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唐人怎样写诗？

北戴河

[转帖]唐人怎样写诗？为什么好诗人集中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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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蠹 于 2018/12/11 21:46:33 发布在

[size=1.35em]    唐代的非主流诗人如何工作？唐人写诗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如何处理他们的时代？成为诗歌的朝代，唐朝付出的代价《 中华读书报 》（ 2018年12月05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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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年间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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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普通官员书法

    随身卷子

    唐代诗人如何获得创造力，这对于特别需要创造力的今人来讲格外重要。一旦古人在你眼中变成活人，而不再是死人，一旦古人的书写不再只是知识，不再是需要被供起来的东西，不再神圣化，你就会在阅读和想象中获得别样的感受。在社会已不复以文言文作为书写语言的今天，在外国文学、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被大量译介的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把唐诗封入了神龛。

    那么我们是怎样把唐诗封入神龛的呢？说来有趣，竟是通过大规模缩小对唐人的阅读！——显然太大体量的唐诗我们无力抬起。今天我们每个人（不包括大学、研究所里专门吃唐诗研究这碗饭的人）说起唐诗，差不多说的都是《唐诗三百首》（外加几个唐代诗人的个人诗集），不是《全唐诗》；而《全唐诗》，按照康熙皇帝《全唐诗》序所言，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日本学者平冈武夫为编《唐代的诗人》和《唐代的诗篇》两书，将《全唐诗》所收诗人、作品逐一编号做出统计，其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但这依然不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全部唐诗和全体唐代诗人的准确数字。若较真儿的话，当然应该再加上今人陈尚君辑校的《全唐诗补编》，再增加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

    在湖南洞庭湖区湘水和沩水交汇处的石渚（古地名，位于今长沙丁字镇）一带有一个唐代窑址。陶瓷学界因这个窑址地近长沙而称之为“长沙窑”（也有人称之为“铜官窑”，以其亦近铜官之故）。人们在这个窑址发现了大量中唐以后的陶、瓷器。在已知瓷器的器身上书有一百余首唐代诗歌，其中只有十首见于《全唐诗》。这些诗歌肯定多为工匠或者底层文人所作，内容涉及闺情、风情、开悟、道德、饮酒、边塞、游戏等。例如：

    夜浅何须唤，房门先自开。知他人睡着，奴自禁声来。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小水通大河，山深鸟宿多。主人看客好，曲路亦相过。客来莫直入，直入主人嗔。打门三五下，自有出来人。

    （见周世荣《唐风胡韵长沙窑》，载《收藏》杂志2010年第2期，总206期。李知宴《唐代陶瓷的艺术瑰宝长沙窑》、覃小惕《文人参与的唐代长沙窑彩绘瓷》，载《收藏》杂志2011年第5期，总221期）

    这些诗一方面很可爱（其口语的使用令人联想到“语糙理不糙”的王梵志、寒山的诗歌；而《全唐诗》也并未收入王梵志的诗歌），另一方面比今人的顺口溜、打油诗也高明不了多少。不过这却是唐诗生产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诗歌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的唐朝。这里，我们可以将留存至今的唐诗约略的数量与唐代的人口联系起来看，因为唐诗生产的规模、质量与唐代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被拿来映照、检讨我们今天的写作与人口状况之间的关系。

    遗憾我手头没有唐代将近三百年的总人口数，但我们知道安史之乱前的754年，也就是唐代最辉煌的时期，它的在册人口在五千三百万左右。755年安史之乱，到764年在册人口降至一千七百万左右（大量迁移人口不在这个数字中，可能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807年在册人口不到一千二百五十万（凤翔等十五道不申户口，总人口较天宝年间减四分之三）。839年在册人口两千五百万左右（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所载户口数乘5推算得出，中华书局，1961，页302，307，320，329）。那么，从唐人在将近三百年的时间中创作的五六万首诗中（还不算亡佚了的）选出三百余首，这是个什么含义？如果你有耐心通读《全唐诗》，或者约略浏览一下，你会发现唐代的作者们也不是都写得那么好，也有平庸之作。例如号称“孤篇盖全唐”的《春江花月夜》的作者张若虚，见于《全唐诗》的作品还有一首名为《代答闺梦还》，写得稀松平常，简直像另一个人所作。

