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宋诗选注·严羽

温柔的风

严羽（生年死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邵武人，有《沧浪吟》。他是位理论家，极力反对苏轼黄庭坚以来的诗体和当时流行的江湖派，严格的把盛唐诗和晚唐诗区分，用“禅道”来说诗，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开了所谓“神韵派”，那就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他的《沧浪诗话》在明清两代起了极大的影响，被推为宋代最好的诗话，像诗集一样，有人笺注①，甚至讲戏曲和八股文的人，也宣扬或应用他书里的理论②。

批评家一动手创作，人家就要把他的拳头塞他的嘴──毋宁说，使他的嘴咬他的手。大家都觉得严羽的实践远远不如他的理论③。他论诗着重“透彻玲珑”、“洒脱”，而他自己的作品很粘皮带骨，常常有摹仿的痕迹；尤其是那些师法李白的七古，力竭声嘶，使读者想到一个嗓子不好的人学唱歌，也许调门儿没弄错，可是声音又哑又毛，或者想起寓言里那个青蛙，鼓足了气，跟牛比赛大小。江湖派不满意苏、黄以来使事用典的作风，提倡晚唐诗；严羽也不满意这种作风，就提倡盛唐诗。江湖派把这种作风归罪于杜甫，就把他抛弃；严羽把杜甫开脱出来，没有把小娃娃和澡盆里的脏水一起掷掉，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虽然“以禅喻诗”，虚无缥缈，作品里倒还有现实感，并非对世事不见不闻，像参禅入定那样加工精制的麻木。他很爱国，尽管他那些《从军》、《塞下》、《出塞》、《闺中词》等等都是仿古摹唐之作，看来也在他所处的时代里抛锚下碇，寄托着他的期望：“何日匈奴灭，中原得晏然？”跟一般想像边塞风光的摹唐之作，还有点儿不同。此外他有两三首伤离忧乱的诗，比较不依傍前人，颇有情致。

关于《沧浪诗话》，此地不能多讲，只有两件事还值得一提。当时跟《沧浪诗话》的主张最符合的是包恢《敝帚稿略》里几篇文章④，而据《樵川二家诗》卷首黄公绍的序文⑤，严羽是包恢的父亲包扬的学生；当然，徒弟的学问和意见未必全出于师父的传授，不过假如师兄弟俩的议论相同，这里面就有点关系。《沧浪诗话》的主张不但跟十九世纪欧洲颇为风行的一派诗论接近，并且跟古印度的一派诗论暗合，更妙的是那派诗论的口号恰恰相当于汉文的“韵”字⑥；印度的文艺理论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过，“禅”不过沾了印度哲学一点儿边，所以这个巧合很耐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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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代就有胡鉴的注本，还有仅注“诗体”一节的王玮庆《沧浪诗话补注》。

②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第三十九上（参看第二十一、第二十六），董其昌《容台文集》卷二《赵升之制义序》、《戏鸿堂稿自序》，王铎《拟山园初集》第二十四册《文丹》。

③例如方回《桐江集》卷七《〈诗人玉屑〉考》，李东阳《怀麓堂集•杂记》卷十，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中，李日华《紫桃轩杂缀》卷二等；参看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百四十四称赞《沧浪诗话》，而卷一百四十七说严羽的诗“仅具声响，全乏才情”。

④卷二《答傅当可论诗》、《答曾子华论诗》、卷五《书徐子远〈无弦稿〉后》。马金编戴复古《石屏诗集》有包恢序，《敝帚稿略》漏收，里面的议论也可参证。

⑤《在轩集》失收。

⑥参看德《梵文诗学史研究》第二册第五章、第六章（一九二五年伦敦版第一百八十一页、一百九十页、二百二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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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①
误喜残胡灭，那知患更长！
黄云新战路，白骨旧沙场。
巴蜀连年哭，江淮几郡疮。
里阳根本地，回首一悲伤。
闻道单于使，年来入国频。
圣朝思息战，异域请和亲。
今日唐虞际，群公社稷臣；
不防盟墨诈，须戒覆车新②。

