笑而已。因为自己有时也无法明确其中的“原意”，这在他人看来是不合情理的，但我相信，每位真正的诗人词人都会同此感受。有时候，诗，还可以略说一二；词，只能是缄口不言，词的本意，比诗更为空灵缥缈，更难以捉摸，王焕猷《小山词笺自序》云“意常为无定之意，言亦为无定之言，期夫后人咀含玩味，申其意于千载之下耳”，然人意本已难测，何况是诗词之意，何况是千百载前的诗人词人之意呢！
学诗者“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欲求何永绍《昌谷诗注序》所谓“以千载以下之注，印千载以上之心”，其难可知矣！如杜甫名作《哀江头》结语：“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末句虽似字面浅近，句意显豁，却古今解者纷纭。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钱谦益驳之云：“沈吟感叹，瞀乱迷惑，虽胡骑满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谓有情痴也。陆放翁得以避死怕惑为言，殆亦浅矣。”陈婉俊《唐诗三百首注》又云：“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云：“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恋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钱钟书《管锥编》又云：“杜疾走街巷，身亲足践，事境危迫，衷曲惶乱。”此外，有谓为“心念朝廷”者、“对故国的眷念”者，不一而足。能自圆其说者，即成一家之论，至于杜甫本人当时的用意，实难言之。
叶燮《原诗》云：“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尽有精义，而吠声之徒，遂有无穷训诂以附会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一字一句如此，一章一什亦应作如是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之“虽读者未必无此意，而作者亦未必定有此意”以及谭献《复堂词录序》之“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等语，不应成为附会妄解者的口实。
诗人认识到语言在表意上的不确定性，故意在诗歌中运用它、强化它，以期在一首诗甚至一句诗中表达多层意思，使诗歌的形象显得更丰满。学诗者在解诗时，切勿胶柱鼓瑟，呆板片面去理解，把本来就是朦胧的诗意转化为清晰固定的文字，也是一种误导。许尹《黄陈诗集注序》云：“虽然，论画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难言；闻弦者可以数知，而至音者难说。天下之理，涉于形名度数者，可传也；其出于形名度数之表者，不可得而传也。昔后山《答秦少章》云：‘仆之诗，豫章之诗也。然仆所闻于豫章，愿言其详；豫章不以语仆，仆亦不能为足下道也。’呜呼！后山之言殆谓是耶？今子渊既以所得于二公者笔之于书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谓味外味者，虽使黄、陈复生，不能以相授，子渊尚得而言乎？学者宜自得之可也。”此深识诗道者之语。无论言外之意抑或象外之意，犹轮扁斧斫所成，心中所有，即至亲如子女亦不能言传。诗之味外味，亦只能由读者各自修行亲尝领略了。
前代注家，力求探原意，识诗心，“以意逆志”，而清代注家则更强调作品的实体价值和历史意义，在注释中，重事实，重證据，“知人论世”，“以史證诗”。诗注中融合了音韵、训诂、校勘、辑佚、考證、辨伪等学问，体现了注释家多方面的学术修养。
二 要明诗法
所谓诗法，是指诗人创作的技法和规律。诗法多端，如章法、句法、字法、用典、炼意，比喻、点化等。祖述，是学习和掌握诗法的要义。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一是“拟古”，摹拟前人的体裁和风格；一是学习前人的法度，仿效句法，蹈袭成语；一是袭用前人作品的内容和意境。大手笔如杜甫、韩愈，既力求语必己出，也明白学习并运用前人诗意诗语也是创作的良法。如胡应麟《诗薮》指出的，江淹“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源于曹丕的“朝与佳人期，日夕殊未来”和谢灵运的“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 孙奕《履斋示儿篇》谓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即孟浩然“何时一杯酒，重与李膺倾”之体，《江边小阁》“薄云岩际出，孤月浪中翻”，取何逊“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之句法。梁、宋、魏三代诗人，体格不同，然“愈衍愈工”，后人化用前人诗意，点铁成金，青出于蓝，精益求精。
用事，是古典诗文创作最主要的语言艺术技巧，是诗法的核心，也是注释的重点。方回《瀛奎律髓》云：“此但为善用事，亦诗法当尔。”用事，近世习惯称为“用典”、“使典”。用典，是一种继承，是对传统的认知和尊重。所谓“典”，本指简册，可为典范的古书；所谓“故”，是指古代的故事，成例。诗中所用的“典故”，有所谓的事典与语典，事典，指诗歌所运用的古代典籍文献中的“故事”，亦称“掌故”，即所谓“古典”。语典，指经诗家所化用的前人诗句及用语。用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使用典故，二是化用“成辞” (或称“成语”“成言”。)，即指引用的古书中故事及有出处的词语。以典故况喻现实，有学者认为属于诗歌的“比”“兴”手法。用事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蕴含著深厚的传统文化内容，涵育著千百年来的诗人，成为诗家必须掌握的重要诗法。用事，又称使事、引事、隶事、事类。内涵与用典相近，但外延则大于用典。对诗中之用事若不明瞭，则无法正确理解诗意，读如不读，故学诗者须一一注明，令疑难涣然冰释。
诗法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好诗，绝不是依赖繁琐的诗法作出来的，诗人的天赋、才情、阅历等才是决定因素。《金刚经》云：“无有定法”，又云：“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法愈多而弊愈多，诗论家津津乐道的诗法反而成为真诗人的梦魇了。
（全文完，作者是中山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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