    李白的《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元朝人萧士赟认为它写得松松垮垮，甚至怀疑这是伪作。问题是，元代还有人敢于批评唐诗（明清诗话里对唐诗又推崇又挑鼻子挑眼的地方更多），但今天的我们都不敢了，因为我们与唐朝人并不处在同样的语言、文化行为和政治道德的上下文中。纵观《全唐诗》，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诗都是应酬之作（中唐以后诗歌唱和成为文人中的一种风气）。读《全唐诗》可以读到整个唐代的社会状况、文化行进状况、唐人感受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唐人的人生兴趣点和他们所回避的东西。这其中有高峰有低谷，有平面有坑洼，而读《唐诗三百首》你只会领悟唐诗那没有阴影的伟大。《唐诗三百首》是18世纪清朝人的选本，编者蘅塘退士与唐代隔着明、元、两宋，甚至北宋之前的五代，他本基于对《千家诗》所收唐宋诗人作品的不满而为发蒙儿童编选出此书。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原序云：

    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止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灵感何在

    《唐诗三百首》编得相当成功：一个诗选本，居然成了一本独立的名著。但如果我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材料，其结果：第一，我们是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第二，这也相当于我们以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谬之至也。

    写诗是唐朝文化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如此，彼时作诗者肯定就不仅仅是几个天才。比如说唐朝人怎么一赴宴就要写诗？一送别就要写诗？一游览就要写诗？一高升或一贬官就要写诗？他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灵感？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灵感！作为诗人-作家-官员-隐士也一样——你不会总是灵感在心的；当你赴宴或送别或在春天三月参加修禊活动时，在没有灵感的情况下，你写什么？你怎么写下第一句？好在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到今天还是可以查到的。而秘密一旦被发现，我们就会对唐人作诗产生“原来如此”的感觉。

    据唐时日本学问僧、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师弘法大师（此为大师圆寂后所获天皇谥号，其生前法号为遍照金刚，又称空海法师）《文镜秘府论·南卷》中“论文意”篇讲：“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同书又引名为《九意》的随身卷子为例：《九意》者，“一春意；二夏意；三秋意；四冬意；五山意；六水意；七雪意；八雨意；九风意。”“春意”条下有一百二十句，如“云生似盖，雾起似烟，垂松万岁，卧柏千年，罗云出岫，绮雾张天，红桃绣苑……”“秋意”条下有一百四十四句，如“花飞木悴，叶落条空，秋天秋夜，秋月秋蓬，秋池秋雁，秋渚秋鸿，朝云漠漠，夕雨蒙蒙……”这样的写作参考书其实已经规定了诗歌写作在唐朝，是一种类型化的写作，从题材到意蕴都是类型化的，与今天的、现代的、个性化的写作极其不同。

    古人诗歌写作的类型化特征与传统绘画，以及寺院佛造像、戏曲等的类型化特点基本相通。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宋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制作楷模”一节，对画人物者、画林木者、画山石者、画畜兽者、画龙者、画水者、画屋木者、画翎毛者等，都有从内容到形式到品位的明确要求。这就是一个例证。那么回到诗歌的话题上，我们现在所知当时的这类写作参考书有：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王起《文场秀句》一卷等（据张国风著《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商务印书馆，1999，页215-216）。呵呵，今天的诗人们靠写作参考书是没法在诗坛上混的！换句话说，唐代资质平平的诗人们要是活在今天，可能于以现代汉语写作抒怀只能干瞪眼。不仅今人到古代难混，古人在今天也难混。

