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起，正体兴 许传刚

许传刚

权威起，正体兴     许传刚

       骈体统治文坛六百年，唐宋八大家出，荡室犁庭，骈体在文学殿堂再也分不到一杯羹，可见名家的作用有多么的大。

       大家把赋的功劳归之于屈原，其实屈原只有创建之功，赋的兴盛应归功于汉朝初期的帝王们。秦末的两支造反大军的头头都偏爱楚歌，项羽好楚歌，没说的，他是楚人，所以唱出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可怪的是山东人（山东：崤山以东。关中的秦人,称崤山或华山以东的地区为山东,有时也泛指秦以外的六国领土。至唐代和北宋时代,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被称作山东,到了唐代末年,有人用山东专指齐鲁之地.到了金代,设置了山东东、西二路,山东才真正成为政区名称.明代初期设置山东行省,后改称山东承宣布政司.清朝初年,设置山东省）刘邦（今安徽淮北市人），史载他“好楚歌”，他唱出了“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楚王好细腰，宫女皆饿死，于是刘邦的孩子们，一个个好楚歌，惠帝文帝景帝如此，其他的王也如此，于是天下人也好楚歌，一时楚歌遍天下，翻出汉初诗歌，你就知我所言不假。我的研究与许多专家学者不同，我认为许多“言”的诗体的来源不在诗经，而在楚歌，如五言诗、七言诗、六言诗、八言诗、九言诗。那么汉初赋的兴旺也就不奇怪了，环境使然也。

       四言体的盟主地位的确立。汉初，由于帝王们好楚歌，四言体并没有特殊的地位，与其他各言一样地位平等。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孔夫子删出来的《诗三百》提高到《诗经》的地位，武帝搞的文艺活动柏梁台吟诗活动也不用楚歌，全用七字实体字，创造了柏梁体。诗经中唯一成体的只有四言，其他各种“言”都是散句，于是四言体便成为第一个正体诗体，虽然后来作品越来越少，招牌却至今不倒。

       绝句律诗原也是杂体，汉朝时已有古绝古律，魏绝在史上还有些名气呢，但没有什么人重视它，步履艰辛地跋涉了数百年，直到唐朝的杜甫出，格律诗声望才真正提高，奠定了近体诗的霸主地位，从此格律诗由杂体一变为正宗，千年以来无人能撼动它。

       词，本是伶工之词，专门写作供乐师、歌者表演的，在茶座酒席之间演唱，纯属娱乐。因此内容也以唱美人为主，形成美人歌（由美人歌唱）、歌美人（歌唱美人）的格局，按今人政治术语叫萎靡之音、黄色歌曲。文人诗人虽为之，也只是消遣文字，不屑言之，编文集时也不愿收入，即使收入，也打入附册。笔记文集中甚至记载了利用词打击对方，说的是有一个人写了一本词集，出版时却用别人的名字做作者，目的就是给对方抹屎，使对方名声受损。虽我的乡贤晏殊父子把词编成集子，也被称之为《花间集》（花前月下之意，很暧昧的题目）。可以说，词那时确实是单纯的文字游戏。到李煜出，破国亡家，刻骨铭心，于是在拿手好戏的词中灌进了亡国之痛，凄凉之情，一反唱美人的靡靡之音，“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从此，词的思想性与诗无二，到宋朝有柳永、晏殊、苏轼、周邦彦、李清照、张孝祥、辛弃疾、姜夔、陈亮等众多词人，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创作活动，词终于堂堂正正的挤入了文学殿堂。

      元曲本是舞台上戏剧演出时的曲子脚本，它本身就要服从剧本剧情的需要，独立性差，后来才有了独立的小令。戏剧是纯粹的娱乐，因此元曲曾长期处于备遭冷落的境遇，它还远不如词的风光，雅士文人也不屑写它，官僚家庭不许子弟从事戏曲，有的还被逐出家门。作者地位低下，九儒十丐，甚至还不如丐，关汉卿混得与曹雪芹一样，喝稀饭。理论研究上，“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王国维语），把元曲当成了禁区。但是自王国维出，振臂一呼，元曲声誉日盛。予今已蔚为文学研究之大宗。

      所以，无论杂体诗的兴盛，还是杂体诗的转型，都必须有名家带头。在价值观、文学观都在大转变的今天，人们对杂体的看法已日新月异，但杂体要根本改观，也必须出巨匠大家。

晓风轻送

任何一个新体或杂体的兴起，如果没有该体大家的出现，总是难以为继的。问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