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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1 01: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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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原上草 于 2017-9-1 08:59 编辑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云:
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已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此Idea,即王国维之信仰,王氏因此Idea而殉身,真如陈寅恪在《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文》中所说“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凡有真信仰者,其人格必具以下之特征:
①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这句话出自屈原的《橘颂》。我以为这八个字,是高贵灵魂的最基本的特征。诗人应当主动把自己与世俗的人们区别开来。他们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他们从不像普通人一样,只要“每顿桌上都有肉”就满足了,他们更不会迷惑于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有狷介的个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特立独行,不同流俗。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似此,可为真诗人,可谓真高贵。不仅如此,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甚至可能是病人。蓝棣之先生说过,“一切文学经典都是有病呻吟”。苏珊•桑塔格说:“像克尔恺郭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热内——以及西蒙娜•薇依——这样的作家,之所以在我们中间建立起威信,恰恰是因为他们有一股不健康的气息,他们的不健康正是他们的正常,也正是那令人信服的东西。” 楚之灵均、晋之元亮、唐之太白,莫不如是。《离骚》有云:“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这样的人格,便是真诗人的人格,这样的人生态度,便是真诗人的人生态度。
②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闻一多先生曾说过,“诗人的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钟敬文先生说:“诗人的第一件功课,是学习怎样去热爱人类。” 诗人永远会把全人类的苦难当作他自己的苦难。在诗人的身上,不可或缺的是悲悯情怀、忧患意识。老杜穷饿潦倒,而一饭未尝忘心家国,这是后世要尊之为诗圣的原因。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字里行间,皆是一种伟大的人本情怀,故而诗仙不朽。清代大词人陈维崧的《贺新郎•纤夫词》云:
战舰排江口。正天边、真王拜印,蛟螭蟠钮。征发棹船郎十万,列郡风驰雨骤。叹闾左、骚然鸡狗。里正前团催后保,尽累累、锁系空仓后。捽手去,敢摇手。 稻花恰称霜天秀。有丁男、临歧诀绝,草间病妇。“此去三江牵百丈,雪浪排樯夜吼。背耐得、土牛鞭否?”“好倚后园枫树下,向丛祠、亟倩巫浇酒。神佑我,归田亩。”
这首词描写清圣祖遣兵讨伐吴三桂,清廷征发壮丁服役的生离死别的场面。词的上片写抓壮丁的原因、真王拜印的声势、里正的横行。真王拜印,用韩信的典故。韩信平地齐地以后,写信跟汉王刘邦要王位,但说得宛转,他说齐人伪诈多变,不给我一个假王的称号镇抚,其势不定。当时汉王被楚军围困,日夜盼望韩信遣兵,没料到韩信在这样的情况下竟和他讲条件,极为生气,但他的谋士张良、陈平劝他:“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读去声)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于是汉王又骂道:“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这里指的是率军讨吴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康亲王杰书、安亲王岳乐、简亲王喇布等。蛟螭盘钮,是指王印的印鼻上雕刻着蟠龙。而下片则写一个丁男与他的病弱的妻子分别的言语。“此去”以下三句,是妻子的问话,“好倚”以下四句,则丁男嘱咐妻子的话。这首词没有着任何议论,全首只是客观叙述,而作者的态度尽在不言之中,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之所以然者,就是因为词人寄托了一腔悲悯的情怀。