    写诗当然不仅仅是抒怀和简单的套路化的书写动作，它后面还牵涉到太多的历史、制度、文化风气等因素。我一向认为一个时代的写作与同时代其他领域的艺术成就不会相差太远。它们之间会相互牵引，相互借鉴，构成一个总体的文化场。所以诗歌在唐代也不是一枝独秀。苏轼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里，苏轼还没有提到唐代的音乐、舞蹈、工艺美术、习俗、娱乐方式、长安城的国际化、佛经翻译、教育制度、思想界的状况、皇室的艺术趣味等等。我们在此也是姑且只讨论一下诗歌书写。在我看来，诗歌书写牵涉到一整套写作制度。时常有人（例如季羡林、夏志清等）站在古诗的立场上批评新诗，那其实都是极片面之语。在唐朝，诗歌写作是跟整个政治、教育、官员选拔制度捆绑在一起的。

    进士文化

    据学者统计，北宋王安石编《唐百家诗选》中近百分之九十的诗人参加过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者六十二人，占入选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而《唐诗三百首》中入选诗人七十七位，进士出身者四十六人。这里必须说明的一点是：诗人们的进士出身与诗人们应试时具体写出的诗歌应该分开来看。事实上，许多进士及第者的应试诗写得虽然中规中矩，但却并没能反映出作者们真正的诗歌才华。

    客观上说，唐代以诗赋取士还是促进了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使得诗歌写作成为进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许多高唱传统文化的人其实高唱的是由历代进士们和梦想成为进士的学子们共同搭建起来的进士文化。这也就是隋以后或者更主要是唐以后的精英文化。我指出这一点的意思是，在很多寻章摘句者的心里，先秦、两汉、六朝的文学成就其实是模模糊糊地存在着的。或者说，许多人不能区分唐宋之变以前和唐宋之变以后的颇为不同的中国文学。

    对今天的许多人来讲，所谓古典情怀，其实只是容纳小桥流水、暮鸦归林的进士情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属于这个进士文化传统，人们甚至在潜意识里自动将自己归入古代进士的行列，而不会劳心设想自己在古代有可能屡试屡败，名落孙山，命运甚至比一中举就疯掉的范进还不如，或者根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例如女士们）。这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乐观主义、相信昨天也更好的悲观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无知—对古人生活的无知，对当代生活的无知和对自己的无知。这让人说什么好呢！

    进士文化，包括广义的士子文化，在古代当然是很强大的。进士们掌握着道德实践与裁判的权力，审美创造与品鉴的权力，知识传承与忧愁抒发的权力，勾心斗角与政治运作的权力，同情、盘剥百姓与赈济苍生的权力，制造舆论和历史书写的权力。你要想名垂青史就不能得罪那些博学儒雅但有时也可以狠叨叨的、诬人不上税的进士们。

    但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唐以后的中国精英文化实际上就是一套进士文化（宋以后完全变成了进士——官僚文化）。今人中亦有热衷于恢复乡绅文化者，但乡绅文化实属进士文化的下端。如果当代诗人们或者普通读者们一门心思要向中国古典情怀看齐，那么大家十有八九是一头扎进了进士情怀。这样说一下，很多问题就清楚了。丰富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今天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但在它们被写出来、吟出来的时刻它们可不是遗产。它们的作者们自有他们的当代生活。它们跟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代风尚、历史逻辑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我们没有必要为他们梳妆打扮，剪枝去叶。

    古诗写作中包含了不同于贵族等级制度的智识等级制度。它其实并不主要对公众说话，它是同等学识、相似趣味的士子、进士们之间的私人交流。即使白居易悯农，他也主要是说给元稹、刘禹锡听的，然后再传播给其他读书人，或者皇帝也包括在内。即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浅白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因为他是官僚地主。

    我想，将这些话讲得明白一点，对于维护中国古典诗歌的尊严，也许不无好处。今人都知道“穿越”这个词，但当你穿越到古代——不仅是唐代——你会发现，古人对诗歌、诗人同行的态度迥然不同于今人。据说柳宗元在收到韩愈寄来的诗后，要先以蔷薇露灌手，然后薰以玉蕤香，然后才展读。

