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解读中的故意误读
读周啸天《诗词赏析七讲》,在开篇的“致读者”中就读到一个让人有些吃惊的例子:“民国年间,有位北大教授讲《赠卫八处士》,结论是,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甫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胡适接任系主任,就把他解聘了。事见张中行散文。”⑴ 周先生举这个例子是用以证明“判断一首诗的好坏,有赖于审美直觉”的观点。也就是说,这位北大教授缺乏审美直觉,误读了杜甫的诗,以致后来被胡适解聘了。杜甫《赠卫八处士》入选《唐诗三百首》,传诵既广,也不难解。其中有:“夜雨剪春韭,晨炊闻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这些诗句表现主客情真意深,常人大概不会有异议。北大一位教授,而且是开讲唐诗的教授,缺少审美直觉,居然解出卫八处士待杜甫不好的诗意来,实在令人吃惊而又不免有些怀疑——这是真的么? 读至周先生著作第五讲“会意”时,又看到此例:“但是读者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万变不离其宗,即不离莎翁笔下的那个哈姆雷特。张中行《红楼点滴三》一文提到一位北大教授林公铎,自视很高,喜欢立异。上课常常发牢骚,说题外话。譬如讲诗,一学期不见得能讲几首;就是几首,有时也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结论说,卫八处士不够朋友,用黄米饭招待朋友,杜公当然不满,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到胡适兼任系主任、动手整顿的时候,他就被解聘了。”⑵ 周先生的第二次引用,点出了这位教授的名字——林公铎,又说明了林教授误读的缘故:“自视很高,喜欢立异”,“喜欢随口乱说,以表示与众不同”。这说明林教授知道按常理该怎么解,不过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故意做了相反的解读。是故意误读,而不是缺少审美直觉,这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原因。那么张中行先生的文章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张先生散文中也两次提到此事。其一在《自由与容忍》中:“还有更容更忍的情况。是听通县师范同学兼北大国文系同学(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说,他上林先生唐诗课,听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慢待,这是用黄粱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气了,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学没有听错,这是林先生学阮籍、刘伶之流,故意说怪话,且不管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学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见怪不怪。”(所引张中行先生文章百度可查阅)其二在《红楼点滴》中,内容与上面相同。看来,张中行先生觉得林教授就是“故意说怪话”,并非读不懂杜甫的诗句。 明知诗文中无此意,却偏要读出这个意思来——这种故意误读,自然不是林教授的创造与专利。且不说《诗经》的解读中,有多少凿空附会,只为解出教化的道理(解诗者当然是不肯承认故意误读的),就举一个说穿是“故意”的例子。事见《世说新语》: 支愍度和尚想渡江南下,跟一个北方和尚结伴同行。两人商量说:“用旧教义到南方去宣讲,恐怕没有人听,连饭也会吃不上的。”于是将旧教义中“有心无心”一语解作“有‘心无’心”,共同创立“心无义”一说(类似于当时流行的《老子注》《周易注》里面讲到的义理)。过后,那个北方和尚并未过江,而支愍度却讲了多年的“心无义”。后来,北方和尚还托人捎信给支愍度,说:“心无义怎么能成立?当初想出这个办法来,是暂时混口饭吃罢了。若再讲下去,就是背弃如来佛祖了!”⑶ 这个故事很是发人深省。从中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两点:一是既为“故意”,就是有目的的。对两个和尚来说,就是为了有饭吃。这不免让人想到清人龚自珍的两句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为了吃饭,有多少人故意误读误写呢?二是,要“故意”者承认“故意”恐怕不易。两个和尚中的一个就是将错就错,一直错将下去。虽然另一个承认错误,希望改正,但恐怕错而有利,又错已成真,改不得,不能改也。 对诗歌的故意误读,一般情况下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的,除非误出妙义,形同别解。比如将“一枝红杏出墙来”,故意读成美女出轨,将“春宵一刻值千金”故意读成新婚之夜或男女欢爱的美妙时光,误得人人心领神会,并且也都知道是摘句式的别解,并不影响对原诗本意的诠释。这可以看作是“故意”而得了一个好的结果。但大多数的“故意”,结果难免是弄巧成拙。如林公铎教授,故意说怪话,最终丢了教职——当然,说怪话恐怕只是被解职的原因之一。再如文革中,名人郭沫若先生解杜甫《营屋》诗(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云:“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是一点也不夸大的。”⑷把诗中的“千竿”解为确数一千竿,为的是证明杜甫草堂占地很大,杜甫过的是舒适的地主生活,而不是穷困潦倒,艰难度日。郭沫若本是诗人,又是学识丰富的大家,对诗中“千竿”的虚与实自然明白得很,但为了迎合上意,贬杜扬李,做了故意误读,遗憾地给人留下笑柄。近来,北师大又有一位大名康震的教授,从杜甫的《石壕吏》中读出了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正面形象(石壕吏),语出惊人,顿成网“红”,但这个几乎是人人声讨的“红”,恐怕也是康教授始料不及的。 还有一种用心险恶的故意误读,意在罗织罪名,坑人害人。把“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解作嘲讽满人没文化;把“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解作嘲讽清灭明是异种称王——给人套上杀无赦的反诗帽子。这种恶意误读,也就是做文字狱的帮凶了。 再回到周啸天先生的举例上来。周先生在“致读者”中的举例,其实也有故意误读之嫌。张中行先生明明写了林教授是故意说怪话,周先生却在第一次引用时硬说他缺乏审美直觉。这样故意误读张中行先生的文字,为的不过是让自己的观点多一个吸睛的例证,而两次引用,前后矛盾,岂不也是弄巧成拙。
注释: ⑴周啸天著:《诗词七讲》,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年,致读者。 ⑵同上,第五讲,会意。 ⑶原文见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第459页。 ⑷见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杜甫的地主生活。
|