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声律、四声与宫商的关系

许传刚

主要分析参考《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一文。

提示语:

       “四声”与“声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声调已有认识,但是对声调性质的认识，只有高低的区别，没有升降变化的不同。

       “永明声律”与“四声”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永明体”与“四声”并无关系，“永明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声律，而不是使用了“四声”。“永明体”形成在前，“四声”律出现于后。

       “宫商之辨”指“五声”律，“四声之论”指“四声”律，“四声”与“五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五声”在意义上与“管弦”有所关联，“四声”已与音乐无关。

        声律的五音、四声都是区别声调的。五音不是音乐的五音，它是用来区别字音高低的；四声是用来区别字音升降变化的。

        “五声”分类法最早是由曹魏李登提出的，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判清浊，分宫羽。是按字音高低分成五类，并不是五种声调。

许传刚

1）. “永明声律”与“四声”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永明声律论最迟在永明六年沈约著《宋书•谢灵运传论》时就已出现，此时距周颙提出“四声说”尚有数年时间，由此也可以看出，永明声律的声调分类法不会是“四声”；沈约著《四声谱》将创始之功归于周颙而非王融，钟嵘论永明声律将创始之功归于王融而不提周颙，也从侧面证明，“永明声律”与“四声”是两个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
       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 《诗品》记载：“齐有王元长（王融的字）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范晔、王融二人所言之“宫商”都不可能是“四声”的意思，因为范晔入狱时，“四声”的概念尚未出现，而王融卒于永明十一年（《四聲切韻》撰写不会早于永明十年），生前亦未必能接触到“四声”之论，而且王融既然说“范晔颇识之耳”，那么两人所言之“宫商”的基本含义应是相同的。王融与范晔二人都是用“宫商”来泛指文字声调，因为当时人们将汉字声调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沈约《答陆厥书》称：“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这里已明确指出，当时的汉字声调是分成五类的。取其前两类之名来统称声调，这在当时是约定俗成的，而后来王融创出的声律，也正是利用这种“五声”分类法来制定的。
      “永明体”与“四声”并无关系，“永明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声律，而不是使用了“四声”。

许传刚

2）. “五声”律，“四声”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刘善经《四声指归》记载：“（甄琛）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对此沈约在《答甄公论》中则说：“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从沈约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四声”与“五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甄琛所谓的“古典”，正是“五声”，这在当时是主流，是范式，而沈约所著的《四声谱》颠覆了传统，所以才受到甄琛的责难（刚刚说，梁武帝“雅不好之”或许也与此有关）。
       “宫商之辨”指“五声”律，“四声之论”指“四声”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钟嵘《诗品》对它们是分开论述的：从“古曰诗颂”到“斯为足矣”这部分讨论的是“宫商之辨”，而“至如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这部分则是讨论“四声之论”的。从“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一句可以看出，钟嵘所谓的“声律”正是“五声”律，因为只有“五声”才会在意义上与“管弦”有所关联，“四声”已与音乐无关，而钟嵘对“四声”及当时沈约新提出的“四声”律尚不了解（“余病未能”不是自谦，而是事实），所以没有对它们展开论述，只是一笔带过了。

许传刚

3）. “五声”的性质及其与“四声”的关系   
       “五声”分类法最早是由曹魏李登提出的，其所著《声类》将汉字分成“宫商角徵羽”五类，后来晋代的吕静又著《韵集》，沿用李登之法，将韵部也分成了五类，及至南朝宋齐年间，“五声”分类法已经普及，成为常识，所以范晔、王融、沈约等人在言及声调时直呼“宫商”，而没有像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对“四声”那样进行解释。《声类》《韵集》二书均已亡佚，今人对它们的了解多来源于以下几条记载：《封氏闻见记》：魏时有李登者，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魏书•江式传》：忱弟静别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潘徽《韵纂序》（《隋书•潘徽传》引）：“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只能了解到“五声”分类法是可以应用到诗赋创作中的，但对于其具体的性质，却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前人对于这个问题，存在颇多争议。