    古代有“黔首”的概念，但没有“大众”的概念。“大众”的概念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老百姓或者大众，当然应该被服务，应该被颂扬，其文化要求应该被满足，但古代的进士们没有听说过这么先进的思想，尽管他们懂得“仁者爱人”。很遗憾，除了在清末，进士们与源自西方的“进步”历史观无缘，所以进士诗人们并不以为诗歌可以将他们带向未来。

    盛景不再

    明代以来，他们甚至也不想把诗歌带向哪里，而是乐于被诗歌带向某个地方——家乡、田园、温柔乡、青楼、帝都、山川河流，或者过去的远方如废墟、古战场等等。所谓不把诗歌带向哪里是指：他们不考虑在创造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进行多大改造。他们不改造诗歌的形式，不发明诗歌的写法，而是进入类似19世纪英国浪漫又有些唯美的诗人约翰·济慈所谓的“消极状态”，被一种“零状态”的、永恒的、自然的、农业的诗意以及现成的修辞方式和诗歌形式带向某个地方。

    明清也有科举制，为什么诗歌繁盛局面不再？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从诗骚到诗赋，到词曲话本，到传奇或小说，有这么一个文体嬗变的过程。唐诗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唐诗的结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第二个满地诗人的唐朝。

    其次，唐朝接续隋朝，而隋朝在开皇三年（583年）即已开始“劝学行礼”“化民善俗”了。唐开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624年）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唐代的乡村学校并无政府固定供给的经费，主要靠束脩和个人资助，因而受政局兴衰影响不大。

    再则，妇女在唐代较在其他朝代，享有更大的社会自由度，这对文艺创作、文艺风尚均有好处。朱熹《朱子语类·历代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此外，初唐人都有一股子少年英豪之气，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朝气。

    还有就是，唐代有多位皇帝在写诗方面起到了表率作用。太宗、中宗、玄宗、德宗、宣宗皆有诗才。唐代的宫廷生活中充满了诗歌因素。中宗时君臣同乐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诗歌比赛。

    另外，唐代有官办的教坊和梨园。舞蹈姑且不论，歌总是需要歌词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既推动了诗歌创作，也对诗歌构成了限制。唐诗中有些作品其实是歌词类作品（如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

    在文学领域，唐人的写作对手是宋齐梁陈还有隋代的诗人们。初唐陈子昂就意图让写作回到建安风骨。李白在诗中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韩愈在诗中说：“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元稹以为宋齐梁陈之诗文“吟写性灵，流连光景”“淫艳刻饰，佻巧小碎”（《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唐人哪里瞧得上眼前的前人？回到更古老时代的写作尚可接受。李白与韩愈都有复古倾向。

    从今天的角度总体看来，唐人写诗，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宋初西昆体诗人们选择晚唐诗，尤其是李商隐诗的典丽作为写作楷模，但很快被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所修正，之后的多数诗人们继续发现、塑造世界与人，并开拓出自己的诗歌宇宙。到了明清，诗歌就不再是探索的媒介了；在和平时期，情趣、韵味、性灵拴住了大多数高级文人，使之格局越来越小（尽管也有明初高启和明末清初《圆圆曲》作者吴梅村这样的诗人）。

    当今的小资们都爱清代的纳兰性德，但小资们的投票恰恰表明了纳兰性德与小资品位的相通。到查慎行，人们对他的称赞是“状物写景极为工细”——这还怎么弄呢！明清也有科举制，但促唐玄宗李隆基墨迹成诗歌成就的不仅仅是科举制度，它应该是各种制度、各种思想准备、人们感受世界的方式、社会风气和语言积累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当然也离不开天才的创造。

    “拙于闻道”

