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情感，乱世之理智”——论杜甫诗歌的情理变换

山有乔松

盛世之情感，乱世之理智”——论杜甫诗歌的情理变换

   一、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712—747）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出身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有“盛唐气象”之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24岁，赴洛阳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尽管杜甫落第而归，但年轻气盛的他仍饱含胸中之志，立志忠君报国，继承家族兴旺。
　　这一时期可以定为创作的前期，即盛唐时期，时间段为712年—747年，总风格为：真情豪迈地抒怀，抒发的情感以“爱”为主，真情豪迈为主流风格。

　　（二）真情豪迈的诗歌风格。
　　在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以及杜甫这样年轻气盛的年纪，杜诗的整体气势得到体现，抒发真性情与远大抱负，诗歌主题具体也可以分为四类：
　　1. 抒发心胸与抱负。
　　以《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代表诗作。《望岳》描绘了泰山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借泰山直抒胸中之意，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顶上，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体现了其傲视群雄，满腔热情的抱负。杜甫的心高气傲、自命不凡之气，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得到深刻地抒发。“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
　　2.记叙交游，抒发生活得惬意。
　　以《题张氏隐居二首》和《夜宴左氏庄》为其代表诗作。以《题张氏隐居二首》为例，写出了杜甫与友人在乡间田野饮酒取乐的喜悦惬意的情怀，诗中也不乏幽默之词。“归醉每无愁”，一醉方休，醉归忘险，充满了无限的兴致，笔调之间满是欢畅。
　　3. 盛唐的颂歌。
　　以《饮中八仙歌》为其代表诗作。诗歌描绘了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对各自醉趣的描绘生动豪爽，洒脱不拘，在淋漓尽致中彰显盛唐气象。
　　4.富有真性情。
　　以《春日忆李白》和《病后过五倚饮赠歌》为其代表诗作。《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体现了杜甫的真性情。

按：此文的来源不明，查不出原作者，初步怀疑是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钱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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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乔松

二、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747—756）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宝六年，杜甫36岁，于长安应诏就选，但因李林甫嫉妒贤才，应试者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多次献诗希望辅佐君王，却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现实培育了杜甫，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前，时间段为747年—756年，杜甫诗歌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真情豪迈的抒怀转变为个人情感的抒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但却以“恨”为主，嘲讽揭露为其主流风格。杜甫的诗中洋溢着对统治者集团荒淫奢侈的讽刺揭露，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以及对唐王朝潜伏的危机的担忧，其“忧国忧民”思想初见端倪，开始萌芽和成长。

　　（二）嘲讽揭露的诗歌风格。
　　1. 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败。
　　代表诗作为《乐游乐园歌》、《兵车行》和《丽人行》。以《丽人行》为例，全诗讽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和庞大的气势，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
　　2.忠君爱国，同情士卒。
　　以《前出塞九首》为代表诗作，诗中既表达了对士民离家远征的同情，“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同时歌颂士兵舍身报国的精神也不乏，“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3.讽刺朝廷好大喜功。
　　以《后出塞五首》为代表诗作，同为出塞诗，《前出塞九首》表达忠君爱国，而《后出塞五首》却开始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原因有以下几点：（1）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由刚开始的不成熟走向相对成熟，对唐王朝对外征战的本质认识加深了；（2）时代的变化，《前出塞九首》是征战吐蕃之作，当时王朝盛极，扩大疆土，巩固政权，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值得称颂的，而《后出塞五首》则反映无止境地开疆拓土而造成了安禄山的反叛，是乃“过犹不及”之行。所有借《后出塞五首》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
　　4.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前、中期思想艺术的最高峰，作者通过十年困顿的磨练，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