       声律的五音、四声都是区别声调的。五音不是音乐的五音，它是用来区别字音高低的；四声是用来区别字音升降变化的。
“四声”只是某一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汉语声调性质的认识，它与“声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声调理论不可能一提出就是完善的，人们对声调的认识总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不一定意识到声调存在之初就能分析出平上去入的特点。实际上，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声调性质的认识，只有高低的区别，没有升降变化的不同，这点从以下几条材料中能够看出来：沈约《答陆厥书》：“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宋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文心雕龙•声律》：“夫徵羽响高，宫商声下……凡声有飞沉……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 ”“高下低昂”即是当时人对于汉字声调性质的普遍认识，因此李登才可以借用音乐体系中表示相对音高的“宫商角徵羽”来对声调进行分类。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对于我们明确“五声”分类法的性质有很大帮助：“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 若‘置酒高殿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 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备于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古诗入乐，作诗需要考虑字音与乐调的配合，即“调五音，以谐会”，所谓“谐会”，是指诗中字音的高低起伏，与乐调的高低起伏保持同一节奏，换言之，就是在乐调的高音处使用声调高的字，在乐调的低音处使用声调低的字。李登将汉字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应该正是为了与乐调的“宫商角徵羽”五音相对应，以便在创作入乐的诗歌时使用；结合上文所引潘徽《韵纂序》对《声类》和《韵集》的评价，以及宋齐时人以“宫商”代指声调的做法，我们不难判断出，“五声”乃是一种不同于“四声”的汉字声调分类方法，它的分类依据，是汉字声调的高低，而不是声调的起伏变化。“宫商徵羽角”五字的读音，詹锳先生《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文学中之应用》一文已提出“宫商角徵羽应用于韵书当指字调之高低而言”的观点。根据《文心雕龙》“徵羽响高，宫商声下”一句推测，李登《声类》应是把声调最低的汉字划给“宫”声，次低的划给“商”声……最高的划给“羽”声，沈约谓“宫羽相变”，潘徽称“才分宫羽”，将“宫羽”对举，作为声调之分的代表，正是利用了“宫”声调最低而“羽”声调最高的特点。
        “宫商角徵羽”五音本是音乐的概念，李登借用它来对汉字声调进行分类，使它具备了文字音韵范畴的内涵，并得以应用于文学创作，而“诗乐分离”之后，声律论中所言之“五声”就主要是指是文学意义上的“五声”，与音乐关系不大了。
      在齊梁聲律論产生之前，詩賦創作非不講聲韻，但那時講的是自然的聲韻，而且又多與音樂有關。從詩歌自身的發展來看，隨著文人五言詩創作的不斷繁榮，五言古詩已逐步脫離樂府而獨立發展成徒歌，即鍾嶸所說“不備管弦”（《詩品序》）的五言詩，诗脫离對樂律的依附而創造符合詩之聲律的要求，已經成必然之勢。與此同時，隨著佛教的傳入和佛經翻譯的逐漸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我國音韻學的發生與發展。漢末發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與此有關。這對後來音韻學的發展是關鍵的一步。
      四声出，脱离了音乐的声调高低系统，由声调的起伏变化，开始突出节奏感，为诗脱离音乐独立自主做好了铺垫，格律诗便从吟唱而吟诵了。