    唐朝成为诗歌的朝代，是付出了代价的。连挣钱都得付出代价就别说写诗了。唐朝为它的诗歌成就付出的代价就是，没有大思想家的出现。汉代有陆贾、贾谊、董仲舒、桓谭、王充、王符，有《淮南子》的作者们，有与帝国相称的思想遗产，有结构性的写作；宋代有周敦颐、二程、邵雍、李觏、张载、朱熹、陆象山；明代有王阳明、李贽，直到明末清初还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而在唐朝，喜欢动脑子而不是仅仅抒情的人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但他们都是灵感式地思考问题，没有系统，不是结构性的思想家。

    在思想史上，韩愈占据重要位置，但韩愈本人的思想书写说不上深入和广阔。所以苏轼说唐朝人“拙于闻道”。唐朝的佛经翻译和史学思想成就高迈，但没有出现过战国、两汉、两宋意义上的思想家。唐人感受世界，然后快乐和忧伤。唐人并不分析自己的快乐和忧伤，冥冥中唐人被推上了抒情之路。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说：“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发达的时代，不如说隋唐是文艺发达的时代。”

    （本文摘自《唐诗的读法》，西川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第一版，定价4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北戴河

别拿“生僻字”当文化，汉字拼音化是必然趋势

    乔志峰

    最近，原创歌曲《生僻字》走红网络，它的作者是一位叫陈柯宇的90后苏州小哥。@陈柯宇K-KO 说，将生僻字串成的歌曲是想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汉字文化，传播一种正能量。（新京报我们视频）

   

    ​大致看了一下，这位小哥唱的那些字，有的不过是常用字，比如一些成语什么的。有的，则确系生僻字，大部分人或者从来没见过，或者见过却不知道该怎么读。

    说实话，有的生僻字，人们一辈子也用不了几次，有的干脆就没用。会认这些字，算不上什么有文化，更扯不上正能量、不值得拿出来炫耀。说白了，跟孔乙己炫耀回字有四种写法差不多，无聊、酸腐。

    中国汉字太复杂，中国人太喜欢玩文字游戏，在学习文字上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扼制了国民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汉字还有什么一字多音、一字多义等现象，并非精确文字，很容易造成歧义，由此更是带来了很多问题，增加了社会成本。拼音文字则不然，会读基本上就会写，极大提高了社会效率。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大多数中国文人喜欢穷经皓首、咬文嚼字、穿凿附会，因为这样很安全，又能消磨时间、显示学问满足虚荣心。同理，哪怕是社会上的普通百姓，也有人故意学一两个生僻字，方便自己装X。这种奇葩人物，时至今日依然不少，数年前我就遇见过一个。

    在某高校门外的饮食街上吃饭，发现几乎家家餐馆都是爆满，唯独有一家门可罗雀。因为赶时间，就走进去想凑合一顿。刚坐定，就有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子走过来招呼，点了菜，他却不走，神秘一笑，用手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字（是个生僻字，只用于地名），然后乜斜着眼看着我问：“看你戴眼镜，应该是学校的老师吧？认得这个字吗？”我懒得理他，摇了摇头。他叹息着走开：“唉，现在这社会啊，没文化！”我终于知道为啥这家餐馆门可罗雀了，人们倒不一定是嫌这个老头子讨厌，是感觉他脑子不正常，万一发起神经来不安全。

    语言文字拼音化，是大势所趋。当然，这需要过程。我们能否先从淘汰生僻汉字、戒除玩文字游戏的无聊怪癖做起呢？在微博上发表了上述意见后，有位网友留言指责：“漢字拼音化這種東西又被拿出來說事，反對中國人什麼時候能真做到矯枉不過正？”他用的是繁体字，说不定是位“老学究”，对汉字有较深感情。不过，他所谓的“反对中国人”却未免有文革遗风，过于上纲上线了。于是我回道：“这都能上升到反对中国人的高度啊？如果你查查都有哪些人支持汉字拼音化，你绝对不敢这么说。”

   

    ​他查没查我不知道，我给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网友提供一个资料吧。2015年3月12日，《快乐老人报》刊发文章《毛泽东曾考虑弃汉字用拼音》，不妨摘编几段：