山有乔松

三、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756—770）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空十四载，杜甫44岁，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发生“安史之乱”，投奔灵武，被敌俘获，押送长安，在长安目睹胡兵屠杀人民，写下了众多爱国主义诗篇。46岁，从长安逃至凤翔，唐肃宗授左拾遗，后因上疏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48岁，往返华州、鄜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亲眼看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写下“三吏、三别”。
　　次年弃官去泰州、同谷、成都，于成都落成“杜甫草堂”，通过严武的帮助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后，时间段为756年—770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后期。在“安史之乱”的洪流中，杜甫到处漂流，到处逃难，在漂泊的旅途和生活中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完全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与以前一时期相比，前者多是情感的笔调，多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爱和感叹。“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就是社会理性的抒怀，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以“爱”为主，悲情壮美为主流风格。
　　根据杜甫后期的经历变化、思想变化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又可以把后期再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就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二）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
　　1.第一阶段（756—760）
　　即安史之乱开始到成都草堂落成前，其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抒发，杜甫在漂泊、奔走的途中，高调的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题有以下三个：
　　（1）离别之思，思念亲友。
　　代表作品有《月夜》、《天末怀李白》、《羌村三首》、《不见》等。《天末怀李白》是杜甫因李白被流放而抒发不平之作，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一句，写出了李白像屈原一样的冤屈，表达了深刻的同情。
　　（2）沙场抒怀，战事之悲壮。
　　代表作品有《悲陈陶》、《悲青坂》。《悲陈陶》中的“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满怀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牺牲，死得壮烈，使诗歌在描写战败的时候兼有悲、壮之情。
　　（3）忧国忧民，期盼统一。
　　这类诗在这一时期是最多的，尤其是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体现了忧国忧民和期盼统一的思想感情。忧国的诗作有《哀江头》、《春望》、《秦州杂诗》等，忧民的诗作如《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佳人》等，期盼统一的诗作如《新安吏》、《潼关吏》、《属相》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其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凉气氛，写出了对征役的无奈和人民的同情。
　　2.第二阶段（760—763）
　　即由成都草堂落成到蓟北的收复，760年，成都杜甫草堂落成。诗人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这一时期，当然也不乏安史之乱未平之前的忧国忧民之思，但主要的还是以低调的忧国忧民的抒怀为主。主题有以下三个：
　　（1）相对安定的生活和惬意的心境。
　　代表之作有《江畔独步寻花》、《水槛遣心》、《客至》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写出了蝴蝶、黄莺的自由自在在花间树梢游玩的美丽图画，传达出轻松快活的生活情趣。
　　（2）安定之中不忘忧国忧民之思。
　　代表之作有《野望》、《登楼》、《宿府》以及高峰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从自己的苦难中想到全天下寒士的痛苦，希望全天下人民能安居乐业，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
　　（3）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代表之作有《春夜喜雨》和《将赴成都草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句借春雨的降临写出了杜甫的内心喜悦和对人生的憧憬和希望。
　　3.第三阶段（764—770）
　　即由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到杜甫临终。764年，“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唐王朝却开始由盛转衰。杜甫晚年眼睁睁地看着唐王朝国势渐渐衰微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和无奈。由此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也随着杜甫本人一起，走入了末年，“忧国忧民”的抒怀由高调到低调进而变成了哀调。主题有以下两个：
　　（1）对国势衰微的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生活得同情：
　　代表诗作有《宿府》、《登楼》、《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负薪行》、《秋兴八首》、《登高》等。《秋兴八首》抒发对国运由盛而衰的感叹和无奈。“听猿实下三声泪”，诗人听着哀婉的猿声，禁不住掉下了悲痛的泪水。与《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有同义。
　　（2）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
　　杜甫已到晚年，但却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杜甫已是“老骥伏枥”，但其心中的政治抱负却还没有实现，杜甫心中充满了不甘，但又很无奈，这种无奈是悲哀的，也是可怜的。《咏怀古迹五首》借对五个历史人物的凄凉身世、壮志未酬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寄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借琵琶写意，表达了诗人千载留恨的悲郁情怀。