许传刚

4）.宫商、四声的混淆
       一些研究者先存了“宫商代指四声”的主见，认为这五类声调是将“平上去入”四声中的“平声”分作两类，而凑成的“五声”，这实际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历代音韵学家中，见于记载的，最早提出“五声”即“四声”这一看法的，是北齐的李概，他在其所著《音韵决疑序》中称：“案《周礼》：‘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蔟为徵，沽洗为羽。’商不合律，盖与宫同声也。五行则火土同位，五音则宫商同律，暗与理合，不其然乎……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羽，读如括羽之羽。”这段话也是后世音韵学家对“五声”与“四声”的关系产生误解的源头之一。李概认为《周礼•春官•大司乐》中只言“宫角徵羽”而不提“商”，是因为“宫商同声”，在此基础上他又作了进一步的猜测，认为“宫商角徵羽”五声分类法，与“平上去入”四声分类法，其实是一回事，因为“宫商”二字的声调为平声，“徵”字为上声，“羽”字为去声（此“羽”字读如“括羽”之“羽”），“角”字为入声，正好对应“平上去入”四声。此论明显出于附会，而且逻辑上也不能自圆其说，如果“宫”声字与“商”声字的声调相同，那分成两类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汉字分为“宫商角徵羽”五类，本是为了配合音乐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与“宫、商、角、徵、羽”这五个字的读音没有任何关系，“窃谓”的“窃”字也说明这只是李概个人的主观臆测，而非当时人的共识，沈约在《答甄公论》中就已明确指出“四声”不是“五声”。
       萧子显虽没有混淆“宫商”与“四声”的概念，但已有些不清。对比一下萧子显的《南齐书》和李延寿的《南史》的原文就能看出来，《南史•陆厥传》中关于“永明体”的原文是：“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与《南齐书》相比，这段文字除增加了“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之外，还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改成了“将平上去入四声”。从萧子显的行文来看，当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平上去入”四声，但人们在言及“声调”时，仍习惯用“宫商”来代称，这也说明当时主流的声调分类法仍是“五声”，“四声”分类法影响尚小。萧子显能够分清“宫商”与“四声”的区别，所以后面他说沈约“四声”是齐梁之际文人的新发现，当时文人已意识到这一发现是对于前人观念的一种革新，因此其相关著述基本都以“四声”为名，以体现与前人论述的不同，如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王斌《四声论》等皆是此类，而王融生前仍“欲造《知音论》”，从这一书名来看，他大概是未接触到“四声”说的。“四声”提出时只含四个声调，“平声”并未再度分化（殷正林对此有论述），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宫商”，而李延寿则改成了“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前者“宫商”“四声”分明可辨，而后者却已混为一谈。其实如果“宫商”与“四声”是一回事的话，那“用宫商”三字就显得多余，这段文字完全可以写成“约等文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萧子显虽然没有混淆“宫商”与“四声”的概念，但他的行文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南齐书•陆厥传》在撰写时，“四声”尚未普及，而“永明体”却早已出名，说明“永明体”与“四声”并无关系，“永明体”的独特之处在于使用了声律，而不是使用了“四声”，萧子显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这句话放在“文用宫商”和“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之间，实际上并不恰当，无怪乎后人产生误解。萧子显本人可能也不太清楚“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的实际起始时间，毕竟永明十一年他只有七岁，对当时和之前的情况不可能了解得十分确切，而等他进入文坛时，“永明体”早已闻名于世，沈约也提出了“四声”律，开始将四声运用到诗文创作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永明体”与“四声”的关系作出误判，也是很正常的。其实王融、沈约、陆厥作为在永明时代就已参与声律讨论的当事人，在当时的讨论中都是只言“宫商”，而未提到“四声”的，而作为亲历者的刘勰后来著《文心雕龙》，单立“声律”一章，也未言及“四声”，另一位亲历者钟嵘在其《诗品》中称“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虽同时提到了“宫商”与“四声”，但却是将两者并举，而非混为一谈。真正将“宫商”与“四声”混在一起，正是从萧子显开始的，而萧子显连“亲历者”都算不上。陈寅恪先生在其《四声三问》中，已经提出了对于萧子显等人的记载与沈约等人的言论不同的疑问，但是因为他也抱着“凡约之所论，及厥之问约、约之答厥，融之语嵘者，皆四声之问题也”的先入之见，最终还是曲为之说，将“宫商”附会到四声上了。