①原有六首。宋理宗端平元年（公元一二三四年）宋师会合蒙古师灭金；理宗端平二年至淳枯六年蒙古师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理宗宝佑六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至开庆元年（公元一二五九年）蒙古师攻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结果宋宰相贾似道向蒙古求和，以“称臣纳币”为条件；宋度宗赵禥咸淳三年（公元一二六七年）蒙古师围襄阳，一直围困到咸淳九年守将吕文焕因贾似道不派兵援救，献城出降。严羽这些诗大约是咸淳三年以后所作。

②订和约，就不防备敌人的反覆无常、不守信义，那可得小心，别重新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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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①
天涯十载无穷恨，老泪灯前语罢垂。
明发又为千里别，相思应尽一生期。
洞庭波浪帆开晚，云梦蒹葭②鸟去迟。
世乱音书到何日？关河一望不胜悲！

①题目原作“临川逢郑遐之云梦”，疑心漏掉一个“之”字；郑遐之到湖北去，路过江西，遇见严羽。

②云梦泽边的芦荻；这是用《诗经》里《秦风•蒹葭》的语意，表示分手之后，盈盈一水，相望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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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严羽之所以排斥“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主要是针对当时相当流行的江西诗派的创作弊端所提出的批评，认为江西诗派过度使用理性议论、文字技巧和学问典故，偏离了诗歌抒情本质及盛唐诗歌的含蓄传统，提倡诗应具备‘别材’‘别趣’，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诗学观点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原句见《钱锺书：宋诗选注·严羽》
      这里应该留意两个词，一个是过度，一个是偏离，过度的是形式主义，偏离的是本质和传统。
严羽认为：
宋诗重理性议论，缺乏盛唐诗歌的“兴趣”、“气象”及“一唱三叹之音”。
诗应“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强调“妙悟”与“别材别趣”。
过度说理违背“吟咏情性”传统，导致诗味寡淡。

      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个人认为应从三个层面看，以文字为诗大抵指的是韩退之的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则大抵指的是西昆体的过度注重文字技巧和学问典故，以议论为诗指的是江西诗派过度使用理性议论而偏离了诗的言志、抒情之本质和传统。钱钟书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论著《谈艺录》中针对此类现象特别指出：诗贵有理趣而不贵有理语。

    理趣也者是体现寓事理、物理、情理于景致、意象之中的趣味性而不是教条的、抽象的、口洞的说教，教条的、抽象的、口洞的说教是理语而决非理趣。

      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曾提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同时顺便提到了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作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可见，钱先生对宋诗中的形式主义倾向是明确持批评态度的，宋初的两大流派西昆体和江西诗派都具有比较明显的这种倾向，当然，唐诗中也有这种倾向，只是放在整个有唐一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比较典型的是韩愈的以文为诗，即是刻意地提倡突破近体诗的种种束缚和羁绊，借用形式较为自由的散文之字、句、章法来进行诗歌写作，有关这点毛泽东同志已有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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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初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尊杜甫为祖，下列二十五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朋、洪刍、饶节、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过（按，有草字头）、夏倪、林敏功、潘大观、王直方、善权、高荷、何觊。吕本中的《宗派图》本是少时戏作，名单的取舍序次都很随意，但他指出江西诗派的存在则是合乎事实的，诗派成员大多受到黄庭坚直接或间接的指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或深或浅受到黄诗影响，确实是一个具有相似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的诗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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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中，历史上的西昆体和江西诗派均一直为人所诟病，当代的老干体、日记体之类亦然，只不过理论版一旦要是按照这些大部分人认可的观点对某些现象提出批评时便也许会有人提出百花齐放来作借口搪塞，更有甚者是你越批评他就越来劲，就学江西诗派就学西昆体就写老干体写日记体又干你理论版什么事？

高情不入俗人眼，卧草，他高任他高，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我辈俗人，一笑而过可也，该批评的照样批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