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诗人、高贵的灵魂都像龚自珍的诗铭所说“之美一人,乐亦过人,哀亦过人”。他们比常人的情感要浓热真挚得多,且对于自己所信仰的Idea极其执著。此一Idea托于家国,则为“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托于爱情,则为“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鲁迅谓爱情当“执著如冤鬼,纠缠如毒蛇,二六时中无有已时”,惟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才具有真正高贵的灵魂。那些情感冲淡的王孟一类的诗人,其实不是诗人,而是散文家。而这种哀乐过人执著到死的天性,实即尼采所谓的酒神精神。事实上,也惟一具有这样激烈的天性,才可能对于生命的终极意义有着探索之欲望,也才可能最终获得信仰。那些贿神求福的假宗教徒是永远不会如此的。我们可以举弘一法师为例。弘一法师中年以后剃度出家,持律极严,堪称一代名僧,而早岁词作《金缕曲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云: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可见其性情之激烈、人生欲望之强烈。而惟有人生欲望如此强烈之人,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既明何谓诗人,更当明何谓诗。钟敬文先生说得好:“由于心脏的搏动而咏唱出来的真理,是诗。”
这里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诗是诗人内心激情的外在体现。诗是火,是岩浆!内心种种激情的冲突,总有一种激情战胜理智,最终让你不得不拿起笔来,只有这个时候,你写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的文学经典。写诗根源于心灵,正如《毛诗大序》——中国最早的一篇文艺理论经典——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心灵是诗歌的惟一的源泉,社会生活只会起到感发心灵的作用,本身并不是诗的源泉。诗不但是心灵的产物,更是个人主义的产物。诗,一定要写个人内心所独有的东西。没有独立的人格,自然也就不会产生真正伟大的诗歌。唐代白居易所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是根本不懂诗歌的本质的一种说法。可悲的是,这种说法迄今仍谬种流传。
第二层含义,诗是要咏唱的。因此,诗的意境就要追求深远,诗的情感就要追求深婉,不能像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所说的,诗要“质、径、直、切、顺”,恰恰相反,诗是语言的语言,要求的是极致的美感,绝不可追求老妪能解。有一项对海外华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海外华人中间,最受欢迎的诗是李白的《静夜思》。于是有论者以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就是最好的诗,因为它最通俗易懂,群众基础深厚。然而,一千个无知加起来不等于一点点的有知。在中国诗词漫长的河流中,这首诗只能说是一粒沙,连浪花都说不上。在李白的作品当中,这首诗也是极其的平庸。试想,如果李白只写这样的诗,而没有《古风》、《蜀道难》、《将进酒》这样的作品,他还能是李白吗?陆机《文赋》云:“诗缘情以绮靡”,这就很好地说明了诗的本质第一要根源于情,第二在形式上、语言上要有绮靡之美。这里的绮靡,不能理解成字面的软绵绵的意思,而是说,诗的语言,不同于日常的语言,它需要修饰,需要美。我们来看傅庚生先生的一段论述:
深情必达之以深入之文字。深入即是多一层联想。若单纯平直,则辞俭于情矣。方人之情有所会、感有所触也,往往将内在情感之颜色涂染于外在事物之表,增益其鲜明或加重其黯晦。更往往凭依己身情感之悲愉,重视或漠视与情感趋向有关涉或无关涉之事物。“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怀着一种悼亡伤逝之情愫,身在行宫,目见月而心伤,并以为月原有伤心之色;时逢夜雨,耳闻铃而肠断,并以为铃原有断肠之声。情感之发展与浸淫,只是一派联想,文学原为凭依情感之触发而生,自然颇重联想工夫。或有阙失,则不足以达情感之真蕴也。
杜工部诗云:“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花飞一片即已是春减却,则飘万点正惹人愁可知。辛幼安词云:“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人悯花落,乃至于怕花开,则见落红当惜春残可信。李义山诗:“三年已制思乡泪,更入新年恐不禁。”思乡已制泪三年,应更难制,是就时间明思乡之弥切也。陆放翁词:“故山犹自不堪听,况世萧然羁旅。”故出且犹不堪听,矧在他乡,是就空间明羁旅之难堪也。沈约斋《论词随笔》云:“词贵愈转愈深。稼轩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玉田云:‘东风且伴蔷薇住,到蔷薇、春已堪怜’,下句即从上句转出,而意更深远。”
据此,可知诗当求深求婉,夫文胜于质则史,质胜于文则野,一定要文质彬彬,而后才可与言诗。
第三层意思,诗是真理。钟先生说:“诗人是真正的预言家。他的敏感使他预见到人世未来的祯祥或灾祸,而他的诚实使他敢于宣布他。” 伟大的思想家不一定皆是诗人,但诗人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只是,诗人的思想,不一定符合语言的逻辑,却符合着情感的逻辑。他不是用理性,而是用比历史更严肃、更具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来感发人、让人看到未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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