      考察前人记载，“宫商代指四声”这一观念最迟在陈代后期就已出现，《梁书•庾肩吾传》中以“四声”来代称声调，说明此时四声分类法已经普及，并且成为了主流的声调分类法，又因为当时文人对“五声”分类法缺乏了解，看到前代用“宫商”来代称声调，便产生了“宫商”即是“四声”的误解，这也在情理之中。
       孙愐《唐韵序•后论》称：“切韵者，本乎四声……或人不达文性，便格于五音为定。夫五音者，五行之响，八音之和，四声间迭在其中矣。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若细分其条目，则令韵部繁碎，徒拘桎于文辞。”陈澧在其《切韵考》中，对这段话的涵义作了分析，他认为：“此孙愐解说《切韵》之书分四声不分五声之故也。所谓宫羽徵商，即平上去入也。平上去入各有清浊，不可但分一声之清浊，以足五声之数。若四声皆分清浊为二部，则太繁碎；故不可分也。”此论被后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其实并不符合孙愐的本意。孙愐“引字调音，各自有清浊”一句，是针对《切韵》一书的韵部而言的，不是针对四声，他认为《切韵》的韵部，还可以按韵中各字声母的清浊继续划分，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使韵部太过繁碎，所以他不赞同这样做。他反对按清浊细分的是“韵部”，而不是“四声”，因此这句话并不能作为对“《切韵》之书分四声不分五声之故”的解释，而孙愐真正用来解释他反对以“五声”来划分声调的原因的文字是：“必以五音为定，则参宫参羽，半徵半商。”此处的“宫羽徵商”是取其本义，表示五音音阶，而不是代指“平上去入”，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非得用五音来标示声调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声调中包含着多个音调（音高）的情况，比如有的声调是由宫变羽，有的声调是由徵变商。不过这里的“宫商徵羽”应该只是象征性的表述，用来笼统地代表声调高低，而非实指，否则“半徵半商”就不可能实现了，因为商徵之间还隔着角调，如果某个声调一半在徵一半在商的话，那它就不是连续的，而是跳跃性的了。 揣其文义，孙愐应该是认为汉语声调有其自身的升降变化，而“宫商角徵羽”五音只是五个表示相对音高的刻度，用五音来标示声调的话，是无法体现出其升降变化来的，所以他不同意用五音来划分声调，认为这是一种“不达文性”的表现。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孙愐对于“四声”与“五声”的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而相比于“五声”分类法，“四声”的优势也正在于能够体现出汉字声调的升降变化，因此齐梁间人才用它来代替了“五声”，如果二者内涵相同，仅仅是更换了名目的话，那似乎就没什么必要了。
      清代陈澧《切韵考》“论四声与宫商角徵羽”一篇称：“古无平上去入之名，借宫商角徵羽以名之……此所谓‘宫商角徵羽’， 即平上去入四声；其分为五声者，盖分平声清浊为二也。”他认为“五声”就是汉字声调的“四声”，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认同此论，如李新魁先生《汉语音韵学》：“陈澧的意见是对的。沈约在《答陆厥书》中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能举。’这里所说的宫商五声，主要也是指声调的概念。唐代日本和尚遍照金刚所著的《文镜秘府论》据刘善经《四声论》引用李季节《音韵决疑》的序，更明白说宫商等五声指的就是声调。”他说：“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律吕相合。窃谓宫商徵羽角即四声也。”
       但也有学者对此抱怀疑的态度，如董同龢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中称：“他们（五声）跟声调上的‘平’‘上’‘去’‘入’有没有关系；或者竟有，而是什么关系？后人尽有许多揣测，总不免捕风捉影。”而殷正林更是直接反驳这一观点，他在《李登•声类•性质管窥》一文中称：“‘四声’发见于齐梁间为人所共知，如李登已能辨析声调，周颙、沈约等人焉能盛誉文坛，齐梁文士又岂有不辨声调之理！齐梁之于魏，其间三百年，我们也很难想象彼时的魏人已具有以声调为类聚原则撰辑《声类》的能力。”他以齐梁时周颙、沈约因发现“四声”而盛誉文坛为依据，判定曹魏李登提出的“五声”分类法不可能是“四声”，这一思路是正确的，然而竟由此推断“五声”不是声调，则未免矫枉过正。其实上引文字中，李新魁与殷正林二先生的观点虽然大相径庭，但他们所存在的问题却是相似的，都是混淆了“四声”与“声调”的概念，这也是他们对“五声”产生误解的根本原因。