    近现代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使用简体字的建议，但实际上使用拼音文字，汉字拼音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比如，1922年，钱玄同就提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鲁迅的观点尤为激进，他曾表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认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

    与建国前的文字改革一样，建国后文字改革确定的目标一度也是要实现拼音化文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并指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希望文改会研究出中文字母体系。因此文改会在当时一方面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并研发出了2000多个中文字母和诸多中文字母方案。

    为实现汉字最终的拼音化，1960年左右，山西万荣县还进行过拼音文字的试点，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汉字。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进行拼音文字的推广。万荣县还创办了一种拼音报，这种报纸完全采用拼音文字，没有汉字字形。不过试点并不成功，几年之后拼音文字在万荣县的试点被终止，拼音文字在全国的推广当然也就没有展开。

    …………

   

    ​

    窃以为，尽管万荣试点未能成功，尽管近年来汉字拼音化的进程看似停滞，但毕竟文字拼音化是必然趋势，早晚有一天汉字也将实现拼音化。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消除老脑筋和旧思维，更需要消除落后与愚昧，让更多的人放眼看世界、放眼看未来。

绝谷野樵

搞汉字拼音化的实质就是想从根子上灭亡中华文化，鲁迅曾在日本呆过较长时间，和内山丸造关系密切，有一定的亲日情结，说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或是受了日本人的蛊惑。事实已经打了鲁迅的嘴巴，今日的中国仍在使用汉字，但中国仍在，并未灭亡，而且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当年欺负中国的列强们如今还敢再来中国耀武扬威吗？

绝谷野樵

塞外秋来 发表于 2018-12-13 15:39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此说法，老樵根据何来？

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大帮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受日本人蛊惑，不少中国学生都有亲日厌中的情结，并直接导致同盟会的诞生，而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关系密切，孙中山的活动经费都由黑龙会暗中支助，目标就是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以“驱除鞑虏”的口号获得汉人的支持。汪精卫是同盟会元老，更是最大的亲日分子，后来成为大汉奸。918事变，国民党为何很快把东三省让与日本人？南京大屠杀为何中山陵秋毫无损？很值得今人深思。
附百度资料一篇：