　　（三）杜甫后期诗歌风格的“真、善、美”的统一。
　　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

　　1.“真”
　　（1）“情真”
　　“真”的形成期是盛唐之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真情豪迈的风格，诗歌当中尽显盛唐气象和理想抱负，杜甫用真情抒怀，使诗歌带上了真情实感，所以，这一时期的真，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情的真”，即“情真”。
　　（2）“感真”
　　“真”的发展期是十年困顿时期，是由于仕途失意而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由此而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真”是作者因个人的遭遇而产生的对“真”的反映，是从个人出发地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是一种“感性的真”，即“感真”。像《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到自身的政治理想，希望辅佐君王，诗中同时也有对朝廷，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之情。此情于此诗中并不明显，而在后来所作的《丽人行》中已见批判的端倪，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暗示唐王朝潜伏着危机，《丽人行》是杜甫“感真”的发端之作，全诗的风格虽然是含蓄的，但却强烈地讽刺了唐王朝贵族腐朽淫靡的奢侈生活。“感真”的顶峰之作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是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作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往奉先县探亲时所作。此诗在杜甫创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一代史诗。“感真”时期，杜甫对整个社会是爱、恨交织的，但由于自身的遭遇与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的原因，导致杜甫以恨为主，以爱为辅。从《前出塞九首》到《后出塞五首》，杜甫对唐王朝由爱转恨一念之间，杜甫心中有“爱”，“忧国忧民”，但却更多地带有“怨恨”，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归结于唐王朝，正是“恨”的体现。这种“感真”是主观非理智的情绪，也正是“忧国忧民”思想不够成熟的表现。
　　（3）“理真”
　　“真”的成熟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四处漂泊，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灾难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后，其“忧国忧民”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思想主流由对唐王朝的讽刺、厌恶转为同情和爱怜，由“恨”转为“爱”，《恨别》是典型的由“恨”转“爱”的代表诗作，诗人由别而引起对亲人、家乡的怀念，由恨别引起对战争的痛恨，从而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杜甫的思想也开始成熟了，由原本感性的抒怀转为理性的抒怀，由对个人命运的不幸的感叹转为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他不再感情用事，而是理智用事，明白了与其恨国家，不如爱国家，帮助它实现和平统一。“情感的真实”转变为“理性的真实”，即“感真”转变为“理真”。


　　2.“善”
　　杜甫诗歌“善”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上，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在漂泊和逃难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困苦，其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三吏、三别”，杜甫用怜悯和哀婉的笔调写出了对骨肉分离的深切同情和渴望平叛实现统一的爱国精神。《又呈吴郎》中，杜甫写诗开导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前来打枣，而应该对老妇人亲近、友好，“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用良心做人，同情老百姓，体恤老百姓，正是其“善”的体现。

　　3.“美”
　　杜甫诗歌的“美”的风格贯穿了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前期盛唐之音真情豪迈的抒怀还是后期忧国忧民的悲情壮美，其诗歌始终是一种“美”的感受。只不过前期所体现的“美”是“豪放的美”，而后期所体现的“美”是“悲壮的美”。
　　“豪放的美”贯穿于大自然的美景、远大的心胸、抱负以及真性情之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既有自然地美，也有其远大心胸、抱负所体现的心性美和精神美。“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既有诗人的人格精神美，和洒脱豪放的灵气美，也蕴含盛唐气象的雄壮之“美“。
　　“悲壮的美”体现在以下两点：（1）战争的悲壮美；（2）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战争的悲壮之美以《悲陈陶》为例，通过一场悲剧性的战争，用浓重的笔墨加以渲染，从战士的牺牲，肃穆的气氛中，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诗人用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死得悲壮，死得壮烈。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以《春夜喜雨》为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借春雨的降临直抒胸臆，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尽管国家面临灾难，尽管仕途失意，但杜甫能够在自身乱离的生活中带上一些温馨的笔调和欢喜的插曲，始终不忘掉自己的理想、信念，满怀信心和希望，去等待祖国的春天、人民的春天和自己的春天，这种温存的美，让读者也感受到心灵的美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