许传刚

我对声韵不懂。所以是收集资料组成文章。资料来自各个方面，但《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是最主要的。

晓风轻送

许传刚 发表于 2017-11-29 08:24
我对声韵不懂。所以是收集资料组成文章。资料来自各个方面，但《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 ...

五音是从音的长短、高下、清浊来划分的。极长极下极浊者为宫之正音，次长次下次浊者为商之正音，极短极高极清者为羽之正音，次短次高次清者为徵之正音，不长不短不高不下不清不浊者为角之正音。五音与四声的关系：平声之清者为商，平声之浊者为宫，上为徵音，去为羽音，入为角音。又：入声为角音，其音居长短高下清浊之中和，故最易音变，所以才有后来的入派三声。

许传刚

晓风轻送 发表于 2017-11-29 22:19
五音是从音的长短、高下、清浊来划分的。极长极下极浊者为宫之正音，次长次下次浊者为商之正音，极短极高 ...

音乐五音存在，音韵五音已失传，因为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已无，四声出，五声没有了市场，无人再谈五声，于是陈代后期以后五音已混同于四声，再无人能说清。五音指汉字声调的高低，而不是声调的起伏变化（四声）。李登《声类》应是把声调最低的汉字划给“宫”声，次低的划给“商”声……最高的划给“羽”声，具体的字已无踪迹可寻，怎样的最高最低更是无法搞清。
五音与四声的关系：平声之清者为商，平声之浊者为宫，上为徵音，去为羽音，入为角音。又：入声为角音，其音居长短高下清浊之中和，故最易音变，所以才有后来的入派三声。-------本文已分析了它是错误的，是把五音混同于四声而产生的错误研究，根本不存在这种关系。

晓风轻送

许传刚 发表于 2017-11-30 08:46
音乐五音存在，音韵五音已失传，因为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已无，四声出，五声没有了市场，无人再谈五 ...

这只是要求，实际当中是难以做到的。但理论还是存在的。问好许先生。

梅花山人

“四声”与“声调”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声调已有认识,但是对声调性质的认识，只有高低的区别，没有升降变化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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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韵学中，声、韵、调三者，声和韵比较好弄明白，调类也还比较好明白，如文镜秘府论中的征整政只，调值最难弄清楚，直到现代语音学和科学的发展才研究音长与音高的一些关系，所以这段话【在“四声”发现之前，人们对于声调已有认识,但是对声调性质的认识，只有高低的区别，没有升降变化的不同。】如此言之凿凿可榷

小三羊

    关于声调在文章中的调配问题，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假定，李登的《声类》命名，用听觉的五音术语“宫商角徵羽”，不用视觉的五色术语“青黄赤白黑”。李登用五音命字，不用五色命字，大概基于文字的声调，属于听觉艺术，而不是视觉艺术。音乐的宫商角徵羽，是【音阶】，文字的宫商角徵羽，是【声调】。
   【音阶】的声调，是个衡量；【声调】的音阶，是个变量的。关于这一点，《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一文，显得死板教条了。

小三羊

至于沈约将文字宫商角徵羽的声调，合并为四声【宫商/角/徵/羽】，不用五声【宫/商/角/徵/羽】，则完全就是附会或借助神农的四象【春夏秋冬】之灵气吧了：

沈氏《答甄公论》云：“昔神农重八卦，卦无不纯，立四象，象无不象。但能作诗，无四声之患，则同诸四象。四象既立，万象生焉；四声既周，群声类焉。经典史籍，唯有五声，而无四声。然则四声之用，何伤五声也。五声者，宫商角徵羽，上下相应，则乐声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则国家治矣。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是以《中庸》云：“圣人有所不知，匹夫匹妇，犹有所知焉。斯之谓也。”

许传刚

你认为《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一文是胡扯，你就一条条批驳吧。别学针叶林的标语口号。你的一点声胡扯是没有人理睬你的

许传刚

小三羊 发表于 2017-12-1 05:07
关于声调在文章中的调配问题，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假定，李登的 ...

你认为《从“五声”到“四声”--齐梁声调分类之衍变》一文是胡扯，你就一条条批驳吧。别学针叶林的标语口号。你的一点声胡扯是没有人理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