日本黑龙会1901年2月3日成立，其宗旨是：“回顾东亚的大局和帝国的天职，为实行兴隆东亚的经纶，挫折西力东渐之势，目前的急务是先与俄国开战，在东亚将其击退，把满洲、蒙古、西伯利亚连成一片，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14）黑龙会的创建者和领袖是内田良平。
从黑龙会的宗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凶恶的侵华组织，其目标是先击退1900年庚子之变中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俄国势力，进而吞并东北三省、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这一地区有著名的大河黑龙江，所以定会名为“黑龙会”。黑龙会通过公开的舆论鼓吹和私下游说高级军政官员，对推动日俄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的结果终于使日本侵华势力侵入我国东北。值得一提的是，黑龙会的领袖内田良平1894年就曾经建立“天佑侠”组织，深入到朝鲜东学党起义军中，对推动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起过一定的作用，可以说是日本对外侵略的急先锋。
这个凶恶的侵华组织黑龙会以及它的领袖内田良平，与中国同盟会以及孙中山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合作关系。内田良平1898年就通过宫崎寅藏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会上内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不久当时的黑龙会会员后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灵魂北一辉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内田良平在《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提到孙中山1906年以来曾对日本朝野人士游说，以中国革命后在长城以南建国，满蒙让给日本，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报酬。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藤井升三认为：1912年2月初南北议和成功的前夕，孙中山、黄兴通过森恪与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商谈由日本提供给革命党一千万到二千万日元的援助，换取中国以某种形式把东三省让与日本。实际上，这一系列“意向"，仅存在于日本人的理论假设之中，不仅与历史事实发展轨迹相距甚远，而且不符合政治逻辑：既然黑龙会想用金钱来换取不平等条约，为何会相信未取得政权的孙中山，何况口头约定的形式，其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孙中山集外集》的主编王耿雄先生，在《孙中山与“中日盟约”的真相》一文中批驳了日本学者提出这一系列假设的意图，认为“中日盟约”、`旧中盟约”以及给小池张造信等“盟约案”均为日本军部策划侵略中国的阴谋,其目的是想以此作为论证日本掠夺中国的依据,从而掩盖二十一条侵略中国的野心。
那么何以孙中山和同盟会与日本一部分侵华势力能够形成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有些学者难以理解这一点，曾经竭力加以辩驳，但黑龙会是公开的政治团体，以黑龙江命名，有各种公开出版物宣扬其侵略主张，内田良平更是通过著述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侵略思想，如果说孙中山和同盟会不了解内田良平与黑龙会的侵略立场，那就过分牵强了。既然了解其立场，而又过从甚密，必然要对合作的基础和条件达成某种共识，这与同一时期康有为坚决拒绝与孙中山见面形成鲜明对比。那么，要和以并吞满蒙为根本目标的黑龙会达成合作的共识，除了出让满蒙还可能有什么合作条件呢？
当时国家和民族分裂的危险是十分紧迫的。日本和俄国本来是为侵略我国东北发生过大规模战争的死敌，然而一旦经1907年和1910年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双方竟然一变而成为以瓜分中国领土为目的而密切合作的伙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的1911年10月2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就与俄国总理大臣商议瓜分中国满蒙，谈话纪要中有：“根据一九O七年及一九一O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的问题已经预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一九O七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32）10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议：“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33）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密电给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帝国政府亟须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维持满清朝廷于华北一隅，而使其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乃属对帝国有利之上策。”（34）1912年1月13日，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致电内田康哉外务大臣：“关于清国时局问题，俄国总理大臣态度相当激越，锋芒所示，颇有一遇时机既由日、俄两国协商，一举分割满洲、蒙古之势。”（35）可见日、俄两国趁火打劫的决心是很大的，中国国内动荡时间越长，它们实现阴谋的机会越大。
鞑靼长期以来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通称，因此“驱除鞑虏”的口号给蒙古族的心理冲击不亚于满族，蒙古王公对伍廷芳的质问最足以反映这种疑惧心理：“共和国将仅以十八行省组织之乎？抑将合满蒙藏回共组织之乎？如诸君子欲合全国共谋组织，则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诸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即使诸君子所见不远，怀挟部落思想，谓我蒙古去之不足惜……

春振吕

好文！

锦绣云溪

北戴河 发表于 2018-12-13 14:18
别拿“生僻字”当文化，汉字拼音化是必然趋势

    乔志峰

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这句话，引用者多，至今未见出处，不排除老毛说过。但老毛关于文字改革问题，还有后来说的三句话，1）汉语拼音要搞好，2）汉字要简化，3）要推广普通话，这三点好像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引用过，前话再无使用，此后再无争论。可是这些似乎拥护或是攻击老毛前句话的，都不引用这后三句话，其心阴暗与否可知。

锦绣云溪

这西川的知识，令人感慨。。  
——明清也有科举制，为什么诗歌繁盛局面不再？

——说这样的话，令人乍舌！科举自隋以降至清末，除战争及元朝前期外，都举行。但设诗科的历史很有限，上启唐天宝至宋神宗，再就是乾隆中期重设诗科与它科并行，中有八百年未有举行，明一朝无，怎么就把诗歌繁盛与否同科举挂钩？

锦绣云溪

绝谷野樵 发表于 2018-12-13 15:32
搞汉字拼音化的实质就是想从根子上灭亡中华文化，鲁迅曾在日本呆过较长时间，和内山丸造关系密切，有一定的 ...

别义愤填膺，当时没有人能区分字母文字是次生文化，以至于以为象形文字落后，加以当时中国落后也是实际情形；再，就是计算机出现之前打字与电报，汉字特别困难，显得很落后。有此议论，未为不可。

北戴河

孙中山与黑龙会合作，不一定就是完全同意黑龙会的目的，政治就是互相利用，实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